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是文学之魂，是不同类型文学的“公约数”。人类古老的信念，就是理想在文学之中的不同表现形态。

文学向人类传递的，是人们的尊严和信念。作家写的不是实然世界，是应然世界，但是材料是实然世界里面的，这种材料是杂乱无章的，但它结构在一起应该是“美”的。

“理想性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可能性”，这里的“理想性”和“现实主义文学”两个短语，是并置在一起的。如果两个短语同义，那么并置在一起就是同义反复。这是两个有差异的短语。我想，这个议题在设定者的心目中，应该是有矛盾的、有疑问的、有歧义的。也就是说，“理想性”和“现实主义文学”之间，有矛盾、有疑问、有歧义？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我要首先表明我的态度。我的意思是，任何一种类型的文学，不管它写什么或者如何写，都必须具有“理想性”的特征。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文学是理想性的，浪漫主义也是理想性的，甚至现代主义文学，也必须是理想性的。我把“理想”作为不同类型文学的公约数。如果没有这个公约数，没有这个共同的特征，它就很难说是我们所实践的、研究的“文学”这个范畴，它就可能不在我们所说的“纯文学”的范畴之内。那么，它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啊，你可以将它单独划分为一个类别，单独成立一个研究中心去研究它。所以，我们所说的“文学”“Literature”，它就是“理想性”的，或者说他就是具有“理想性”的一种文类或文体。如果不是，我们就可以说，它的“文学性”是有疑问的。肯定有人问，既然都是理想的，那你刚才列举了那么多不同类型的文学，它的区别在哪里？我是说，“理想”是不同类型文学的公约数，但它们的表现形态不一样。

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都具有“理想性”的特征。但是，它们的“理想”形态有差别。我用一种比喻性的说法来描述：现实主义的理想是地上的理想，浪漫主义的理想是天上的理想，现代主义的理想是梦中的理想。地上的理想，是在地球引力作用下的，是牛顿力学世界的理想。天上的理想，是逃离地球引力的，是试图超越牛顿力学限制的飞翔的理想。梦中的理想，是非理性的，是对自由极度向往而产生的变异形态。前面两种文学类型，它的社会性色彩更强一些。后一种类型的文学，个人主义色彩更浓一些。前两种文学类型的研究方法，可以是实证主义的和一般意义上的逻辑学和分类学的。后一种文学类型，它的研究方法，必须首先经过“精神分析学”、“符号学”等现代理论方法的分析，然后才能进入实证和逻辑分析分析。但不管他们的差异如何，他们都具有“理想性”这个公约数。

当代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类型的理想形态。比如说“前二十七年”的文学，其理想形态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想主义，地上的理想和天上的理想，或重叠，或交叉，或融合，或冲突。浪漫主义理想要把人从大地上推到天上去，革命的现实主义把天上的幻想拉到地面上来，两种理想形态，有时候也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撕裂感。又比如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同时开辟了两条道路，一条是现实主义或者叫批判现实主义的路子，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发展到今天。第二条路是80年代中期兴起的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文学，这两条路是齐头并进，脉络清晰的。在今天依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我再重复一遍，“理想”是文学之魂，是不同类型文学的“公约数”。这是我这么多年来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的心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充分肯定这个判断，并且越来越认可这样一种观念：人类古老的信念，就是理想在文学之中的不同表现形态。上面是我要说的第一层意思。下面我要说第二个意思，就是理想的文学的写作问题。

文学创作怎么表达上面所说的“理想”？其方法是复杂而多样的，每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方法。我要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例子谈内容，第二个例子是谈形式。

先说内容。内容同样是名目繁多的。我举“传奇性”和“日常性”这一对举的概念来说明。我们的文学到底要书写什么内容？是书写“传奇性”还是“日常性”？这是现代以来的文学的一个基本选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很多人喜欢读传奇性的作品，这是通俗文学或者类型文学具有广阔市场的原因。在所谓的严肃文学中，也有不少人喜欢写传奇性的作家。比如《白鹿原》的开头就是一个“传奇”：白嘉轩一生娶过七房女人，前面六房都离奇死亡，有的好像还跟一个什么“白鹿”有关，很传奇，很刺激。

这种“传奇性”的东西我们怎么看待？为什么要提“日常性”？我认为，现代文化或者叫人文主义的文化，其基本起点就是关注个人生活的日常性。现代文学的特征，就是把个人的日常生活作为书写对象，使日常性产生美学价值。这是人类文学史的一个重大节点，它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审美呈现形态。它把日常生活本身作为美学书写的对象，将个人经验的价值和意义呈现出来，而不是否定它、质疑它、排斥它。由此，文学艺术才开始了它的现代之旅。18世纪的英国文学里面，简·奥斯汀就是把日常生活作为审美对象书写的典范，简·奥斯汀至今仍在世界文学的阅读畅销榜上经久不衰，就因为她写人的日常生活。中国现代文学也是如此，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作为描写对象。

那么，传奇性的本质是什么？传奇性是对人们熟悉的日常生活的逃离，用一种“陌生性”的、骇人听闻的传奇性，来否定熟悉的日常性。日常性是我们熟悉的，同时具有不确定性。传奇性是我们所陌生的，同时也是确定的。因此，对传奇性的迷恋，实际上是对确定性的迷恋；对日常性的疏离，其实也是对不确定性的逃避。只有现代美学才能够处理日常性和不确定性，古典美学最擅长的恰恰是传奇性和确定性，而真正敢于面对当下日常生活的人是大勇者。

我们所说的人文主义，以人为目的而不是手段的那个“主义”，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化基调。我们强调的日常性及其人文性，是以科学理性为背景的日常生活，它的出现就是因为它具有人文性。但它是不是具有文学性呢？这是一个疑问。文学创作的重要功能，就是要把具有人文性的事物转化为具有人文性的细节和情节和结构，转化为具有意象性的美学系统。将世界变革当中出现的具有人文性的事件和情感，转化为文学性，转化为审美经验和一项系统，是文学家的重要功能。世界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科学技术在不断更新换代。它给人类带来了福祉，这是人文主义的胜利，但它一定具有文学性吗？它成为诗歌意象系统里的成员了吗？它成为形象史中的一员了吗？它是人类精神史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形吗？这都是疑问。因此，文学家的重要功能就是把日常经验转化为审美经验，把人文性转化为文学性。这就是我所说的日常性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文学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把日常生活作为非常重要的内容，特别是普通人，这是五四的一个重大变革，从鲁迅先生开始。鲁迅先生对日常性写得不充分，他写的都是日常生活中变态的，变态的人格，都是寓言式的写作，目的不是呈现日常生活，而是否定此前的日常生活，呼唤新的日常生活。

第二个例子是讲形式，狭义的形式。“形式”当然也是名目繁多的。在谈形式问题的时候，我打算举一个小的例子来说明，就是叙述视角的问题，也就是作家观察和表现生活的视野，是用限制视角，还是用全知视角？

比如，我们写一个小说，长篇的、中短篇的，我们用什么样的叙述视角来讲述或者呈现眼前这个现实世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能用“限制视角”，而不能用那种古典文学中的“全知视角”，因为那是“上帝视角”，不是“人的视角”。如果今天还有作家这样写：“他心里想”，有人就会批评说：“你不是他肚子里面的蛔虫，你怎么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呢？”如果作家这样写：“他们两个躺在床上，议论着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心里充满疑惑。”有人就会质问：“人家两个人在房间里说了什么，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去听房了啊？”

我认为这是一种谬误。文学作品写的不是“实然世界”，它并不一定要写“确实如此”的世界，它写的是“应然世界”，写的是“理应如此的世界”。比如我说“明天太阳将要升起”，你说：“你不是上帝，你怎么知道太阳明天将要升起？”因为明天的太阳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升起来，世界依然如斯；一种是不升起来，地球爆炸了。所以我们无法知道太阳是否升起。可是我不但要说“明天太阳将要升起”，我甚至还要说：“明天太阳必将升起。”这是信念，如果连这种信念都没有，我们还活着干什么？大家都去死吧。

因此，文学向人类传递的，是人们的尊严和信念，我们相信明天会更好，相信明天太阳升起来。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如此，应该是理想的，有信念的。爱情描写也是如此，你的心里在想，我很爱他（她），连这种信念都没有，你怎么写小说，你当什么作家？因为作家写的就是“应然的世界”，“理应如此的世界”。这也是伟大的托尔斯泰的观点。

年轻人肯定在说：“老东西，你就只知道托尔斯泰，真老土。你知道萨德吗？知道夏多布里昂吗？知道卡夫卡吗？知道博尔赫斯、卡尔维诺、雷蒙德·卡佛吗？”对，我必须重读重提托尔斯泰。我们都是从现代主义文学、卡夫卡、博尔赫斯那里走过来的。但我现在更喜欢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说，一个作家要具备两种能力：第一，他有判断什么事情应该有的能力。第二个，他有坚信什么事情应该有的能力。前面那个叫“应然世界”，后面则是对“应然世界”的信念。一点信念都没有，不能确定世界应该怎么样，人性应该怎么样，如果没有这样的确信，没有对应然世界的信念，为什么要写作？写作难道仅仅是无聊的饶舌吗？作家写的不是实然世界，是应然世界，但是材料是实然世界里面的，这种材料是杂乱无章的，甚至是龌龊的，但它结构在一起应该是“美”的。

所以，作家在现实中、在日常生活中，在光明和黑暗中，在许许多多实然世界的材料中，在词语、物象、细节、情节中，注入理想的神髓，文学才有希望，人性才有希望。

（本文系作者2019年6月29日在长沙“新中国文学70年”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