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热映再度引发人们对哪吒母题的文化思考。哪吒形象与孙悟空形象一样，本质源于民间狂欢文化创造，是不同时代人民愿望和想象的集体象征。哪吒母题的每一次书写，都不可避免地与特定时代的上层意识形态纠结、复合在一起，从而锻炼出特定叙事架构和人物形象特征，呈现出别样文化精神样态。虽然哪吒叙事文艺样式颇多，但从对当今公众文化影响力来看，主要有明朝中期许仲琳编创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1979年的动画电影《哪吒闹海》以及方今正热映的这部《哪吒之魔童降世》。
《封神演义》的形象文化：斗士恩怨，外道内儒。晚出的《封神演义》明显受到《西游记》影响，总体艺术成就更有不及，但它对哪吒这一形象的再创造，却比《西游记》中的哪吒鲜活生动得多。哪吒故事，主要表现于这部书的第十二回《陈塘关哪吒出世》、十三回《太乙真人收石矶》、十四回《哪吒现莲花化身》。这三个回目的情节有4个要点：哪吒东海游玩杀死敖丙、哪吒被逼剔骨还肉断绝父子情、斗士哪吒恩怨分明找李靖复仇、太乙真人安排父子和解。小说人物图谱中，道士太乙真人是哪吒的师父和引路人，也是真心爱护哪吒。太乙真人处于力量和精神的制高点，他培养、磨砺、再生哪吒的目的，是为将来的武王伐纣培养斗士，为姜子牙大军挑选先行官。这节故事中的李靖，则是一个懦弱、自私、窝囊的父亲形象，他对哪吒亲子之爱很是稀薄，最终导致哪吒不得不“剔骨还肉”自断家人之情。
“剔骨还肉”了断父子情，不依不饶寻父复仇，这也许是中国文艺史上最惨烈、最不正统的艺术事件。在这之中，既体现了哪吒的淳朴反抗性格，也是对宋明理学畸形强调天理的反讽。于此，可以说这一事件中渗透着道家文化精神的个体生命自觉，对“家文化”的对抗性理解。小说对李靖不称职父亲行为以及庸俗、自私官僚形象的刻画，让人们更加同情哪吒恩怨分明的侠客作风。但另一方面，小说毕竟没有一味鼓励新生后的哪吒寻父报仇，而是在作者艺术安排下，使哪吒和李靖父子和解，然后一同参与到武王伐纣、反抗暴君的政治军事行动中。从小说的现实基因说，这是对明中叶以后厂卫横行的严酷社会政治现实的折射以及变革愿望。于此，哪吒故事主题走向了“王道荡荡”、“舍生取义”的儒家社会文化理想。在文化精神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个段落的意义构成是外道内儒、儒道互补。
《哪吒闹海》的形象文化：英雄精神，以道求儒。1979年的动画电影《哪吒闹海》改编自《封神演义》的三个相关回目，但作了较大删改。从情节构成说，最主要是保留了哪吒“剔骨还肉”情节点，而删除了哪吒莲花再生后“寻父报仇”的情节，从而使戏剧矛盾更为集中。
从人物关系网络说，哪吒成为了绝对中心人物，其反恶霸、除暴安良的正义色彩大大强化。同时，东海龙王父子敖光、敖丙索取童男童女的反派恶霸特征也更加凸显。正反两方人物艺术塑造分量的加重，在戏剧性增加的同时，也使得哪吒为民请命的英雄人格和牺牲精神，愈发高大光辉。与之相比，太乙真人的精神导师角色相对减弱，但人物行动细节仍与《封神演义》保持了一致，他仍然是哪吒的引导者、支持者和保护者。片中李靖仍是一个冷酷、自私、平庸的官僚形象，当四大龙王齐聚相逼之时，他竟然挥剑砍向自己的儿子。也正是他这一动作，导致哪吒对这种不正常的父子关系彻底绝望，剔骨还肉，变身成为了一个具有民本情怀的悲剧英雄。
《哪吒闹海》创作于改革开放初期，其中的哪吒实际上是一个革命英雄的光辉形象，主题则是反封建、反恶霸，为人民的幸福生活而献身牺牲。哪吒的“剔骨还肉”，也有着真实而丰富的历史内容：在我党革命史上，像彭湃、瞿秋白、方志敏这样的共产党人，都是背叛了自己原生的封建大家庭，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为穷人打天下。在文化方面，鲁迅、郭沫若、巴金等人，也有相近似的文化品格。《哪吒闹海》的文化精神，体现的正是努力挣脱时已僵化的儒家礼制和思想、把个人生命投入到无产阶级解放的壮丽事业中，是一种以道求儒的英雄精神。
《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形象文化：自我生命，外儒内道。《哪吒之魔童降世》（下称《魔童》）广受美誉，不仅仅因为其美轮美奂的声画特效，更因为时代化、精细化、目标化的情节改编策略以及富于现实内涵的文化精神诉求。内容决定形式，内容做得好，形式美才能反过来彰显艺术风格，提升艺术品格。
其一，哪吒与李靖父子关系的颠覆性改编。《魔童》不仅割除了传统的哪吒剔骨还肉的惊悚情节，还强调了李靖夫妇对哪吒的亲子之爱、家人之爱。原来冷漠、自私、虚伪的父亲形象，在这里变得温情，为了儿子哪吒被乡邻接受而百般庇护，并为哪吒的前程和命运数上天庭请愿。母亲殷夫人的形象也得到丰富和展开，虽然作为女强人没有足够时间陪伴哪吒的成长，但她对哪吒的母爱仍是浓得化不开。《魔童》强调了“家”的意象与家人之爱，父母慈祥，孩子知爱。“家”、家人之爱、家国情怀，从来就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文化价值追求。“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魔童》作者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在作品中注入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正面传播儒家文化的家国情怀，这是值得首肯的。
其次，哪吒形象作为问题少年的现实主义基因。无论出于现实主义关怀还是出于艺术传播效果，编导无疑在《魔童》中融入了许多当下社会现象元素，如留守儿童亲情缺失、社会偏见导致心灵隔膜、青春期少年的孤独与叛逆等等。青少年观众更容易在哪吒身上看到自己，感而入戏，感而入神。尤其是哪吒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人生宣言，更使这部神魔片在心理事实上成了励志电影，直达本心。
《魔童》相对淡化了哪吒与敖丙的矛盾，他们一方面为各自族类不得不相杀相斗，另一方面从生命个体说却是惺惺相惜的朋友，因为他们的命运都被高一级力量刻意误置和安排，在追寻自己的生命之路方面他们是同病相怜的。虽说哪吒被命运安排了魔丸和魔性，敖丙被命运安排了灵珠，但他们在为族类斗争的同时，也渐渐发现了自己，发现了朋友。如果说为族类斗争属于儒家情怀，那么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宣言书，则标志他在内心深处有着本真的道家文化自我成长、自我实现的奋斗精神。
其三，叙事结构的立体设计及其人性思考和现实关怀。《魔童》不仅引入了“新”人物道教教主元始天尊（老子），降格了太乙真人的导师功能，使他几乎仅仅成为哪吒朋友式的玩伴，还明确把影片的形象体系划分为三个世界：神仙界、人类界、妖怪界。改编尺度较大的是，作者给予了原来负面形象的东海龙王家族以深深同情：龙族也是被牢笼统治的对象，敖光父子和申公豹也有自己的受歧视和不如意。另一方面，元始天尊把混元珠锻炼分为灵珠（“善”）和魔丸（“恶”），并向喜欢的徒弟太乙真人下达把灵珠赐给李靖第三子的指令后，到片尾也没出现过，李靖和太乙真人再也不能找到他。而且，《魔童》的激励事件，是元始天尊的两个高官徒弟太乙真人和申公豹争权夺利，才造成了小人物哪吒和敖丙奇特而悲情的命运。凡此，也可以看作影片有一定的反腐败艺术考量，致力于倡导政治清明与社会和谐。浅见附及，影片中的部分细节，如哪吒与龙族之间矛盾淡化、哪吒与敖丙的朋友关系、灵珠与魔丸的善恶隐喻等等，未尽完善精细，或许容易造成部分青少年观众善恶是非观念的模糊。
语义关系是由文化语境决定的，但是文化语境却是变迁的。简单区分这些作品的艺术高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珍惜当下新时代的美好生活，重要的是人性的健康成长与家庭社会的和谐稳定。从此角度说，《哪吒之魔童降世》是一部益于社会人心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