第一次见李建军，大约是10多年前，在东城图书馆北京作协组织的一次诗会上。李建军来得晚，穿一双剪子口布鞋，拎着一个小布袋，里面似乎是几本书，一身衣着显得朴素而简单，一开口，却迸发出玉石金声。讲什么已不记得了，但敢说真话敢说有分量甚至是得罪人的真话，却印象深刻。事后我看被批评者不仅不见怪，还主动上前去攀谈，气氛极为融洽。我想批评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吧，一方面本着良心说话，不虚与委蛇，另一方面，又与被批评者友好相处，成为同道。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这种理想状态在俄苏文学里就有，而且成为一种精神传统。

这是不是李建军痴迷俄苏文学的一个情结呢？他倾力而为的就是试图构建中国的具有道德高义又符合文学规范的中国文学批评愿景。只可惜，这个愿景似乎不那么容易实现。有没有一种文学批评符合这一愿景，而且还便于我们学习？有的，这就是俄苏文学。于是李建军一头扎进去了。于他，这不仅仅是还债，是一种情感牵引，更是一种使命感使然。

如今，鲜有人愿意这样皓首穷经做冷学问，而且写出来的文章说不定还会得罪人。然而，15年，李建军就是这样一头扎进去的。他像一只温顺的熊猫重返竹林。他一点点地爬梳，一点点地抉取，披沙拣金。从他每一篇文章后面落款的时间来看，他是不着急的，从2004年一直写到2018年，整整15年，可谓是勤勤恳恳，孜孜不倦，“恒兀兀以穷年”。他既全面梳理了俄苏文学的方方面面，从精神气质与精神传统、重点作家与文本解读，到文学批评与理念建构、路向转换和接续传统，其中既有宏观理念的辨认，如忏悔叙事的几种模式，也有重点作家和作品的微观解读，如果戈里与《死魂灵》、奥斯特洛夫斯基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中国文学构建了一个可供参照的文学镜像，也对比寻找着解决中国文学诸多问题的一剂良方。如果不是因为对中国文学爱得深沉，或许就不可能做这一件浩繁的工作——80多万字的文学批评巨著，不是谁想写就能写出的，而且还充盈着饱满的诗情。

是的，是诗情。这是我阅读本书时直接被感动的地方。一部好的文学批评著作或许本该具备诗一样的情怀和品格，充满诗性的智慧和果敢。李建军的批评文字从来就不是冷冰冰的，他旗帜鲜明，掷地有声，不含糊，不温吞水，不王顾左右而言他，字里行间闪烁着批评的锋芒和钻石般的真知，这种文风恰恰是认真的表现。这也是俄罗斯文学批评大师别林斯基的批评范式。李建军深有感慨地写道，“敢于表达自己的愤怒和不满，这就是别林斯基最了不起的地方。表达自己的态度和主张的坦率性，敢于反驳对方观点的论战性，这些，就是一个优秀批评家最重要的精神特点。”这些话，既是写给别林斯基的，也是他写给自己的。

李建军正是这样做的。莫言获诺奖之前，李建军针对莫言作品中的问题展开深刻的分析，那时候莫言获奖呼声已达峰顶。莫言获奖后，李建军照样抓住莫言作品中的问题，写了一篇大文章，其火力的尖锐性和不可辩驳的硬核甚至远超过此前的批评。我想这就是一个批评家应有的胆识和胸襟吧。在他眼里，或许只有对真理的追求，而没有任何私敌。

知己知彼，讨论别林斯基意在为中国文学寻找批评的良方。李建军写道，“我们缺乏别林斯基那样的‘论战家’型的批评家，缺乏别林斯基那样把文学当作圣物的纯粹态度。我们把人情世故和利害得失，置于文学之上，害怕得罪人，害怕人家说自己苛刻和不厚道，因此，在展开批评时，便畏首畏尾，患得患失。”说得多透彻啊，此正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症候。这完全是用心良苦的批评文字，其情可鉴如日月，其心可触如赤子。

李建军在每一章里，几乎都有对中国文学的批评，这些文字同样闪烁着诗性智慧和赤子情怀。在第一章第三节，讨论忏悔叙事的几种模式。无论是法国式的忏悔，接近自我主义和世俗情调，还是俄罗斯式的，具有博爱精神和宗教气质，在中国文学里都几乎没有。忏悔跟中国文学无缘。这会怎样呢？李建军分析道，“这一模式制约下的中国的小说，叙述谋士的诡诈，叙述壮士的忠勇，叙述淫妇的惨死，叙述贞妇的冤屈，叙述官吏的酷虐，叙述君子的正直，叙述小姐的多情，叙述才子的缠绵。这样的叙事可能很凄婉，很感伤，很怨愤，但却很少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描写良心的强烈痛苦，展示罪感带来的不安和焦虑。”请原谅，我还要引几句，“如此一来，在中国作家的作品里，你就很少看到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忏悔伦理，也很少看到彻底意义上的忏悔行为。”然而，人只有通过忏悔才能洗清自己的罪孽，只有通过反省才能获得新生，没有忏悔伦理的文学是多么可怕啊。李建军引用弗里德里希·黑尔的话说，“通向对于人类可能存在的天堂之路必须穿过我们自己的地狱。”是啊，不经过自身的黑暗，不学会反省自己的卑下，如何得见光明和未来？

“重估”二字也是李建军用力甚深的地方。在李建军笔下，几乎每一个涉及到的领域，都能重新挖掘出非凡的意义和价值，都重新焕发出评估的光芒。讨论作家作品是这样，梳理庞杂的批评传统也是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最敬重的作家之一，说完全崇拜他也符合事实。在华中师范大学，在桂子山图书馆，我是顺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一本一本读过去的，本科毕业时，我写的论文就是关于他的《论诗学的〈双重人格〉——兼与别林斯基商榷》。后来，就一直深爱着这个作家，甚至深爱着那个深夜晃荡在街上的拉斯柯尔尼科夫，那仿佛就是另一个我。

“文学批评与理念建构”是本书的重头戏，共2章，其中有一节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见托氏的文学批评也不可小觑。但真正读进去，却发现李建军完全颠覆了我心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笔下，有两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是叙事作品中的，一个是批评文字中的，前者是“一个仁慈的人，一个虔诚的教徒，一个拷问灵魂的心理学家、伦理学家和宗教学家”，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后者是“一个黯淡的形象——一个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一个缺乏健全的人格和成熟的理性意识的人，一个冥顽不化的斯拉夫主义者”，是一个缺乏正直人格的拙劣的批评家。这个批评家，甚至为在任的沙皇和未来的沙皇唱起了赞歌，他写道，“我希冀您，殿下，作为世界上富有艰巨天命的伟大的皇帝的储君，俄国未来的领导和主宰，可能俯察我的意图，我知道这是很差的但却是忠诚的意图，我用艺术形象描绘我国当前文明生活中之最危险的祸害。”

这启发我进行反思，反思人性的复杂性，反思伟大作家的光明与黑暗。那么，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义在哪儿？李建军写道，“我们时代的文化困境和内在冲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实在太相似了啊！在我们时代的许多作家身上，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庸陋，却没有他的伟大；有他意识上的狭隘，却没有他精神上的高尚。如何克服他的庸陋，接近他的伟大，正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迫切的问题。”真是拳拳之心，殷殷之意，一颗赤子情怀，完全溢于言表。

讨论高尔基现象或许更可见出李建军寻找良方的用意。高尔基开启了一种新的写作模式，“他以独特的气质和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俄罗斯文学的精神传统”，但他不像但丁，“承上启下，连接着新旧两个时代”，他导致了俄罗斯文学发生裂变和异化。高尔基现象对我国的文学现象有着直接的启发作用。我们或许在某个阶段，也因为某些特殊因素的介入，比如战争因素和政治因素，中断了2000多年的家国传统和忧患意识，中断了萌芽的民主和科学的启蒙道路，使得文学陷入种种泥沼。我们来看看高尔基的论述吧，或许这样看得更清楚，他说，“文学是社会诸阶级和集团的意识形态——感情、意见、企图和希望——之形象化的表现。它是阶级关系的最敏感最忠实的反映。”很显然这种仅仅从社会学层面作出批评的文学观是狭隘的、落后的，不能融入现代性，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是诗性的，符合人性的。但偏偏我们多年来就是奉行这种文学观，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有些人变相地拿起这种文学观作为刀斧来砍伐作家作品。李建军写道，“那些信奉这种功利主义文学价值观的人，通常习惯于用僵硬的意识形态的刀斧来肢解作品，常常在对作家的评价上，表现出一种随意而任性的消极状态——这一点，我们在不计其数的‘批判文章’中，在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史著作中，都可以见到。”

有没有解决办法呢？或许很明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从俄罗斯传统中借助金针度己，虚心地向他们学习，从自身传统中去寻找新生的突破口。俄罗斯正是这样，勇敢地向过去学习，接续善良和高贵两大传统，将人道主义和批判精神发扬光大，“站在凯撒的对立面”（李建军语），催生出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索尔仁尼琴、阿列克谢耶维奇等许多世界级的大诗人和作家，使俄罗斯文学重新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