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我被称为“青年作家”。青年有青年的莽撞，也有青年的脾气。当时《文艺报》办了一个征文比赛，我写了一篇《我们是否太“哥儿们”了》参加。内容是批评文坛过于“哥儿们”的现象，文中引用了当时一句流行语：“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投稿时，我还在一个地市报社工作，认为文章不可能发表，但没想到被《文艺报》第一版刊登，还获了奖。到了90年代中期，朱文、韩东发起了一次“断裂”问卷，有一百多名年轻作家参与其中。问卷中有一条“你对作协的看法”，回答五花八门，直接开骂的不少。问卷在某杂志刊登后，青年作家们一直在等待批评和报复。但是，没有，中国作协以宽广的胸怀冷处理了这件事。这就是作协，原谅了年轻人，不记恨。

加入作协后，会员们无论开会或是私下里都喜欢给作协提建议，好像还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会员们之所以敢这样，是因为他们把作协当成自己的家。后来，担任省里的作协主席，才知道许多事情都不是作协可以解决的。但因为我曾在中国作协那里学到了宽容，因此，在地方，无论会员们如何提意见如何开骂，我也必须认领，尽量去改进。作协对于已经入会，特别是入会多年的会员来说，也许不再那么新奇，但对于那些正在起步的写作者，或许就是一种动力。我就曾经为加入作协而激动过。

20岁，我开始在刊物上发表小说,朋友们称呼我为“作家”。每当听到这样的称呼，我常常怀疑，我是“作家”吗？不是。于是继续写，几年后在省报副刊“作家自白”栏目发表了文章，但仍然觉得自己配不上“作家”这一称呼。原因是我对“作家”设置了太高的标准，我似乎还没有达到，我仍然在追赶这一标准的路上。后来，作品越发越多，有人告诉我：“你可以加入省作家协会了”，“你可以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了。”

我拿到了作协会员证。这时，才坐实自己就是一个“作家”。我的自信不是来自于作品，而是来自于一本证件。我们这一代写作者大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获得会员证书时曾经公开庆祝或暗自高兴，争先恐后地把“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写入简历。说明这本证书是有药效的，它至少医治了部分作家的自卑。同时也证明，我对证件有依赖症。我不相信自我认同，习惯于组织、单位和他人的认可。更有甚者，把那本会员证放在的确凉衬衣的上口袋，用香烟盒顶住，让“会员证”三个字清晰可见，遇到熟人便朝左胸指指，自豪感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