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时间的长河，百代过客，白驹过隙；70年，凝重的历史，人间正道，苦难辉煌。站在70年的时间节点上，回望新中国军旅文学所走过的历程，恰似一条壮阔的大河，波翻浪涌，卷起千层浪。70年军旅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大体合拍。如果以改革开放为区分，即可分为前30年（1949-1979）和后40年（1979-2019）。如果以文学生态环境的转换更迭作区划，则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文革”之前的17年（1949—1966）、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至今。军旅文学的千回百转和冷热沉浮，或深或浅地记录了人民军队和人民共和国成长壮大的艰辛步履，或明或暗地反映了中国军人70年的光荣与梦想，亦从诸多侧面折射出了当代中国社会和当代中国文学的演进轨迹。军旅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显著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价值。
一
军旅文学以庞大的数量和巨大的影响支撑了“前十七年”文学的半壁江山，在诸多方面还代表了当时文学的最高水平。此外，在为新生的共和国著史和为新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塑形诸方面都发挥了培根筑基的巨大作用。
众所周知，当代军旅文学是在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的岁月中诞生的，对战争生活的反映以及有效的配合战争是它最初的使命，但它真正取得不容忽视的成绩并获得相当的地位却开始于战争结束的时候。当人们在凯歌声中油然而生对胜利的追问和对斗争的回忆，军旅文学开始显露出勃勃生机。作家们经过艰苦卓绝的战争洗礼和艺术上探索性的铺垫，为创作提供了充足的储备，记录历史的强烈愿望弥漫在空气中。朝鲜战争以及边疆剿匪等重大事件，使战争时期形成的文化心理惯性得到强化并突显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最先活跃起来的一批军旅作家基本上都是战争年代入伍的战士，他们经历过炮火的洗礼，与年轻的共和国一同成长，多以自己亲历的战争生活作为主要素材来进行文学创作，而且通常采用长篇小说的形式。譬如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刘流的《烈火金钢》，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雪克的《战斗的青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等等。此外，一些著名短篇小说也多取材于战争年代，譬如孙犁的《荷花淀》、王愿坚的《党费》和《七根火柴》、茹志娟的《百合花》、石言的《柳堡的故事》、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等等。再加上收获于朝鲜战场的诗歌《把枪给我吧》（未央）、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小说《团圆》（巴金）、《三千里江山》（杨朔）等一批声名卓著的战争题材作品，战争文学成了此一阶段军旅文学的“主流”。上述诸作由于发行巨量，或搬上银幕、舞台，或进入中、小学课本，都影响深广，有的甚至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程度，成为了“前十七年”的经典之作。不仅是军旅文学的“主流”，而且也是整个当代文学的“主流”，至少以庞大的数量和巨大的影响支撑了“前十七年”文学的半壁江山，在诸多方面还代表了当时文学的最高水平。此外，在为新生的共和国著史和为新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塑形诸方面都发挥了培根筑基的巨大作用。
但是，正如当代文学一样，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中，有一些不同的文学力量不断地受挫与淘汰，分化与合流，在动荡不安的氛围中逐渐形成趋同的模式和规范，汇入了当代文学的主流。也许正是这一部分虽然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动，却仍然遭遇挑剔与苛责的声音，被区分出某种细微差别并隐含着不同流向的作家作品，使“前十七年”的军旅文学具有难得的丰富性与纵深感，并且为新时期的突破与爆发埋下了伏笔。
二
新时期军旅诗坛多元并存、生动活泼，在改革开放40年中国诗歌的整体格局中，显示出了它独异的风貌和蓬勃的活力。
1978年底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号角，也是新时期开启的标志。翌年年中，军旅诗人雷抒雁最早以政治抒情诗《小草在歌唱》（《光明日报》1979年6月8日）作出了强烈反应，并一跃而成新时期诗歌的弄潮儿，引领了七八十年代之交军旅诗歌的变革，并且成为新时期军旅文学最初的滥觞。军旅诗潮汹涌奔腾的动力，则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一是部分诗人超越惯常的军旅诗歌思考视野和思维定势，进入到社会、政治、文化层面的反思和批判，将军人的职责与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前途联系起来加以重新审视和观照，勇敢地奏响时代琴弦的最强音，如李瑛的《一月的哀思》、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他们热烈地呼应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军旅诗赢得了新时期最初的声誉和影响。二是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和南疆形势的影响下，更多诗人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军营内部和军人自身。或是在战争的背景下重新思考战争与和平（如“战壕诗会”、《山岳山岳 丛林丛林》等），或是在和平的日子里重新寻找军人的价值定位（如《三十天》等）。诗人的人性觉醒导致了抒情方式的根本变化，程步涛、杜志民、马合省、贺东久、刘立云、史一帆等人在开掘军旅生活更新的领域和更深的层面上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尚方、辛茹、阮晓星等女诗人则在军旅爱情诗方面进行了尝试和突破，为军旅诗苑增添了新的风景。三是上世纪80年代初崛起于西北边陲的“新边塞诗”。代表人物周涛把一股粗放豪迈雄浑的大气带进了军旅诗坛，它的近效果是带出了一批豪放派，它的远效果则是陆续产生了一批千行大诗，如马合省的《老墙》、李松涛的《无倦沧桑》、王久辛的《狂雪》等等。四是在诗歌形式探索上走得更远。尤其是80年代中期崭露头角的年轻一代，如简宁、蔡椿芳、李钢（也包括稍早的李晓桦和更晚的姜念光、董玉方以及贯穿40年的刘立云等）。他们基本甩掉了已成定势的军旅诗歌传统的包袱，直接从西方现代诗歌艺术中汲取养分，追踪着中国当代新诗潮的步伐，努力寻找诗歌本身的纯粹性，给当代军旅诗歌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革新与挑战。
上述四个方面，也许还不能各自称为一般意义上的“诗群”，但他们的遥相呼应和交叉渗透确实造成了新时期军旅诗坛多元并存、生动活泼的新局面，从而成为一个以国防绿为标识的群体，在改革开放40年中国诗歌的整体格局中，显示出了它独异的风貌和蓬勃的活力。
三
一批以部队新闻工作者为先锋的报告文学作家脱颖而出，他们的作品显示出了宏阔的视野、深刻的理性思考以及囊括一切的创作野心和笔力。
继军旅诗歌发轫之后，在思想解放、除旧布新的时代大潮中，一批以部队新闻工作者为先锋的报告文学作家脱颖而出，成了弄潮儿。他们长期练就的政治敏锐性、思想概括力，深入扎实的采访手段和倚马千言的笔头功夫，都在刹那间获得了用武之地。钱钢、李延国、江永红、刘亚洲、袁厚春、徐志耕、大鹰等人频频出手，《蓝军司令》《奔涌的潮头》《唐山大地震》《河那边升起一颗星》《在这片国土上》《中国农民大趋势》《走出神农架》《省委第一书记》《百万大裁军》《恶魔导演的战争》《南京大屠杀》《志愿军战俘纪事》诸作屡屡轰动，接连获奖，在整个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大潮中也处于领头羊的地位。
此一时期军旅报告文学作家从精神上拥有了“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豪情与魄力。作品内容从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来说都是空前的，在题材上呈现出了多向度的选择。他们不但观照现实，更注重从历史中挖掘经验教训，不但细致描绘时代巨变在军营中的影响和波动，更把笔触伸展到了整个民族、国家的变化上，显示出了宏阔的视野、深刻的理性思考以及囊括一切的创作野心和笔力。他们以“全景式”、“卡片式”、“问题类”等多种类型的作品结构方式和叙述手段，形成了全方位宏观描述、大规模信息汇聚以及时空延伸等特色，一批作品成了此一时期报告文学中的典范和代表之作，并使这一生动活泼的文学品种蔚为大观。
进入90年代以后，军旅报告文学由兴盛热烈逐渐回落平稳。与此前相比，呈现出更为广阔的全方位发展。突出表现在文体上传统的人物型、记事体与全景式、集合式结构的并存，描写对象的多样化，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真实再现，显示出作家把握生活的全新视野。一批稍后发力的军旅报告文学作家如金辉、邢军纪、中夙等人，从步履匆匆紧随时代大潮到伫足沉思潜入深水作业，从赶时效抢新闻到回眸历史，取材的价值定位发生了变化，虽然作品的思考力量和批判色彩有所减弱，但各自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题材领域或生活根据地。如李鸣生的“航天系列”、徐剑的“火箭军系列”、王宗仁的“青藏系列”、黄传会的“大清海军系列”等等。视野的转换或缩小不但体现了时代发展所具有的特点，而且保证了创作资源的丰厚与绵长。
进入到本世纪，随着资本力量的无孔不入和文学的不断边缘化，报告文学也呈现退潮之势，但就在这水落石出之中，少数大体量、高质量的军旅报告文学作家有如孤岛耸峙，支撑住了军旅报告文学的半壁江山。其中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是“一大一小”。大是王树增“非虚构”的宏大叙事，从《长征》《朝鲜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以一人之力，重新全面、系统、深入而艺术地还原中国现代革命战争史，既有高屋建瓴的思想穿透和恢弘的历史场景重现，又有细腻入微的人性理解和艺术肌理呈示，在赢得市场的同时，也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党史、军史、国史教科书。小是余戈异军突起的“微观战史”写作，他以滇西为切入点，历经数年，梳理剔抉，洞幽发微，写出了“滇西抗战三部曲”《1944：龙陵会战》《1944：松山战役笔记》《1944：腾冲之围》，以祖国海峡两岸、日本、美国的战斗详报、电文、地方史志、新闻通讯、“三亲者”回忆等材料为基础，详加辨析，互为参照，以逐日甚至逐小时为密度，生动细腻地描绘出令人无法想象的艰辛、繁难、残酷的战争图景。作品甫一问世，就获得了业内专家和无数军迷的高度认可和热情追捧。在此一领域，王树增、余戈堪称双璧，熠熠生辉，是当下军旅报告文学的标志性存在。
四
80年代的军旅小说完成了革命性突进，涌现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军旅小说再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独特和无可替代的组成部分。
但是，总体比较而言，军旅小说还是军旅文学最强大的重镇。与改革开放40年对应，它的发展变化也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上世纪80年代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二是上世纪90年代军旅长篇小说的潮动；三是新世纪军旅小说的第四次浪潮；四是新生代在更广阔空间的崛起。
相较于当代文学，军旅小说有一点滞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虽然有徐怀中、邓友梅、王愿坚、石言等前辈作家发表了《西线轶事》《追赶队伍的女兵们》《足迹》《秋雪湖之恋》等名作，但还是单兵作战，难成阵势，其时新时期军旅文学主力军团青年作家群尚未发动。真正标志着新时期青年军旅作家集团冲锋的“信号弹”恰是1982年间朱苏进《射天狼》和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两部中篇小说的问世，不仅宣告了新时期青年军旅作家的集群崛起，拉开了新时期军旅小说进入高潮的序幕，而且以此为象征，开辟了反映“和平军营”和“当代战争”的两条战线，昭示了一大批青年军旅作家如刘兆林、唐栋、朱秀海、简嘉、李斌奎、雷铎、李本深、张波、何继青、沈石溪、毕淑敏、王海鸰、刘宏伟等人在这两条战线大显身手。1986年，莫言的《红高粱》又开辟了第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引导了一批没有战争经验的青年军旅作家如苗长水、乔良、张廷竹等人写出自己心中的战争。至此，80年代“两代作家三条战线”（一代作家即指“文革”后复出的前辈作家如刘白羽、魏巍、徐怀中、王愿坚、石言、白桦、叶楠、黎汝清、彭荆风、苏策等）的格局基本形成，新时期军旅文学也藉此进入全盛时期，掀起了新中国军旅文学的“第三次浪潮”。
80年代军旅小说紧随时代步伐，以思想解放为发动，汇入现实主义深化的主潮之中，在三个层面上急速向前推进。一方面是在思想深度上，向现实主义的幽深挖掘，正视“军人是人”的命题，寻觅和平时期军人的历史定位和战争中人性的裂变与闪光，反思战争，在颂歌与悲剧的讨论中摸索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辩证把握；二是在题材广度上，从雪山哨卡到火箭基地，从女兵王国到受阅方阵，从将军到士兵，从历史到现实，从天空、海洋到陆地，展开了广阔壮丽而绚烂的人民军队生活画卷；三是在艺术形式上，继承传统而超越传统，立足本土又面向外域，在叙事结构、语言修辞和感觉方式等诸多方面不断接受挑战，实行变革。80年代的军旅小说完成了革命性突进，涌现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追求，军旅小说再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独特和无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为新时期文学的繁荣进步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五
90年代以来，军旅文学的挑战与机会并存，淘汰与新生同在的双向动态演进中，军旅小说和作家队伍出现了新的景观。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骤然加速的社会转型带来了文学的失重，更带来了军旅文学的失位，面临着“消解”的严峻挑战。这种“消解”来自两个层面，表层是经济的窘迫消解了80年代军旅文学那种“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集群动作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散兵游勇式的个人化“写作活动”。深层的消解则表现为军旅文学作为一种有着特定内涵的深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它牵涉到军旅作家如何将一种政治的优势转化为艺术的、审美的优势及相关策略。辩证来看，当时来自“组织形态”和“观念形态”两个层面对军旅文学的“消解”过程，其实也正是当代文学对军旅文学的一个“融合”过程。挑战与机会并存、淘汰与新生同在的双向动态演进中，军旅小说和作家队伍出现了新的景观。首先是一批崛起于80年代的作家，经过十余年的文学训练和人生历练之后，艺术技巧、思想修养和生活积累都趋于成熟，开始跃进一个新的境界，先后创作出了《炮群》《醉太平》（朱苏进）、《穿越死亡》（朱秀海）、《孙武》（韩静霆）、《末日之门》（乔良）、《遍地葵花》（陈怀国）、《兵谣》（黄国荣）、《历史的天空》（徐贵祥）、《突出重围》（柳建伟）、《英雄无语》（项小米）、《亮剑》（都梁）、《我是我的神》（邓一光）等厚重之作，不仅弥补了80年代军旅长篇小说“歉收”的缺憾，而且还使长篇小说取代了中篇小说成为90年代军旅文学的主要风景，初步实现了军旅长篇小说继“前十七年”之后的再度繁荣。
其次，是一批上世纪50年代前后出生的小说新人如阎连科、陈怀国、赵琪、石钟山、李西岳、温亚军等人在80年代军旅小说日渐黯淡沉寂时脱颖而出，为90年代军旅小说的艰难启动注入了生机活力。他们以更加个体化的“青春角度”切入当下的军旅现实生活，以浓郁的自传色彩和个人人生经历或心灵历程，真实自然地流露与传达出了行进在八九十年代之际的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当代士兵的体验和情感，并以此填补了前代作家在追踪现实军营生活方面逐渐“淡出”的空白，再次印证了反映军队生活的文学作品必须在不同的时代找到不同的代言人的特殊性。而通过农家子弟入伍从军折射出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相碰撞的“农家军歌”则是一个阶段内新军旅小说的“主旋律”。继老一代军旅长篇小说作家之后，新一代军旅长篇小说作家日渐成熟，发出了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大潮的隐隐涛声。
六
新世纪初年，以军旅影视剧和“军地连手”为亮点，带动整个当代军旅文学波澜壮阔的“第四次浪潮”，形成了新中国军旅文学史上最为缤纷多元、气象万千的雄浑景象。
新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力作《音乐会》（朱秀海）、《楚河汉界》（马晓丽）、《我在天堂等你》（裘山山）、《战争传说》（周大新）、《我们的连队》（陶纯、陈怀国、衣向东）、《惊蛰》（王玉彬、王苏红）、《新四军》（赵琪）、《一路长歌》（衣向东）、《士兵》（兰晓龙）、《百草山》（李西岳）、《大院子女》（石钟山）、《赌下一颗子弹》《坼裂》（郭继卫）等等逶迤而出，连绵不绝。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已由涛声隐隐的“潮汛”变成了“波涛汹涌”的大潮。溯流而上，如果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如《红日》《林海雪原》等标志当代军旅文学的第一次浪潮，以五六十年代之交的《苦菜花》《烈火金刚》等标志当代军旅文学的第二次浪潮，以80年代中期“当代战争”、“历史战争”、“和平军营”、“三条战线”鼎足而立标志当代军旅文学的第三次浪潮，那么，新世纪之初长篇小说的空前繁荣可看成是当代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众所周知，虽说由于传媒方式的革命和文学生态的变更，就社会影响而言，“第四次浪潮”（仅限于长篇文本）也许和前三次浪潮不可比拟，但可以比较的是，它和“前十七年”以长篇为主体的两次浪潮形成了一种遥相呼应，而且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一种继承、拓展和超越：它和以中短篇为主体的第三次浪潮构成了一种对比与补充，而且，从中短篇到长篇，本身就是一种发展、承续和深化。第四次浪潮中出现的军旅文学作品，不仅可以在纵向的比较中显出新的特质，而且军旅文学有了一支成熟稳定的长篇创作队伍，他们当时的年龄多在40至50岁左右，正富于春秋，经验老到，处于创作旺盛期，并有可持续的发展后劲；以这批作家作品为辐射，他们编剧、改编或被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如《和平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突出重围》《亮剑》《士兵突击》等等）热播不衰，充分显示了军旅长篇作家雄大深邃的“酵母”作用，和它们借助影视传媒成倍放大的幅员辽阔的覆盖力量。
此外，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带来文学生态环境的遽变中，一部分军旅作家的价值取向更加灵活也更加坚定。他们的题材选择就逸出了军旅范畴，步履坚定地直奔审美目标——周涛立于西部边陲，以天山长风般的大气、鹰隼般的锐利和哲人的睿智卓然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散文一大家；周大新的“长河小说”《第二十幕》、柳建伟的现实主义厚重之作《北方城郭》，均非军旅题材，但都达到相当的艺术高度，将作家个人的艺术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实现了各自的追求目标，成为了各自的代表之作，也成为中国90年代长篇小说的扛鼎之作。与此同时，由于军旅文学开放品格所焕发的独特魅力，也吸引了一批非军旅作家如邓一光、尤凤伟、阎欣宁、阿成等人的热情投注，写出了《我是太阳》《父亲是个兵》《生命通道》《五月乡战》《枪队》《枪族》《赵一曼女士》等军旅题材的佳作。而这两种现象在此前都是难得一见的。以军旅影视剧和“军地连手”为亮点，带动整个当代军旅文学（包括虽然寂寞但仍旧默默前行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和中短篇小说）波澜壮阔的“第四次浪潮”，形成了新中国军旅文学史上最为缤纷多元、气象万千的雄浑景象。
七
徐怀中、彭荆风的创作经验告诉我们，文学是一场真正的马拉松，不仅是对才华、学识和生活积累的考验，更是对意志、质量，乃至定力、耐力和体力的挑战。
我还想要专门为两位军旅文学的重臣和老将：徐怀中和彭荆风加写一小节。主要原因就是他俩不约而同地在2018年，即各自90高龄的耄耋之年（徐怀中1928年生人，彭荆风1929年生人）捧出了超越自我的高峰之作——长篇小说《牵风记》和《大阳升起》。众所周知，二位均是经受了战争年代炮火硝烟洗礼的军旅作家的领军人物，他们卓尓不群的创作活动贯穿了新中国的整整70年，他们一同崛起于西南边陲，又都在年过半百之后分别以《西线轶事》和《今夜月色好》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80高龄再分别以长篇非虚构文学《底色》和《解放大西南》荣获鲁迅文学奖，已经创造了文坛奇迹。
从《我们播种爱情》《无情的情人》到《西线轶事》再到《底色》，徐怀中所作不多，但他始终走在挑战自我、超越自我、不倦创新、永远探索的路上。《牵风记》更是把这种努力推向了极致。他师承孙犁“荷花淀派”朴实、天然、唯美、隽永的文脉，而又多了一股从战士到将军历练出来的雄健豪迈之风、雄浑磅礡之气，为这一审美范式做出了有力的推进与拓展。徐怀中细腻入微的写实笔触和浪漫奇崛的历史想象共同建构起一个唯美的世界。小说浓墨重彩书写的是战争背面的景致，是对悲剧美学的深入探索。人性的高洁与卑下、英雄与匪性、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多种自然色彩的交织与缠绕，托举出战争背面的别样风情与生命剪影。在我看来，《牵风记》所牵之风，既是《诗经·国风》里情牵一线、 男欢女爱的“关雎”之风，又是20世纪中叶人民解放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一举牵动了历史风向，开始了东风压倒西风。所以，《牵风记》之风，既有情爱风头，又有历史风潮，含蓄而大气。所塑造的“三个半”人物和一匹战马的形象，是对中国当代战争文学的大贡献。作品不仅大幅度刷新了徐怀中自己的创作高度，而且也震动了有关当代军旅文学的传统思维定式，拓展了整个当代军旅文学的格局，在多维度上，堪与世界优秀战争文学平等对话。
彭荆风上世纪50年代就以电影《芦笙恋歌》一举成名，70年来，始终扎根西南边疆笔耕不辍，被誉为红土高原上的文学常青树。他一直写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长篇小说《太阳升起》（作家出版社，2018年）就是他的遗作。《太阳升起》是一本用文学方式描述特殊的边地、特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书。彭荆风走遍了西盟佤山的大小部落和山林，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对佤山的自然风貌了然于胸，对佤族、拉祜族那些古老而独特的风俗了解至深。这使他的作品能够贴近所书写对象的心灵，给读者带来似可触摸的真切体验。小说《太阳升起》让读者重新回顾佤族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历史起点，回望那艰难曲折的前进道路，倾听佤族人民进步史诗中的交响乐章。就小说所表现的重大主题、历史转折、众多人物和生活幅面而言，《太阳升起》无疑具有史诗的气质。然而，不同于通常史诗小说巨大的时间跨度，《太阳升起》的叙事时间只有几天。彭荆风在几天时间里浓缩了一段特殊的历史，交织了多重矛盾，写活了一群个性鲜明的人物。这是作家积淀半个多世纪、几经修改、融汇毕生创作经验的一部作品。清新简练的文笔以及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的情节，给读者带来了非常愉悦的阅读感受。
徐怀中、彭荆风的创作经验告诉我们，文学是一场真正的马拉松，不仅是对才华、学识和生活积累的考验，更是对意志、质量，乃至定力、耐力和体力的挑战。“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
八
“新生代”在成长之初缓解了新世纪军旅文学出现的“孤岛现象”，他们的创作呈现的是从个体的角度切入生活，显示出迥异于前代军旅作家的叙事范式和美学风貌。
从徐怀中、彭荆风两位老前辈直接跨越到军旅作家新生代，不免给人以穿越之感，更让人庆幸军旅作家的“五世同堂”，不啻当下军旅文学重大调整格局之下的一个福音。以李亚、王凯、文清丽、西元、王棵、裴指海、朱旻鸢、王甜、曾皓、曾剑、李骏、魏远峰、董夏青青等人为代表的军旅作家“新生代”浮出水面，从业余走向专业，从青涩走向成熟，渐次成为了军旅文学的希望和未来，其中的佼佼者已经在当代文坛初露峥嵘。“新生代”在成长之初缓解了新世纪军旅文学出现的“孤岛现象”，他们的创作成果目前还更多体现在中短篇小说领域，数量可观，并在质量上有着较高的艺术水准。“新生代”的成长环境决定了这些作家再难复制前辈们深切的战争亲历和磅礴的集体疼痛，也因此，他们的创作呈现的是从个体的角度切入生活，显示出迥异于前代军旅作家的叙事范式和美学风貌。这既显露出新世纪军旅文学与其承接的“新时期”军旅文学之间创作生态环境以及文学观念的代际差异，也彰显了“新生代”作家在新世纪语境下试图构建独立美学追求的创新精神和自觉意识。
显而易见，“新生代”作家大多数有着广阔的文学视野、扎实的文学训练和一定的基层部队生活经验，各自从熟稔的军旅生活出发，营造属于自己的一方“营盘”，写下了一系列暗含个人成长经历、富有个性化叙事风格的小说。然而，当“新生代”所描摹和绘制的“军营现实”进入到一种过于私语化的境地而无法寻求突破时，他们笔下的军旅生活的面目就稍显狭窄了。作家们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近几年，在完成了最初的对军营生活的回顾之后，部分“新生代”作家主动突围，在更为广阔的军旅文学土壤之上寻觅新的写作资源，显示出主动向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等军旅核心价值观的积极靠拢。当此之际，徐怀中、彭荆风二位老前辈的经验特别值得深思而后学。
回首昨天，七十春秋铁与火；展望未来，八千里路云和月。在今天中华民族迅速崛起，努力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尤其怀念新时期文学风云际会的岁月，特别是那些报告文学作家总是在重大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拍马赶到，迅速采访、写作、推出作品，动则轰动，洛阳纸贵一时间，“无人不道看花回”。今天中国梦、强军梦的故事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波澜壮阔、精彩纷呈、激动人心，我们的军旅作家们什么时候才能把她们写出来，奉献给这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军队、伟大的人民？当代军旅文学这条壮阔的大河，何时何处才能汇入中华民族伟大文化复兴的辽远而深邃的汪洋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