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于1949年7月24日，茅盾为主席。从那一刻起，至1981年3月27日逝世，茅盾的后半生是与中国作协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如果说，中国作家协会在漫长的风雨岁月中真有什么文学之魂的话，茅盾就是当之无愧的魂灵式人物。
一
胡耀邦在茅盾追悼会上的悼词中，对1949年后茅盾的文学贡献有两段评价：“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从事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的组织领导工作，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特别是一贯以极大的精力帮助青年文学工作者的成长，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全国解放前夕，他不顾艰险，间道来到北平，积极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筹备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他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作家协会的前身）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第一任文化部长，并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政协第四届、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几十年来，他勤勤恳恳，殚思竭虑，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支援各国人民的进步文化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献出了全部心血。晚年，他经受了十年浩劫的严重考验，始终与党和人民站在一起。粉碎‘四人帮’后，对党的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表示衷心的拥护。他在最后几年里不顾衰病，努力写作回忆录，虽然没有全部完成，仍然为现代我国文学史和政治社会文化史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史料。可以说，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始终没有放下自己手中的笔为人民服务。”这些评价涉及茅盾先生与中国作协工作相关的，至少有四方面内容：一是文学组织、领导工作，二是文学评论，三是扶持青年作家，四是文学回忆录。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茅盾54岁。他担任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同时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至1965年底）。尽管毛泽东、周恩来曾跟他谈话，说只是挂挂名，在这两个部门会给他配备得力的助手，可以让他免于事务性工作之劳，但事实上很多重要的外事活动和国务活动，还得由茅盾亲自出场。所以，公务接待和会议占据了茅盾的大量时间，加上体弱多病，让他多次萌生要辞去文化部长等职务的念头。
茅盾家人在纪念茅盾的文章中说，新中国成立后，茅盾希望能在杭州西湖边清净处购买住宅，以便安心写作，这是他当时的想法。动荡生活了半辈子，社会安定了，希望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只是这一想法未免有点理想化了。像茅盾这样享有巨大社会声誉的知名人士，并且跟中共有长期渊源关系的文坛领袖，中央政府怎么会随随便便放置在一边呢？像第一次文代会筹备之初，《文艺报》的试刊工作是茅盾亲自负责进行的。当事人的回忆文章，都有明确的记录。后来《文艺报》成为中国作协的机关报，从上世纪50年代《文艺报》发表的文章和座谈会纪要情况看，茅盾始终是重要作者和重大活动的参与者。丁玲作为茅盾的学生，始终对茅盾怀有深厚的师生感情。在回忆文章中丁玲写到：“我有幸曾是茅盾同志的学生，1922年在上海平民女校，1923年在上海大学，都是听他讲授文学课的。后来我从事文学事业，虽不是他的影响，但他却在谆谆课读之中培养了我对文学的兴趣。1932年至1933年，我们在‘左联’同事，我做过一个时期‘左联’书记和‘左联’党团书记。1949年至1953年，我们又在新中国的作家协会共事，他是主席，我是副主席。但我一直把他当作老师，他的态度也始终是我的老师，我们相处非常融洽。”粉碎“四人帮”后，丁玲去看望茅盾，师生感情还是那么深厚，比较一下丁玲在书信和文章中对周扬的态度，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中国作协的很多茅盾的同事、朋友，对他的拥戴和理解。
作为新中国以来长期担任文艺界领导的茅盾先生，承载着共和国文学的荣光，为繁荣文学倾尽心力。像《人民文学》创刊，他亲自去找毛泽东主席，希望能够题词，毛泽东题词“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并回函茅盾“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毛泽东推荐郭沫若，认为郭沫若更为合适。
作为《人民文学》的第一任主编，茅盾积极团结老作家，使得刊物在短时间内成为国内文坛瞩目的对象。刊物影响力上来了，但门槛并不人为地抬高，而是面向广大的文学写作者，尤其是对于基层的文学爱好者，茅盾积极扶植、认真培养。《人民文学》来稿中，有一些基层文学爱好者的作品，非常稚嫩，但茅盾并不是拒之门外。只要作品有生活积累，有可取之处，茅盾就予以推荐发表。后来茅盾不担任主编了，但一些重要的稿件，编辑部还是会找茅盾审稿，或征求他的意见。从《郭小川日记》《张天翼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茅盾多次参与稿件的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茅盾的意见具有说服力和权威性。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对杨沫《青春之歌》的评价。这部小说刚一出版，就招致读者来信的严厉批评，《中国青年》《文艺报》等开辟专栏予以争鸣，中国作协领导，包括何其芳等文艺界人士非常同情杨沫，不同意那些政治上上纲上线的批评，最后请出茅盾来评价杨沫的《青春之歌》。茅盾的肯定意见具有说服力，平息了这一风波。
二
1949年后，茅盾不再创作小说，主要兴趣转向文学批评。曾有研究者统计，1949年到“文革”之前，茅盾撰写的评论和理论文章总数超过100万字。他生前出版有《夜读偶记》《鼓吹集》《鼓吹续集》《关于历史和历史剧》《读书杂记》《茅盾评论文集》《茅盾近作》。这庞大的批评文字，相当一部分是研读作家作品的心得。这些评论文字，体现了茅盾对于青年作家作品的关注和关心。像他的《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不仅维护了一个作家作品的文学生命，而且也给人们确立起一种文学批评的风范。他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1960年短篇小说漫评》，依稀可以见出茅盾早年那种文学批评的敏锐痕迹。
主要表现为，对最新小说创作态势的准确把握。茅盾早年对《小说月报》发表的小说创作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曾在文学史上产生过积极影响，这种评论习惯在他晚年的评论中依然存在，譬如《谈最近的短篇小说》是对《人民文学》1958年6月号上的短篇小说的一个评论，通过对这些作家作品的评论，茅盾探讨了当时小说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茅盾自己的审美趣味偏向写实性强的作品，这也是当时创作理论鼓励的一种写作方式。但在这一创作风气之下，真正有文学意味的作品并不是特别多。所以，清理脉络也就是确立一种文学审美标准。在对具体作品的评价中，茅盾善于发现一些文学新人，譬如对茹志鹃、陆文夫作品的评论，就是发现新作家的典型案例。他高度评价茹志鹃的《百合花》，认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严谨、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茹志鹃后来在悼念茅盾的文章中说，“我从先生二千余字的评论上站立起来，勇气百倍。站起来的还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我身边的儿女。”对于陆文夫的小说，茅盾有过批评，但非常看重这位作家的才能。茅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日记中，记有“下午读陆文夫小说至此共阅陆作品（小说）二十篇（最近发表于《雨花》之《棋高一着》，刊去年四月号），作札记数万字，凡此皆为应《文艺报》之请，写一篇论文也。”茅盾对于这两位青年作家的评论，至今依然还被很多研究者所引用，显示出评论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上世纪60年代中国作协的诸多活动中，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这是中国作协领导对一个时期文学创作情况的意见交流和理论总结会议。茅盾在1979年8月30日给邵荃麟评论文集作序时，曾有一段文字涉及这次会议情况：“大连会议是邵荃麟同志知道我打算到大连度暑期，因而就我的方便，把会议地址决定在大连。我白天到会，听大家发言，晚上我就没事了，但是荃麟同志及其他同志晚上还有分组会，还要做总结，所以是日夜操劳。”“要不要描写中间人物？我与荃麟同志的意见是一样。但我不知道他因此惹下了‘杀身大祸’。我不知道他曾因此与张春桥、姚文元发生争论。怪不得文化大革命时一些红卫兵几次向我探询：中间人物论是谁提出来的？我答以‘记不起来了’。他们还要问我有没有记录（指开会时我自己作的记录），意欲查看。我答以‘没有’。这也是实情，我向来不会当场自作记录，因为手慢，记了这句，就掉了那句，还不如不记。”茅盾自己没有记录（茅盾日记中，对1962年7-8月间的大连会议情况，还是有记录），但中国作协还是有记录，后来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中的《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后面就注明是根据大会记录整理的。大连会议应该是一次气氛非常轻松和谐的会议，茅盾、周扬、邵荃麟、侯金镜、周立波、赵树理、康濯、马加等十多位与会者发表自己对当前创作问题的看法，发言之间，茅盾、周扬等都有插话。
三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文联和各个协会的恢复工作慢慢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林默涵是负责人。茅盾作为中国作协主席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具有拨乱反正的标志性意义，茅盾为这次会议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曾在《文艺报》工作过的刘锡诚先生，在《在文坛边缘上》（修订本）中，有一段记录茅盾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材料。他指出，在筹备大会期间，鉴于一些文学界的知名人物还没有彻底平反、代表资格受限的情况，茅盾致信负责文联恢复筹备工作的林默涵，反映情况。茅盾在信中说：
默涵同志：
您好！近来我常想到：第四次文代会今春就要召开了，这次相隔廿年的会议，将是文艺界空前盛大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应是一次大团结的会议，一次心情舒畅的会议，一次非常生动活泼的会议，一次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会议，一次文艺界向二十一世纪跃进的会议！
我认为代表的产生，可以采取选举的办法，但也应辅之以特邀，使所有的老作家、老艺术家、老艺人不漏掉一个，都能参加。这些同志中间，由于错案、冤案、假案的桎捁，有的已经沉默了二十多年了！
由此我想到，应尽快为这些同志落实政策，使他们能以舒畅的心情来参加会议。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有的省市为文艺工作者落实政策上，动作缓慢。就以我的家乡浙江而言，像黄源、陈学昭这样的同志，五七年的错案至今尚未平反。因此，我建议是否可以向中组部反映，请他们催促各省市抓紧此事，能在文代会前解决；还可以文联、作协的名义向各省市发出呼吁，请他们重视此事，早为这些老人落实政策！
请考虑是否有此必要？匆此即致
敬礼！
沈雁冰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六日
胡耀邦十分重视茅盾的建议，批示中组部和文化部把各省市自治区分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找来开会，解决问题。正是因为有茅盾这样的积极推动，才保证第四次文代会真正开成一个心情舒畅、继往开来的团结的大会，成为新时代文学的标志性会议。茅盾自己不顾年老体弱，亲临大会，致开幕词，为广大文学工作者鼓劲打气，体现了一代文豪的文学情怀和理想抱负。
四
作为作家，茅盾晚年文学写作的重要工作是文学回忆录的撰写。据韦韬、陈小曼所著《父亲茅盾的晚年》一书所记，茅盾回忆录的准备工作，从1976年3月24日开始，采取口述录音，再由家属整理的办法。但茅盾看完这些整理后不满意。后来这项工作断断续续在进行。1978年春节前夕，茅盾在医院正巧遇到胡乔木，胡乔木提到中央建议老同志撰写革命回忆录，在讨论时，陈云特别提议请茅盾先生写回忆录。茅盾是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的早期共产党员。1921年中共成立时，茅盾和他弟弟沈泽民是成员之一。茅盾60年的文学生涯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所以，胡乔木提议之后，林默涵也致函茅盾，催促他撰写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干脆带着出版社编辑来茅盾家拜访，希望茅盾给予即将创刊的《新文学史料》以支持。茅盾答应予以支持。茅盾的儿子、媳妇给他做助手，查询资料，茅盾自己撰写回忆录，这样慢慢写出了40多万字的回忆录。但因为身体原因，整个回忆录只写到1934年，没有写完茅盾就病逝了。一部分口述内容，后来出版回忆录时，韦韬、陈小曼将口述材料整理后，补充了进去。茅盾的文学回忆录内容丰富，文笔精彩，是值得阅读的历史材料。尤其是关于早期在上海的文学活动和政治活动，为我们生动揭示了现代政治与现代文学相互驱动的密切关系。
茅盾是与鲁迅、郭沫若齐名的现代文坛领袖，20世纪中国文学的坎坷经历，遗留在他们身上，形成了独特的性格特征和精神追求。茅盾在他生命的最后，还怀有浓厚的政治情结和文学情怀。在自知病将不起的情况下，1981年3月14日，他请儿子韦韬笔录，口述了致党中央的信件：
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
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
他口述的第二封信，是给他自己创建的中国作协的同事们：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的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致
最崇高的敬礼！
茅盾先生的最后嘱托，一是政治生命；二是文学事业。他留给中国作协的最重要遗产，是茅盾文学奖。从1982年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到2019年即将开始的第十届评奖，茅盾文学奖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最瞩目的国家奖项，也是中国作协最重要的工作。可以想见，茅盾的名字将与中国作协的工作融汇在一起，每四年一次的茅盾文学奖的评选，随着时间的积累，影响会越来越大，也会让一代又一代文学家们缅怀茅盾的功德，追随他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