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浩瀚如汪洋大海的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中国工业题材文学作品更像一条小溪流。所以，从1976年1月蒋子龙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横空出世，我就成为其作品的追随者。在那万物萌发的激荡的春天里，蒋子龙的作品如开闸之春江水，奔腾、汹涌，浪起、浪飞。1979年《乔厂长上任记》发表，1980年《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发表，连续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两部划时代作品，后来被誉为“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蒋子龙也成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家。2018年12月18日，他获颁“改革先锋”奖章。

人生与写作的起点

蒋子龙向来不喜欢出现在聚光灯下，被掌声、鲜花、喝彩和人群所包围。他更愿意在平凡处观察生活，特别留心有关工业和工人群众的社会现象，然后陷入长久的思考和分析中。

他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有一天，他去天津水上公园健身，看到一个农民工正在焊接一排铁栅栏。眼瞅着那人技术不行，工作态度又不好，不仅焊得歪歪扭扭，大疤拉小疖子的，有很多个接点貌似焊上了，其实稍用力一拉就断。蒋子龙看不下去了，就过去跟他“聊天”，说：“兄弟你这样焊不行啊，过两天就全得裂开……”那农民工不服气，说：“我就是这样焊的，你们城里人不懂别指手划脚的。”蒋子龙说：“我过去干过这一行，我给你焊一个看看。”结果，他焊得是又结实又漂亮，简直没得挑，把那农民工看傻了，连声赔着笑说，“大哥您这活计真漂亮，一看就是内行……”

蒋子龙自豪地说：“过去我在工厂时学过电焊，起码可以达到五级工水平。那时我们天津重型机械厂，是天津数得着的国营大厂，工人们有地位，一个八级工老师傅挣的工资，有时候比车间主任的还高呢。所以那时的工人活得体面，有很强的荣誉感，给国家干活精益求精，真的是国家主人翁心态。”天津重型机械厂在当时赫赫有名，谁家若有人在“天重”上班，是非常荣耀的事。可惜后来在席卷全国的工业改制中，这么大一个厂子，说没就没了，现在只剩下一片废墟，成为摄影师镜头下的揪心与痛楚。蒋子龙每回去一次，都强忍着不掉泪，心情沉重得半个月也缓不过来。

蒋子龙是技校毕业后进入“天重”的，起初担任最低一级技术员，每月拿36元工资。1962年，已经在“天重”当了几年技术员之后，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急需绘图员，在京津沪三大城市各招30名文化素质高的青年。蒋子龙报了名。他本来认为，因为自己的家庭成分问题，不可能被录取，只为过一次考试瘾。最后，在成千上万的报考者中，他竟然考了个文化第一名，于是就顺利入伍了。

在海军测绘学院，蒋子龙重新做了学生，掌握了一门绘图绝技。他很骄傲地说，今天中国的许多海疆图、海港图，都是当年他们画的。是真金到哪儿都闪光，在部队3年，蒋子龙被评为技术能手，样样拿得起，事事排头兵。谁知，等海图绘制完了，命运又来戏弄一番。富农出身，这会儿又成了问题。他被复原，重新回到天津，重新回到“天重”，重新回到人生的原点。那一年，他27岁。

作文先做人

其实，说蒋子龙是“工业文学作家”，已完全不能涵盖其创作疆域了。从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时，他就已然纵横开阖，把自己的笔触伸向了更加广阔的社会领域。继《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之后，又有《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其后的4部长篇小说《蛇身》《子午流注》《人气》《空洞》也接连出版。他的笔下仿佛万花筒一般，有写青春人物的，有写社会变化的，有写新中国大事件的……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他始终热切关注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追踪和及时反映中国人民在前进的每一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极其尖锐的社会矛盾，不回避，不粉饰，直面艰辛，筚路蓝缕，像他的为人一样刚直不软、山峰耸立。

“作文先做人”，这是蒋子龙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一辈子践行之。我亲身经历而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是：2012年元旦，北京市东城区作家协会和东城区图书馆拟以“读者与作家见面会”的形式，请蒋子龙来京与读者共迎新年。面对这么一场公益讲座，蒋子龙一口答应下来了，读者们自然是欢天喜地、翘首以盼。谁知天公不作美，元旦一大早，蒋子龙6点钟就摸着黑出门了，急煎煎驱车赶到高速路口，却因有雾被封了路。他又急忙赶到火车站，可是所有车票都卖光了。此时，他完全可以对这场讲座说一声“拜拜”了，谁也不会埋怨的，然而他不想辜负那么多盼望着他的读者们。他又一次驱车赶到高速路口，心急火燎地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放行了！终于在上午10点半赶到东城区图书馆，开始了他的讲座《人成精了，文学怎么办》。他从当下文学和艺术界存在的不良现象开讲，逐渐旁及社会心态上存在的种种浮躁、虚夸、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等“成精”现象。最后，他把一个严肃的命题摆在听众面前:“寻找灵魂——不仅作家要找到支撑文学创作的灵魂，我们每个中国人，也都要找到支撑自己生活的灵魂。让我们不妨像那些默默奉献在基层的工人、农民一样，傻一点，多下点笨工夫，不做‘精英’而做‘傻英’……”

2009年，蒋子龙的长篇小说《农民帝国》获得“鄂尔多斯文学奖”，当时作为评委的青年评论家李建军，将该作细细地读了两遍，大加赞赏，评价“这是一部了不起的杰作，它不仅在小说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在对当代生活的把握和理解上，也达到了成熟的境界”。李建军随即将8卷本的《蒋子龙文集》通读了一遍，对蒋子龙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并写了一篇题为《新国民性批判的经典之作——论〈农民帝国〉》的长文，较为深入地探讨了这部小说的叙事风格，以及作者对现实和“新国民性”的思考和批判等问题。2010年4月，蒋子龙读到该文，大受震动，立即提笔给李建军写了一封信，虚心地称比自己小22岁的李建军为“先生”，并说：“读到您评《农民帝国》的文章，有惊喜，有感动，获得了醍醐灌顶般的教益。在您的褒扬中我受到鼓舞，也悟出了自己的弱点。能收获一篇您的评论，《农民帝国》就没有白费力气。”一代名家，改革文学的开拓者，竟然如此坦荡地反思自己的不足，向小自己一辈的年轻评论家请教，这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实不多见。我们多见的往往是，作品写得并不怎么好，然而一旦有了点小名气，便自视为大家，自吹自擂，一遇批评便暴跳如雷……在这方面，蒋子龙与批评家之间的真心倾谈，令人感触颇深。

《农民帝国》探讨的是“工业性”

《农民帝国》是蒋子龙的重要长篇小说，描写的是中国当代北方农村生活进程，以主人公郭存先的成长蜕变为主线，剖析了金钱、权力、欲望对人性的冲击，折射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在物质生活与精神面貌上发生的复杂变化。全书57万字，写作时间前后用了10年，中间一度停笔，问起原因，蒋子龙率直答曰：“不满意呗，那时被人物牵着走了，没达到自己设定的高度……”

我问：“现在书已出版10年，各方好评如潮。最近甘肃文交国际版权中心又把它做成了线装书。10年后回眸，您现在感觉什么样了？”

蒋子龙还是不满意，说：“这部书的毛病是概念大于描写，因为我的学养不够，哲学高度不够，所以认识不了那么深……”

蒋子龙说，他当初野心勃勃地撰写这部长篇，是想解读中国农民的怪圈：为什么他们老是在原地打转，在事业最高峰时一次次跌回原点？很多的农民企业家，也成功过，走到最后又跌落下来，难道是因为他们身上缺少“工业性”吗？

蒋子龙说：“所以，《农民帝国》并非农村题材，而是一部工业小说，我想探讨的是中国的‘工业性’问题。”

我感觉相当震惊：明明是讲述农民帝国里发生的故事，为什么他却说它是一部工业小说呢？

什么是蒋子龙说的“工业性”呢？我想，蒋子龙之所以一直在强调“工业性”，是因为在工厂的大熔炉里，锤炼出了他的工人阶级情怀。中国的现代化大工业虽然起步晚，带着先天不足，但大工厂的工人们还是培养出了不少优秀品质。他们身上的集体主义精神，令人感佩。同时，工人师傅们一般都是直肠子，不大会说弯子话和漂亮话，答应了的事就去兑现，决不敷衍；也不受压于任何领导而只是凭自己的手艺吃饭……我观察蒋子龙，发现这些大产业工人的特点，在他身上都能找出来。这一代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他们生来就肩负着民族的使命，关注社会甚于关心个人利益，关注时代的变化甚于关心自己的柴米油盐，揭露、批判、鞭挞黑暗面是为了求光明，不放弃发言是为了促进步，宁愿个人受苦受难受不公正待遇，也要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坚持前进。

蒋子龙说，小说不能光写故事，人物也不能光去追求表现性格。《农民帝国》当年写不下去，就是觉得自己被人物牵着走了，没有写出期待的哲学意味和精神含量。“我的野心太大了，要求太高了，我想写出的是整个旧中国、新中国的工业化大问题。一直写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感觉才来了，渐入佳境。不过，也还有很多话没写出来。现在完成的只是上部，还应该有一个下部，那是一个更大的工程……”

他真不是“聪明”的作家，不会凭借着一点小心思，去海地云天地胡编乱造，既博取了名利，又能游刃有余地活着。然而，蒋子龙又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作家，一辈子老老实实地遵循着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宁愿顶着各种压力，也要掏出心窝子写，恨不能用一滴热血换出一枚文字，所以他的作品才是滚烫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