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把席勒的诗歌《欢乐颂》化成气势磅礴、意境恢弘的《第九交响曲》最后乐章，杨少衡在他的长篇小说《新世界》里用一只小小的口琴表现这一乐章，演绎了一曲属于新世界的“杨版”《欢乐颂》。

《新世界》一开篇并没有“欢乐”可颂，一场赤裸裸的暗杀和两只“大鸟”（敌军轰炸机）对县城制造的“九二五”惨案接踵而至拉开小说序幕。“我”在近70年后寻访到当年遗址上的一座石雕：“一位卧伏于地的年轻农妇，抬起上身将右掌挡向天空，似乎要阻止什么。一个小男孩从农妇腋下露出半个脑袋，表情茫然。”石雕底座上的文字说明这里就是以身救儿的农妇蒙难处。

《新世界》顾名思义讲述的是从“旧世界”嬗变为“新世界”的故事。已经为解放军占领的闽南某县在新中国成立前一个星期遭此横祸，死伤近百人。从而围绕敌我双方明的暗的你死我活的较量，铺展开一系列惊心动魄的环生险象。故事发展的脉络始终紧紧围绕着县民政科科长侯春生、公安局长郑勇和县长陈超，同敌方潜入的特派员“橄榄核”、本县潜伏特务“B-29”以及面目模糊的旧县政府军事科长连文正、独立团团长连文彪和带着一个一岁半孩子的年轻女子徐碧彩之间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胶着战而向前延伸。从“九二五”空袭、敌特暗中鼓动“天光反”、化解文庙敌伤兵暴动、捉放徐碧彩、对连文正反复心理攻坚到“溪坝事件”、侯春生“刀下留人”刑场急救连文正、连文正真面目暴露杀人逃跑被炸身亡，直至野鸭铺歼匪击毙敌特派员“橄榄核”，小说的上篇把以侯春生为代表的“新世界”同连家老四连文正为突出人物的“旧世界”环环相扣的血腥斗争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下篇紧紧衔接上篇的矛盾冲突，让“新世界”同连家老大连文彪为代表垂死挣扎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进一步残酷地白热化：从空降“不速之鬼”、追击“林长官”的空降小组、吴铁板母子惨遭杀害到徐碧彩被土匪抓走又脱险、连文彪公然叛变、侯春生遇险逢救、叛匪围攻县政府、北山匪巢抢粮落陷阱以及侯春生壮烈牺牲，直至两个月后全歼匪特，这一部险象环生扣人心弦的好看小说也落下了帷幕，尽管还留下几个“谜团”。

看完小说，抚卷沉思，假如作者的笔触仅仅在这个层面进行叙述，小说可能又是一部好看的“剿匪记”。然而笔者顽固地认为，虽然《新世界》讲的是新旧世界交替的白刃战，但无论是“新世界”的创立者抑或是“旧世界”的挡车者，都不是小说的“主角”；真正的“主角”是小猴子、胡萝卜们，是新生共和国的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这才是作者赋予“新世界”的真正含义。

这是杨少衡小说一个重要的艺术特征。“尽管杨少衡的所有小说都直接触及公众高度关注的重大社会主题，但同时，他在艺术上又与我们时代的一般趣味和一般思维习惯保持着一个遥远和寂寞的距离。”评论家李敬泽先生的评价主要是针对杨少衡的“官场小说”，但对于像《新世界》这种作者并不多见的非“官场小说”，笔者认为同样也准确。

没有任何音乐天赋的侯春生硬是要吹被战友调侃为“破牙刷”的口琴， “行军路上他学吹口琴，使上全身之劲，听者无不笑话，说他拿个破牙刷杀猪，那猪崽不歇气地尖声叫唤，要多难听有多难听。侯春生并不气馁，每晚杀猪不止”，“他相信自己可以吹好，因为他心里有那种声音。”哪种声音呢？原来他12岁时在北方老家听一群与他年龄相仿的抗日宣传队的孩子登台唱歌。“他们穿小军装，模样像小八路，在一个大人指挥下表演合唱，嘴巴一张，侯春生就给迷住了。后来他总是说，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是孩子们的歌唱，那就是天籁之声。”是孩子的歌声扎根在他的心底，抑或是父母双亡后一个10岁的孩子两年间眼巴巴看着三个年幼的弟妹一一夭折刺破了他稚嫩的心，或许是两者皆有把音乐与孩子融化成滚烫的一体注入了他的血液，总之，“破牙刷”和孩子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器官”，伴随他走完自己的生命历程，最终走进革命历史博物馆。当然孩子们没有成为文物，一代又一代的他们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破牙刷”。

侯春生这个形象承担着小说《新世界》主题思想的生发与演绎。为了小猴子的存活，侯春生几次出生入死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去换取，以至于因为连文正协助他在空袭中救护小猴子而一直对连存有片面认识，他请求不要公审、枪毙连文正，认为“连文正曾是敌军军官和地方官吏，也曾参加抗战打过日本，近期协助群众躲避空袭、遣散伤兵，都很努力。连文正还曾帮助他躲过敌特黑枪，关心他的安危。因此他感觉连文正不是敌人”。受到县长陈超批评，侯春生还坚持己见：“如果错了，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处分、开除直至枪毙，都可以。”连文正杀人逃跑让侯倍感震惊与懊恼，却初衷尤在。

对谎话连篇的徐碧彩，侯春生从追问“五线谱”到发现她懂音乐、会吹《欢乐颂》，就不能自已。小说里徐碧彩“暗暗吃惊。始终一脸严肃的审讯者听到口琴声突然变了个样子，只见他把头仰起，看着审讯室的天花板，静静听曲，非常投入。她又吹了一遍曲子。侯春生一声不吭，似乎听入迷了”。侯春生问徐：“可不可以用这把口琴伴奏，让孩子们来合唱这支歌？”在他的心目中，音乐与孩子永远是密不可分的。而侯春生更为关心的是徐碧彩带着的那个一岁多的胡萝卜，或者可以说他对徐碧彩的身份犹疑未定，更重要的是着眼于胡萝卜？

在整部小说中，侯春生几番闯入敌阵，面对真枪实弹的敌特土匪，接连伸出援手，搭救连文正与徐碧彩，所作所为出于本性，更出于他对“新世界”的认知。最终他在生死关头放弃处决眼前的被擒之敌，导致自身的牺牲，根本原因还是他心中的“天籁之声”：他不想让胡萝卜目睹血腥的一幕而惊惧终生。

侯春生心中的“天籁之声”在小说中俯拾皆是——

当连文正指出“眼下还是枪炮声最为真实”时，侯春生断言：“这个世界已经有太多枪声，它应当被更好听的，新世界的声音取代。”他觉得新世界是所有人的，特别是孩子们的。他所做的一切，说到底都是为了让孩子们可以幸福地歌唱。他觉得所有人都可以为之努力，包括连文正。

“无论他将遇到什么，新世界已经如太阳喷薄而出，这就够了，相比起来个人遭际不算什么。他还可以努力，可以工作，闲下来还可以‘刷牙’。他相信不懈努力必有进步，有朝一日他会把一群孩子叫到身边，让孩子们歌唱，他用口琴伴奏，那一定是天籁之声，新世界里最动听的声响。”

即使是行将被活埋，“那一刻他的心情竟非常平静。他抬眼看着天空，夜空漆黑，不见星星闪烁。但是他知道经过一个黑夜，太阳还会升起，那是新世界的太阳。明亮的阳光会照在所有人的身上，小猴子和胡萝卜也会在阳光里。”

这就是侯春生的“新世界”，一个70年前为新中国而献身的年轻革命者心中的新世界。这也是《新世界》的“新世界”，这个新世界里的歌属于侯春生，属于我们，更属于阳光下的孩子们。记得杨少衡早年的中篇小说《俄罗斯套娃》有一句话:“阳光是个啥？”他用小说加以解答，并且说：“我从心里盼望阳光普照，我相信很多人与我一样有此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