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前身——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成立于1949年7月23日。那时我还是一个青年学子，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初学写作者，十分关注第一次文代大会的召开。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毛主席莅临会场，满怀深情地对全体代表讲：“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尤其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毛主席在谈到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时，还特别谈到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也是人民需要的。毛主席这一席话，对长期从事文学组织工作的我，始终是极大的激励和鞭策。

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协，那是1953年10月的事。我是1952年初冬时节跨进全国文协门槛的。至今记忆犹新，当年从位于西单舍饭寺的中宣部干训班，乘坐一辆三轮车，随身带一个行李卷和一只从中学时代就伴随我的帆布箱，途径天安门、东西长安街，来到东总布胡同22号。22号是一座坐北朝南、方方正正、颇具中西合璧气派和色彩的三进宅院。就是在这里，我在严文井、沙汀、邵荃麟、冯雪峰麾下，参与了改组全国文协的筹备工作，亲历并见证了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这一大盛事的全过程。

改组全国文协的前前后后，认真、细致地做了许多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和具体的组织工作。1953年3月24日，全国文协常委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改组全国文协和加强领导文学创作的工作方案》。会议认为：我们的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新的历史阶段，这就要求作家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造出具有高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的作品，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鼓舞广大人民。因此，文协必须根据文艺整风的精神加以改组，认真地担负起领导作家的创作、批评、学习和指导普及工作的任务。会议决定在全国文协常委会下设立创作委员会，具体指导文学创作活动。会上选出丁玲、老舍、冯雪峰、曹禺、张天翼、邵荃麟、沙汀、陈荒煤、袁水拍、陈白尘、严文井等为创作委员会委员，并推定邵荃麟、沙汀为正副主任。这次会上还通过了以茅盾为主任委员、丁玲为副主任委员，周扬、柯仲平、老舍、巴金等21人为委员的全国文协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5月下旬，筹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文协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计划。从此紧锣密鼓而又有条不紊地展开代表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创委会副主任沙汀兼任筹委会秘书长，创委会更多承担了具体的组织工作。我作为创委会秘书，也全身心地投入这一工作。

组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习

这里，首先要谈到的是组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学习，这是为召开全国文协二次代表大会做好思想准备而进行的一项重要活动。从1953年4月至6月，组织了在京的部分作家、批评家和文学界领导干部共40多人参加了为期两个月的学习。邵荃麟因病未能参加，委托冯雪峰代为主持。这次学习着重讨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及其和过去的现实主义的关系与区别；二是关于典型和创造人物及讽刺问题；三是关于文学的党性、人民性问题；四是关于目前文学创作上的问题。在个人阅读文件的基础上，从5月初开始每星期三、六下午以三个半小时的时间进行讨论，先后召开了14次讨论会。讨论是有充分准备的，每个专题都有中心发言人。前三个专题分别由陈涌、林默涵、陈企霞、王朝闻、严文井、钟惦棐首先发言。第四个专题则先由马烽、袁水拍、陈荒煤、光未然等分别汇报了近年来小说、诗歌、电影剧本、剧本的创作情况及存在的问题。讨论比较充分、深入，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交锋。每个专题讨论告一段落后，都由主持人冯雪峰作小结。后来，冯雪峰根据自己在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成《英雄和群众及其他》一文发表在《文艺报》1953年第24号上。我作为工作人员也根据讨论会记录写出《全国文协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情况报道》，分两期刊登在《作家通讯》上。上述冯雪峰那篇文章论述的英雄和群众、典型化并非“理想化”、否定人物的艺术形象、关于党性、关于讽刺等，都是学习会上集中讨论、存有争议或认识还不够深透的问题。雪峰从理论的高度加以概括，作了针对性很强、富有真知灼见的回答。这篇条分缕析、说理透彻的文章，比起我写的那篇学习情况报道来，在理论的系统化、深刻性、说服力上，真可说是有天壤之别。我由衷地佩服作为文艺理论家的冯雪峰的睿智和才情，同时也激起我在思想、理论、业务上进一步学习提高的热情。

总的说来，这次学习的重要收获，一是明确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创作、批评的最高准则；二是明确了要把创造正面的、新人物的艺术形象，当作文学创作重要的、迫切的任务，从而达到了为开好全国文协第二次代表大会做好思想准备的预期目的。

积极开展创作组活动

为了把文学创作工作更好地组织起来，在思想上、创作上、学习上经常给予作家切实有益的指导，开展创作组活动，成了改进和加强文协工作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创委会成立后根据需要设立了小说散文组、诗歌组、儿童文学组、剧本组、电影文学组、通俗文学组以及一年之后成立的文学批评组。创委会根据在京会员从事的主要文学样式及其志愿，把他们分别编入各创作组。在全国文协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1953年8月、9月，小说散文组、诗歌组分别召开了三次讨论会，讨论杨朔的小说《三千里江山》和李季的长诗《菊花石》。讨论都相当认真、深入，发扬实事求是的批评精神，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具体、中肯地分析它的成败得失。自由讨论，各抒己见，不同意见都坦率地摆在桌面上。比如对《三千里江山》，陈涌认为它是“当今文学创作的新收获”，“创作方法上大体上是现实主义的”，“是应该基本上加以肯定的作品”。而吴组缃更多地谈到人物描写存在“说教、概念化”，“人物的性格没有发展”，“结构散漫”。敏泽也着重指出“这部作品结构松散、缺乏中心、缺乏主线”。见仁见智，针锋相对又与人为善，那种热烈、活跃的自由讨论的风气，至今回忆起来依然感到颇为难得。

创作组是作家们加强联系和相互帮助的灵活、有益的方式。在关于作品和创作问题的讨论中，把理论学习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促进了作家们在思想上、理论上、艺术上的提高和成长，也把他们吸引到关注社会活动和文学全局的气氛中来。夏秋之交，创委会下的创作组积极开展各种活动，改变了许久以来文学界沉闷、停滞的空气、局面，成了1953年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也为开好文协二次代表大会营造了生动活泼、和谐融洽的氛围。

起草文件 选举代表

起草文件，选举代表，是召开文协二次代表大会的两项重要准备工作。

大会筹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决定设文件起草小组，由沙汀、冯雪峰、邵荃麟、严文井、林默涵、黄药眠、曹禺、张天翼等9人组成起草小组，负责草拟大会的各项报告。开头请冯雪峰起草大会主题报告，雪峰起草出题为《关于创作和批评》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尽管也肯定了1949年全国文协成立以来文学创作和各项文学工作的成绩，但较为尖锐地批评了当时创作中存在的配合政治任务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结果招来了“实际上是批评党的领导”、“影响党与非党作家的团结”的批评和指责。雪峰的报告被否定了，未被采用，改由茅盾在文协二次代表大会上作题为《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对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学习、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创造人物性格、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认识生活、提高艺术技巧等问题，都做了具体、透彻的分析。茅盾在一篇忆念邵荃麟的文章中曾谈到，这一报告“我起草后，经过荃麟同志的详细修改，这才定稿的”。

关于大会代表的产生，除文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及候补委员为当然代表外，以大行政区为单位分别召开该区的全国文协会员大会，由会员中每5人选派代表一人。此外，聘请全国有成就的非会员的作家和青年作家及从事文学组织工作者30至40人为列席代表。大会代表和列席代表总共为279人。前些日子我看了一下代表名单，据我所知，如今健在的只有贺敬之、胡可、黎辛、徐光耀、韶华等不足10人了。他们都已九十四、五岁高龄，有的已近百岁。真是时光如梭，岁月不饶人啊！

讨论历史估价

和创造人物形象

经过历时半年的筹备，金秋时节，迎来生气勃勃、团结奋进的全国文协第二次代表大会。它是与二次文代大会（即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时召开的。大会实到代表，包括列席代表共256人。代表们参加了二次文代大会的开幕式，聆听了周恩来总理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经济建设总路线的报告，也听了周扬题为《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二次文代大会的第二天，全国文协二次代表大会（即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在怀仁堂开幕了。丁玲致开幕词，茅盾作了题为《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的报告。周总理和周扬都在报告中按照中央的指示，着重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基本方向。周总理、茅盾、周扬还在报告中要求作家把创造典型人物，特别是正面的英雄人物形象，提到我们创作的首要地位上来。周总理说：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是要创造典型人物、理想人物，来鼓舞人和教育人。

我和时任文协创委会秘书室主任的陈淼担任二次文代大会主席团秘书，有幸到各小组了解讨论情况。会后我综合整理出一篇《历史估价问题和创造人物形象问题的讨论》，登在《作家通讯》上，为研究、谱写中国作协史乃至当代文学史留下了一份资料。关于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历史估价问题，是各小组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经过讨论，代表们都比较明确地认识到：“从五四以来，我国新文艺运动的基本倾向和主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出历史估价问题，它的“基本精神，是要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观点上去看问题，不要忽视历史的传统。”“应对30年来的新文学运动的成绩与缺点做出一个切合实际的估价，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骄傲自大，既不要失去信心，同时又要努力逐步提高。”各小组还满怀兴趣地着重讨论了创造正面人物、英雄人物形象的意义。大家认识到：在伟大的新的历史时期，要通过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用社会主义的思想、理想、感情和道德来教育、鼓舞人民群众。“作品所创造的英雄人物，是代表社会的前进的力量，能够作为人民学习和仿效的榜样，英雄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关于“能否写英雄人物的缺点”、“能否写反面人物”、“如何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等问题，大家也认识到，重要的是从现实生活出发，从了解、熟悉具体的人物出发，而不能从概念出发。“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与创造正面人物、英雄人物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以为表现新事物、新英雄就不能正确表现冲突，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英雄人物、正面人物正是在现实斗争中锻炼出来的。”

在全国文协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闭幕会上，邵荃麟作了总结发言，讲了“文学工作者如何为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努力”、“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上的发展问题”、“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几个实践问题”、“改进文学工作领导问题”等四个问题。他明确指出：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切进步作家的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绝不意味着要排斥一切还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把创造正面的英雄人物作为我们目前创作上首要的任务，“对于反面人物落后人物的描写，也是必要的，同样是有目的的”。目的都是为了去教育人民。他还谈到，文协改组为作协后，“文学工作领导上一个中心环节，就是如何帮助作家去积极发展创作，一切工作应该环绕着这个中心而进行”。

新机构 新态势

全国文协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作家协会章程》，写明：“中国作家协会是以自己的创作活动和批评活动积极地参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中国作家和批评家的自愿组织。”并写明：“采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批评方法，努力发展为人民所需要的文学艺术工作”。周扬在报告中还作了这样的说明：“各个协会应当成为专业的作家、艺术家的自愿组织，这就是说，他们不是普通的文学爱好者的团体。”

文协二次代表大会选举出88人组成的理事会。理事会选举茅盾为主席，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老舍、冯雪峰、邵荃麟为副主席。从1953年至今，时隔一个多甲子，正副主席都先后谢世了。88位理事中，如今健在也仅有贺敬之、胡可两位了。新陈代谢，一茬又一茬新的、富有成就和经验的作家、批评家、文学组织工作者先后走上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岗位。

文协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宣布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协的当天下午，即10月4日下午，代表们都到怀仁堂去听取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在报告进行中，文代大会副秘书长赵沨宣布暂时休会，全体代表鱼贯而进怀仁堂后院草坪，各就各位，站好队后，毛主席偕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进入院内。院子里立即响起了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和热烈的欢呼声。毛主席满面笑容，一再向代表们招手致意。与全体代表合影后，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我是大会主席团秘书，尾随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大会主席团成员，送毛主席等到怀仁堂后门入口处。当毛主席走上台阶，回过头来，再次挥手向代表们告别时，我就站在台阶下面，距离毛主席真是近在咫尺。那喜悦、激动的心情至今难以忘怀。

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协后不久，东总布胡同22号大门口就摘下“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的牌子，挂上了鲜明的、白底红字的“中国作家协会”的牌子。为了加强对文学创作的领导，作协的领导班子也相应作了调整。

作协党组由周扬任书记，邵荃麟任副书记。创作委员会也由周扬任主任，邵荃麟、沙汀任副主任。普及工作部、古典文学部、国际联络部（后改为外国文学委员会）、文学讲习所等，也都确定了负责人。大会后，《文艺报》出版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特辑”，发表了丁玲的《到群众中去落户》等文章。《人民文学》则刊登了邵荃麟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作家们创作热情高涨，纷纷制定“1954年创作生活计划”，有的当即到农村、厂矿蹲点或参加工作。创委会下各个创作组的活动也更加活跃了。诗歌组讨论诗的形式问题，小说散文组讨论安东若夫和波列伏依的短篇小说，还讨论了周立波的长篇小说《铁水奔流》原稿、艾芜的中篇小说《百炼成钢》原稿。电影文学组讨论了《翠岗红旗》，剧本组讨论了《四十年的愿望》。22号院第三进那幢带飞檐的二层楼，楼下那有讲究地板和活动拉门的会议室，经常是高朋满座，洋溢着浓郁的学术讨论、艺术讨论的气氛，成为当年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949年9月，应《人民文学》主编茅盾之请，毛主席为该刊创刊题写了：“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时隔4年，到了1953年9月，二次文代大会的主题依然是：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今天，站在新时代的制高点上，回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也是中国作协成立70年来走过的路，可以肯定无疑地说：努力发展文学创作，不断提高作品的文学品质和艺术魅力，永远是所有作家、批评家和文学工作者的不懈追求和义不容辞的使命担当。让我们从新的起点重新出发，团结奋进，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抒写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从高地、高原向高峰登攀，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