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向
“话语转向”，这是近年来在社会知识中发生的最重要的方向转换之一，也是近年来文学理论发生的最重要的方向转换之一。20世纪文学理论在“语言学转向”的总体背景下经历了“形式转向”与“话语转向”两个阶段，前者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为代表，而后者由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审美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等新潮理论唱主角。如果说前者的主旨在于研究语言形式本身的话，那么后者的要义则在于寻绎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等的实际状况对于话语的构成和运用的制约作用，它关注的并不仅仅是纯粹的语言形式和结构，更是深藏在语言的形式和结构背后的社会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可见话语是语言但又超越了语言，“话语转向”生成于“语言学转向”，但最终对“语言学转向”实行了消解，这种超越和消解标志着文学理论从形式主义走向了历史主义。
对于话语理论作出最大贡献的，当数法国学者福柯。20世纪60年代末以降，福柯的话语理论经历了从“考古学”到“谱系学”的方法论演变，对于知识话语、权力关系、身体话语、微观政治等问题进行了开掘和建构。福柯的话语理论表现出一种强烈诉求，力图为话语问题提供一种制度化的背景，一种权力关系的基础，在制度化、体制化的层面上将话语视为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的表征，并形成一种特定视角，在话语问题上打开一条通往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的路径。而这一切对于晚近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向”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为审视中国当代文论的话语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眼光。
中国当代文论中的话语问题
世纪之交，话语理论在中国文学理论界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那就是关于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的争论。最早是曹顺庆在1995年提出了这一问题，其主要观点是，“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而没有自己的话语，或者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包括哲学、文学理论、历史理论等等）表达、沟通（交流）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有人将这种西律中式的套用称之为中国文化的失语症。试想，一个患了失语症的人，怎么能与别人对话！”这本来是一篇对于文学理论现状进行反思的文章，由于后来季羡林先生参与了讨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一时间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遂成热点。其中的核心在于如何着手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意见也很是分歧。
以上关于中国文论“失语”与“话语重建”问题的讨论虽然众说纷纭，但有一共同之处，即基本上未涉及话语的社会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等问题，虽然讨论后期也有学者关注到相关问题，也试图用福柯的话语理论来加以阐释，但总体上并未深入到文学理论话语的深层问题作进一步的审视和考量。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代以来中国文论一直致力重建自己的话语系统而从未停息，从未懈怠，一批又一批的有识之士在新知与旧学、现代与传统、域外与本土、高雅与通俗等多种力量关系之间作出抉择、寻求出路，推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系统的事业，在若干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树立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里程碑，如中国最早一批接受西学洗礼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等对于“新学语”的吸纳和输入；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的五四弄潮儿胡适、陈独秀、鲁迅等对于白话文学的倡导；30年代左翼文学对于苏联及日本左翼文学的文论观念的接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理论创新；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观念的发展和“两结合”的提出；新时期文论向文学审美本质的回归及新方法的引进；世纪之交“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激发了文学理论话语的本土自觉；9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之势造成理论话语的蜕变与更新；当前网络话语的爆炸对于文学理论话语的渗透和浸润等等。总之，无论是时代变迁、体制更替还是社会思潮的激荡，其中种种历史语境的转换和权力关系的博弈都会在文学理论话语的嬗变中及时得到回应、引起反响。
“关键词批评”的历史主义取向
这里不可能对近代以来中国文论每一次话语嬗变作出逐一分析，只拟对于近来迅速崛起的“关键词批评”进行分析。
毋庸置疑，“关键词批评”现已成为风靡一时的文化风尚和文学热潮，自从1990年代中期“关键词”概念进入中国以来，已经成为知识界、读书界普遍的认知方式和思维习惯，人们甚至到了“言必称关键词”的地步。如果从学术层面上来说，它对于文学理论的影响之大绝不逊于上述任何一次潮流，特别是它是以话语概念为标帜的，此前只有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与之略同。而它所及之处谓之“语词爆炸”毫不夸张：文学理论的著作称“关键词”，丛书称“关键词”，刊物专栏称“关键词”，研究论文称“关键词”；研究领域中文学作品有“关键词”，文学类型有“关键词”，文学流派有“关键词”，文学史有“关键词”，文学新学科有“关键词”。如果打开“中国知网”搜索一下，那么“关键词”就无所不在了。其中应予重视的是，目前已经出现了关于“中国文学理论关键词”的研究著作。
那么，“关键词批评”为何引起如此之高的关注度呢？看来还是要回到事情的源头去探究原因。1976年，伯明翰学派的领军和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雷蒙·威廉斯出版了《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该书在1990年代中期影响我国学界，《读书》杂志最先将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及其研究方法介绍过来，汪晖在该刊1995年第2期发表了《关键词与文化变迁》一文，文章力图彰明的正是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批评”的历史主义取向。随之《读书》杂志开辟专栏，组织了多期讨论关键词的专文，后来又波及其他出版物，一时间“关键词批评”搅动了整个学界，以至在十数年间国内学者对此热情不减。至今“关键词批评”在中国已走过了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回顾以往，就文学研究而言，总体上是对于“关键词”的梳理和提炼多，对于“关键词批评”的总结和反思少，偏于将“关键词”作为一种操作方法来使用，而对于“关键词批评”推动观念变革的精髓把握不力。因此从中国文学理论重建话语体系着眼，进一步寻绎“关键词批评”的渊源和学理，以期得其精髓、扬其精神，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雷蒙·威廉斯将他的“关键词批评”称为“历史语义学”（historical semantics），其中始终浸润着福柯的精神，威廉斯接受过福柯的影响，当时有个刊物《新左翼评论》，雷蒙·威廉斯从一创刊就是核心撰稿人，该刊大量翻译包括福柯在内的新锐理论家的文章。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于1969出版，威廉斯的《关键词》于1976年出版，这种影响也有迹可寻。可以说威廉斯所说“关键词”与福柯所说“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互换的概念。
威廉斯对于“关键词”的定义大致有以下要点：其一，“关键词”是一个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其二，“关键词”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演变的地图；其三，“关键词”的演变体现权力关系。总之，威廉斯将“关键词”理解为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演变中穿行，在不同历史语境的转换和各种权力关系的博弈中被形塑的动态过程，而这一点，正是福柯的话语理论所大力揭扬并反复论证的。
个案分析：以“文化批判”为例
威廉斯的上述解析，完全适用于文学理论的“关键词”，这里就以当今文学理论的热门关键词“文化批判”为例说明之。如果将从德国古典美学到马克思恩格斯到法兰克福学派再到今天的文化批判的学术史视为一桩学案的话，那么“批判”概念就是贯穿这桩学案之始终的一条红线。最早是康德建立了“批判哲学”这一庞大的体系，使得“批判”概念成为西方近代哲学的核心范畴，康德所说“批判”是指学理性的考察、分析和探究。黑格尔自己很少使用“批判”概念，取而代之的哲学话语是“否定”概念。因为在黑格尔看来，“批判”概念还不足以达到哲学话语的地位。从康德到黑格尔，逻辑显然是向前走的，如果说康德开创了“批判理性”的话，那么黑格尔则建立了一种“否定理性”。二者相比，黑格尔扬弃了康德的知性思维，将“否定”或曰“批判”提升到了辩证思维的高度。马克思的“批判”话语可以说是对于康德的“批判”概念与黑格尔“否定的辩证法”的综合，它是在对于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进行科学改造的基础上，继承了康德的概念，借鉴了黑格尔的逻辑，将二者加以重铸的结果。而马克思与康德、黑格尔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将“批判”概念运用于社会历史场域，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封建专制制度、变革现存社会关系的利器。“批判”一词在马克思的著述中是一个高频词，而且多部重要著作均以“批判”为名，可见他对于这一“利器”的重视程度。他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学说，将其用于对资本主义现存事物的否定。“批判”一词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学说的核心概念，他们力图以此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本质，提出所谓“批判理论”，将矛头直指发达工业社会的现存文化。但他们所处的是与其德国前辈们截然不同的时代背景，该研究所的成员大多为犹太籍，且出身于中上等的犹太家庭，加之他们崇尚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因此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掌权之后，该研究所及其成员便一下子陷入了噩梦。同年3月研究所以“对国家的敌意”的罪名被关闭，财务被没收，图书被查封。5月霍克海默等人被法兰克福大学解聘，接着所有成员都离开了法兰克福，滞留德国的遭到逮捕、监禁、投入集中营甚至被处死，其他成员四散流亡到伦敦、巴黎、日内瓦等欧洲各地，后大多数人又辗转到了美国。当年霍克海默、阿尔多诺等人逃离法西斯铁幕笼罩之下的德国而流亡到美国，面对渗透着深厚商业气息的大众文化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心理落差，阿尔多诺大声疾呼：“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正是这种文化心理落差导致了他们对于大众文化的严厉批判。
中国学界对于当代大众文化的“文化批判”是随着1990年代的社会体制转型而兴起的，当时遇到两个方面的尴尬，一是对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文化转型缺乏心理准备，二是在应对新型的当代大众文化时缺乏理论工具。这种尴尬导致对于大众文化产生很多误判，造成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照搬和套用。这就使之对于当代大众文化的评价总体上是贬抑超出褒扬，排斥胜过接纳，批评多于赞同。晚近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文化批判”的基本价值立场才得以改观，其用法远非此前那样狭仄和僵硬，特别是新世纪十余年来提倡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吸纳和整合各种新兴学科和新潮文类，评价更加公允，心态更加从容，理论更加成熟，“文化批判”已然显示出向相对纯正相对超越的学理探究回归的势头。
总之，“文化批判”概念的内涵是在川流不息的时间过程中不断迭加、增殖起来的，它穿越了两百多年，跨越了众多国家，经过了多个语种的翻译和多种文化的传递，一波三折、山重水复，铸成了今天中国文学理论的关键词。它就像一个主题的多重变奏，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但在每一个时间节点上，都可以见出社会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的影响。由此可见，关键词的成长史其实并无关乎“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争锋，也超越了“厚古薄今”或“是今非古”的分歧，我们原不必在这些纷争中纠缠，需要着重关注的，应是关键词在时光隧道中穿行的轨迹，以及在穿行过程中社会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对它的规定和形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