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闹的骡子：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化》（修订本），李兆忠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4月出版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化的兴起和发展，被当作现代世界文化、文学演变全局的一个环节和一个部分来理解、阐释和评价，这种认识方法现在大概已经很少有人会质疑。但如果由此，把整个中国现代文化、文学都指认为中外文化、文学交流融合的结晶，以至用“骡子”来比喻，恐怕就有很多人不以为然。20多年前，在北师大新一届研究生开学典礼上，一位现当代文学专业的资深教授上台发表寄语，劈头就介绍自己是研究“骡子”文学，引得满堂惊异、全场哄笑。接下来他又解释：没有中外文化、文学的杂交，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学，这不就像骡子出自马、驴杂交一样？ 想来当时在场的听众，尤其是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生，尴尬之余，多会有些意欲反驳的念头。但看说这话的先生，本身就是以最具本土特色和民族气派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研究见长的前辈，而并非“在外国人面前研究中国、在中国人面前研究外国”的一派所谓脚踏中西两条船的学者，于中于西无论哪一边都还毫无研究的后生小子，哪配费神置喙、争辩什么呢？《喧闹的骡子》的作者，显然和自称研究“骡子”文学的老教授英雄所见略同。不仅如此，在“喧闹的骡子”这个书名和汇集在这一书名下的18篇文章里，“骡子文化”的内容和意义，从更全面地切合史实和更深入地明辨学理的意义上，得到了系统的丰富和拓展。 2010年这本书初次出版时，自上世纪末开始，文坛学界聚讼不已的所谓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两派思想潮流孰优孰劣的话题，还沸沸扬扬、高热未退。与之关联，针对近现代留学欧美和留学日本出身的一批文化名人的生平传述和历史评价，已在众说纷纭中日益趋于刻板和简单化。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把留学欧美和留学日本的经历，分别跟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立场直接挂钩。对此，《喧闹的骡子》当年的问世，犹如下了一服镇定剂和清醒剂。 书中详细评述的14个人物，无论是严格意义上的留学生，还是只在国外工作、旅居或生活过而没有正式入校深造的，都展现出了各自置身域外时期生活际遇和思想状态的复杂情形。同是留学日本，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陶晶孙、丰子恺，在接受日本社会文化和生活风尚的影响方面，不但有程度深浅和范围大小之别，更有层次高低和旨趣雅俗之分，根本难以归作一派。而同样留学美国的胡适和张闻天，则在看待和感受整个美国社会的态度上，几乎截然相反。老舍对于英国，巴金和傅雷对于法国和欧洲大陆，以及徐志摩对于美国和整个欧洲，游于斯、钓于斯的一段生活带来的机遇和感受，也是各具特色、鲜见共性，无法一概而论。 看得出来，《喧闹的骡子》的立意，并不在赶话题热点，而在为一个在喧闹中明显跑偏了的热门话题正视听、补细节，见证话题本身的复杂性和相关史实的丰富性。于是，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人物，从书里陆续亮出了可能会使我们感到陌生或者意外的一面，如：在孤寂中背对日本文坛而遥望西方，苦苦求索精神资源的“原鲁迅”；先是怀抱从军梦、散漫游学于东洋，尔后又转赴英伦专心攻读、最终确立起坚定的科学化人格的丁文江；因基督教传教士的帮助而得以旅英任教、到了英国后却与基督教断绝了联系的老舍；旅法、旅日期间，通过文学创作一厢情愿地勾画和追逐“世界公民”想象、对现实素材有意无意地做了反转、裁切和改写的巴金。依作者在书前两篇序言和书后关于留学生写作及留学生形象的三篇综论里的一再阐述，对这些远去的人与事的追述，不只为了怀旧，更着意于为今天“骡子文化”的退化远胜于优化和进化的态势，提供一份生动翔实的历史参照。

《斯氏体系在中国》（修订本），姜涛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这部58万字、400多页的大16开厚书，是一部既讲故事也讲理论、内容丰富而形式独特的著作。书名中的“斯氏”，指的是俄国和苏联时期享誉世界的著名导演和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i，1863-1938）。他在中国的影响之大，从他晚年出版的那本《演员自我修养》，在1936年以英文版面世之初就译介到了中国，之后反复重译、不断再版，至今仍是流传在专业演员和表演艺术爱好者当中的热门读物，由此可见一斑。当代中国戏剧理论话语中流传的所谓世界戏剧三大表演体系之说，不仅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列在第一位，而且也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中国和欧洲戏剧表演领域的显著影响，作了印象式的肯定。 但在这部厚重的《斯氏体系在中国》以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理论和戏剧实践如何传入中国，又如何一步步落地生根、沿着不同的方向和层面传播发展，造成了怎样的具体效果？这些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清晰完整的总结梳理。同时，有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理论本身的某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和误解，却渐渐积淀成了标签化的定见。《斯氏体系在中国》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共含七章，从“早期译介、实践和理论研究”着手，为斯氏体系中国化的百年进程正本清源；以1950年代“苏联来华戏剧专家的教学与创作”为案例详解，精准还原斯氏体系的正宗传人在中央戏剧学院执教和在中国舞台上执导戏剧演出的鲜活细节；最后又专列“我国戏剧家对民族演剧道路的探寻”一部分，介绍并评析了孙维世、金山、欧阳山尊、焦菊隐、黄佐临、徐晓钟等几代戏剧艺术家，在学习和践行斯氏体系及苏俄戏剧传统、推进戏剧民族化和现代化方面，所作的持续努力和多番尝试。 通读全书，虽是从移植欧美戏剧和日本新派剧的起点上偶然出发，但很快就自觉定向于学习俄苏演剧方式和剧场艺术，并且沿着这条轴线步步纵深、越来越明确地致力于展开现实主义戏剧民族化道路的一幅中国现当代戏剧演进的动态全景图。与此相伴，长期以来，被简陋地概念化为“体验派”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理论体系，也舒展开了它自身的发展脉络和丰富而辩证的实践触角：“从自我出发”的日常表演训练、“永远都只是在表演自己”的舞台感觉角色意识、演出情境中随时为对手“命名”的表演心理技巧、把下意识的情感线和心理线贯串在形体行动线里面的表演观念，甚至要养成角色和演员双重人格集于一体而又相互转化的精神机制、训练从台词的表面意义中准确把握和提取潜含的戏剧动作的能力。 所有这些散落在斯氏体系各发展阶段和各路传人演剧实践片段中的理念主张，如今荟萃成册，遍览之下都如碎金闪烁，绽放着点点滴滴启人深思的光泽。特别是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重又复苏、勃兴之际，不但导演、演员和剧作家需要再次认真领略斯氏体系的精髓，而且在内在机理上，也与表演艺术多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小说、诗歌和散文的创作，都很有必要重视来自斯氏体系及其中国化经验的营养或启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