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在并不繁华的东土城路上，中国作协的办公楼仍显得低调，很不起眼，却常有人路过这里时驻足拍照，“打卡”所谓文学地标。在许多文学爱好者心中，“中国作家协会”是一座神圣的文学殿堂，是中国作家的大本营。

“我当年就是怀着朝圣的心情到作协工作的。”在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前夕，笔者拜访了一位“老作协”。他说，自己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文学组织工作者，而且退休快20年了，从没接受过正式采访。我说，这不算采访，作为后辈，我们就想听您唠唠作协过往的“家常”。

这位作协前辈是李一信，他从部队转业到中国作协机关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中国作协刚刚恢复建制，重新启动工作，办公地点在沙滩北街的简易板房里。“来报到时看到这样的办公条件，多少有些意外。”李一信入职的部门是人事室，人事室和机关党委五六个人挤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办公。处室的负责人每天骑着一辆辨不出原色的自行车上下班，干劲十足，“经常敲打我，人事无小事，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为作协看好门、管好人”。

当时，作协四散各地的老同志陆续回京安排了职务，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作家成为驻会作家。“我从人事档案里，看到儿时就仰慕的一连串文学大家的名字，想到自己就在他们身边，觉得特别幸福，好像人生都找到了最佳归宿。”两年后，李一信从人事室调入办公厅，参与和主持办公厅工作是他作协生涯中最长的一段。

作协当年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对于年逾古稀的驻会作家，逢五逢十的生日，办公厅要组织登门祝寿，作协领导必须到场。“艾青老比臧克家老小五岁，冰心老比克家老长五岁，也就是那一年，我们要接连到三位文坛巨匠家里祝寿。”回忆起这些往事，李一信露出孩子般的兴奋，“我去给冰心老送工资、送信，就能借机在她家坐会儿，跟冰心老说两句话，很温暖。冰心老喜欢桂花，更爱红玫瑰，这个你们可能知道。自诩‘百岁儿童’的臧克家老不要蛋糕，就喜欢喝酸奶，这我最知道。”他笑言自己是作协机关掌管吃喝拉撒的大管家，执帚提壶躬身服务，老作家的健康起居无不挂在心上。“臧克家老人93岁那年摔了一跤，我们真是担心得整宿睡不着觉啊。”

作协把作家当亲人，文学工作者和作家交朋友，那种关切和联系是真挚而深厚的。而作协也是作家之间的情感纽带。得知办公厅要去上海看望巴金老人时，曹禺嘱托：“见到巴金告诉他，我真的很想他。”问冰心老人要捎什么话给巴老，冰心调皮起来：“请他自己多多保重，还有，问问他想不想我这个老太婆。”

作为专业性人民团体，联络、协调、服务作家是中国作协的主要职能。作协从上到下、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活泼亲切的气息深深契合了“作家之家”的气质。“我经历过的党组书记处领导，光年、冯牧、达成、鲍昌、马烽……大家都习惯直呼大名。我多年做宣传干事积攒的那些写‘官样文章’的本事，在这‘家庭气氛’里似也派不上太大用场。”

1985年，巴金被法国政府授予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办公厅当即发贺信至上海巴老寓所。很快巴老就回了亲笔信，是给机关全体同志的回信。“同志们那个欢悦啊，收到家书，怎能不欣喜和激动？”李一信向机关全体同志展示并朗读那封满含巴金主席深情和厚望的来信时，场面特别温馨，“不少同事和我一样，至今珍存着这封来信的复印件”。

而彼时，作协机关加上文艺报社、作家出版社等几十号人，仍凑合在那几间“冬凉夏暖”的防震棚里办公。开源节流，筹措经费，改善条件，竭尽所能为作家办好事实事是办公厅殚精竭虑、日夜思谋的头等大事，也是难事。

“我们筹建文学会堂、筹办中华文学基金会，都是在四次作代会以后。”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中国作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带来党和国家的深切关怀和殷殷期望，文学事业又一次振奋精神，注入了新的活力。“从那之后，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万寿寺临时挂牌。北戴河和杭州两个创作之家相继建起来，一直为会员服务到今天。”亲抓基建的李一信去检查杭州创作之家工程进展时，不慎从两米多高的隔层上摔下来，住了半个月的院，躺在病床上的他却为施工的顺利推进而无比欣慰。

“那时候，《人民文学》有刊授，鲁迅文学院有普及部开办函授班，还收作业批作业呢。作协在首都剧场举办文学讲座，火爆如阵阵旋风，岂止是座无虚席，站都无虚席。书记处每季度专题研究创作态势，各业务单位和部门忙着开笔会，集体改稿，从文学马拉松大军里选拔出好苗子。”办公厅则在为作家排忧解难上挖空心思。“这是作协的好传统，实实在在为作家解决实际困难，分担创作的后顾之忧。作家的事儿，没有作协不管的。”这些事情琐细到，帮文学翻译家汝龙挂专家号，给史铁生住的平房安装热水器，路遥去世后家里最艰难的时期，作协为其子女支付了学费。大约是80年代中后期，办公厅新设了一个机构叫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别管帮作家打赢了几场官司，替作家维护正当权益的意识是跟得上的，也算是想作家之所想，急作家之所急。”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与四代会相隔12年，但是中国作协为文学事业繁荣发展而操劳的脚步从未停歇。到90年代中期，中国作协会员已达到5000多人，各省、地、市作协会员和文学工作者万余名。中宣部和中国作协联合在长沙召开了文学创作座谈会。会上，批准在上海、山东、山西、内蒙古、湖南、广东等地建立6个全国文学创作中心。

五代会前夕，一座供中国作协机关办公的楼房兼全国作家创作活动中心，终于在东土城路25号拔地而起。“还有作协上下心心念念十几年的文学馆也破土动工了，以后再也不用租用万寿寺了。”主持办公厅工作的李一信直接参与推进中国现代文学馆建设，当时的目标是到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主体工程竣工，可以布展。

“作协大事记都刻在我脑子里。作协这些年一路走来不容易，做具体事情的文学工作者，难免承受一些压力，有时感到力不从心的焦灼和辛苦，而最终这些都不值一提，‘必达红标远，间关不计程’，初心没有变过。”说到这里，李一信讲起毛泽东主席和丁玲之间的一段对话。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半开玩笑地问丁玲：“你是想当官呢，还是想当作家呢？”丁玲回答：“我既不是想当官，也不是想当作家，而是想为新中国培养和扶持自己的作家。”

诚然，文学创作是一种个体劳动，但是若把作家比作自由飞翔的小鸟，中国作协就是在为他们营造一片绿色的树林。李一信说，他只是植树护林的一员而已。“现在作协各方面条件越来越好了，植树护林的队伍兵强马壮，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这些我都了解、都惦记。”他说自己岁数大了，很少上网，但书报还是要读的，学习不能停，沉浸于信笔涂鸦的恣意，常常忘了老之悄至。

“读读写写的惯性，自然是在作协工作养成的。担任办公厅主任期间，我自己记工作日记，也要求秘书处处长写工作日记。我鼓励办公厅的同仁们多读书勤写作。”在作协机关工作，服务是第一位的，李一信不仅认真完成各项行政事务，还额外给自己定下了“每天看一个短篇，一周看一个中篇，一季度看一部长篇”的文学阅读计划。“想做好作协的服务工作，就得熟悉作家，想熟悉作家就必须读作品。见得多了，看得多了，自己也可以写，自己写不是为了当作家，而是为体会创作的艰辛，当然也有乐趣，那是文学工作者必修的体验，如此更能理解、尊重、热爱你所参与的文学事业，更自觉地为作家服务好。”

李一信曾被调任鲁迅文学院担任分管行政的副院长，“那几年里，鲁院的所有课，我只要有空都去旁听。”他说自己是“月亮里的兔子沾了光”、“圣殿里的耗子也会念两句经”，耳濡目染下偶有灵光闪现，就赶紧记下来。“在作协工作，到处都是你可以描红的帖子，跟社会上的文学爱好者相比，这是多么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啊！”

退休这些年，李一信有大把时间和精力写作。他创作了200余万字的小说、散文、诗歌，却从来不说自己是作家，“我就是文苑篱边一棵草，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