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2017年果麦举办的“译道化境论坛”已经有两年了，在人们的记忆中，却好像已经快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不论果麦提倡此说有没有创造性，对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现状起了多少作用，以及对这一事业将有什么样的开创作用，现在论及还为时过早；至于在外国文学翻译工作队伍中产生了什么样微妙变化与风云变幻，现在更没有必要提前预见。但我想积极性是不容否定的，此举标志了中国文化企业开创了对学术文化品位的追求，这倒是开了文化企业领域中的先例，是有意义的一件新事物，至少，它是近年来我国文化企业界对文化学术品位与格调有了追求的自觉意识的表现。学术文化的出版不是一般的生意，不是一般的买卖，我们现在要向世界先进强国学习，试看当今的学术文化强国哪一家著名出版社不是由学问家、大文化人掌舵经营的，与之相比，中国出版学术文化读物的企业有不少都还处于小混混坐堂、油滑刁钻的奸商掌权的状况，有儒商之志的果麦吹起了出版者提升自我学术格调与文学品位的新风，必然会带动中国出现更多的“商务”、“中华”，法国的“伽里玛”，英国的“牛津”、“企鹅”，美国的“时代”等等这类真正现代的先进出版机构，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然要经历的。果麦开了一个良好的头，其意义不能小看。参加这次学术盛会的有当代近50位著名翻译家。其次，果麦通过此举不仅创建了一个“译道化境论坛”，竖起了旗号，推出了实质性的成果《化境文库》第一辑，通过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翻译的蓬勃发展与学术文化翻译的丰硕成果，精选出一批翻译精品，展出了优秀的译品，提出了范例，对今后的文学翻译工作也会有启发作用与昭示意义。

“信达雅”与中国文学翻译的阶段性

中国学术文化事业翻译的开拓者严复在上个世纪之初，就提出了翻译之道的三原则，即“信达雅”，这既是翻译工作应达到的标准，也是从事翻译工作必须遵守的实践原则，当然，也是衡量翻译作品质量和水平的尺度。

第一阶段：从文学翻译劳动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内容与这种精神劳动内部的规律而言，从翻译业务劳动的成果所涉及的两种文本的关系而言，应该说“信达雅”是一个全面的、科学的、合理的、精准的学理，是放之译海而皆准的学理，也是明确的、适用的、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实践方法，自当也是检验与衡量译品的质地、水平、层次的批评标准。当然，也就是翻译工作者从事文学翻译操作时所要达到的标杆、高度，不言而喻，这就是优秀的文学翻译作品所应该具有的理想状态。从它被提出以来，一直成为了中国文学翻译工作者共同的教义、共同的主张、共同的戒律，指引着中国文学翻译工作从无到有，从初期的青涩到中期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个时期的日渐成熟、日渐提高，从这一漫长的历史行程来看，第一阶段虽然只有两个上层次、有资格、有名望的先行者严复与林纾亮相拉开了序幕，翻译名著与译作佳篇作品还寥若星辰，但序幕一拉开就显示出中国翻译事业的开端充满了学术理性的光辉，预示着它未来的灿烂与丰富，其功就在于“信达雅”指导思想与译道学理的创设与确立，如果要说是发轫的第一阶段有不凡的成就与业绩的话，窃以为这三个字就是中国翻译事业第一阶段的业绩与成就。

正因为开辟阶段的启程点上高耸着这三个大字的高碑，紧接而来的第二阶段，即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到上世纪末新中国建立的这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翻译事业也出现了欣欣向荣与蓬勃发展之势。

第二阶段：五四后到1949年建国时期，这是中国翻译文化事业发展历史不容忽视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有实质性的进展，有实实在在业绩与成果。眼界宽阔，选题范围广泛，质量上档次，合规格的译品，甚至优秀的、具有“信达雅”境界的、接近这一标准的优秀译品，如蓝天中的彩云接二连三地不断飘过，这是时代历史带来的局面，毕竟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在此前不久，对旧中国有的意识形态进行了一次全面、深入的冲击与洗礼，追求学术文化自由的空气仍有一定的浓度；从过去历史时代传承下来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主义还占有意识形态的优势，无产阶级革命的列宁主义在中国还没有普及、深入，这里仍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红色之火还没有达到燎原之势，不仅从伊索寓言到莎士比亚戏剧到伏尔泰的哲理小说等等这些名著译介到了中国，即使如象征主义诗歌、小说等这些多少引起骇世惊俗反应的“另类作品”也都在中国有了译本，比起后来的无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反倒较为宽松，而在译介的规模上，也有所发展，对有不止一个外国作家的译介都达到了“无一遗缺”的程度。如李青崖译出了《莫泊桑全集》、毕修勺译出的《左拉全集》、李健吾译出的《莫里哀戏剧集》、朱生豪译出的《莎士比亚戏剧集》等，潘家洵译出的《易卜生戏剧集》与罗念生译出的《希腊悲剧集》，也都直逼全集的规模，在译品的质量、译技上，接近或达到“信达雅”标准的译家译品也不止一例，如朱生豪的《哈姆雷特》、傅雷的《高老头》、李健吾的《包法利夫人》、冰心的《泰戈尔诗歌》、戈宝权的《普希金诗歌》、梁宗岱的《瓦雷里诗歌》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人在接受外国优秀文化，进行民族文化积累过程中所作出来的精品，是民族精神的财富，不必也不应该因为历史时代的不同、不属于“社会主义时期”而予以贬低或抹杀。

应该注意的是这个时期，中国翻译文化之所以有所发展，留存给世人一些硕果，与其说是由于在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主义思潮与共产主义革命思潮之间正好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间隙，有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还不如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这个紧接而来的局面，既留下了一大批新文化的受众群体，也造就、开拓、创造了一支主力军，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冲闯出来的文化主将、以及在新文化运动中积极活跃的弄潮儿，以及有志向、有作为的文化青年，如胡适、鲁迅、李大钊、李健吾、潘家洵、周作人、巴金、梁宗岱、谢冰心、傅雷、卞之琳、李青崖、李济野、周树人、陈占元、朱光潜、陈西滢、赵萝蕤等等，他们都参加了这一时期中国的翻译文化事业。这些人在主观思想上，基本上还属于民主自由主义这一个范畴，因此，在精神价值取向上，仍保持自己的自由主义的立场与观念，在翻译工作中，对作家作品的选择冲破了那些戒律、禁令与忌讳的束缚，在他们的努力下，世界各国的名著、各种政治倾向的作家作品，甚至在道德观念上的另一类书都被她们译进了中国，颇有唯名著佳篇是选的气度，而且他们都是深受国学熏陶，饱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饱学之士，又都不同程度的喝了洋墨水，可谓“学贯中西”，因此，他们在学养、艺术品位、语言修辞以及文章风格上，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得以使他们的译品达到或接近信达雅的标准。

直到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即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代翻译工作者，早期无不都是喝了这一阶段翻译名家与大师高手的优秀译品的奶汁成长起来的，我不止一次被记者问及我的外国文学知识和基础是从哪儿获得的，我在我的自述作品中都不止一次说明了我的外国文学基础很重要的一个渠道，就是从少年时代跑书店、跑图书馆，那时，世界文学中很多文学大师和艺术高手的译本，我在各种级别的书店、开架书架前，几乎都能找到，这就是我成为一个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初期的学识储蓄与知识准备。我们这一代的文学翻译研究工作的同道同窗，基本上也是从读巴金、李健吾、傅雷、朱生豪、冰心等这一代译家的书长大的。

至此，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信达雅的光亮下进行的， 但是，任何一种理论、主义、法则、规矩、规范与它所指导、所规范的客观实际以及具体实践比较起来，经常是处于第二位的。在客观现实中，所进行的实践活动，永远是处于第一位的，它居于主动的地位，是变化与变革的起因，就像是一个火车头，它带动着、起动着对原则、规范、规矩的思考与再评估，以及而后的再追求，以至再修订、再更改。因为这两者之间，客观的现实与具体的实践活动的内容，永远是最丰富、最复杂、最难以概全的，也是最生动、最活泼、最有生命力的。因而，它的变化难估、变幻莫测、变化形式无穷，因在两者之间，要求发展、变化、更改、修订主导的一方，总是客观现实与客观实践，而另一方则居于被动的次要地位，即使是原来的理论、规范、学说、规则已被证明是实用的、是准确的，并且已经带来了非常积极的效果，甚至已经创造出了非常宏伟的成就，但是一旦客观现实出现了新的情况，有了新的变化，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出现了新的问题，那么，原来居于指导地位、执行规范任务的理论与学说就得适应这种新的现实境况，就得适应新的实践方式而作调整。在我国，从规模巨大的翻译文化事业中，我们恰好就见到了这个情况。

请允许我在这里说得具体一点。首先，信达雅作为一个理论表述，不是没有一个自己的局限性，它提出了一个三原则并列、三原则分立的规范与标准，而没有对文学翻译事业这一个“各个方面高度一体化”的精神创作活动，提出一个需要高度统一的要求，信达雅这个学理的局限性，首先就在于它的分立性，在于它没有融合性，在于它没有一统性、整体性、三位一体性的最高准则与要求。有了并列性，也就可能产生信奉者实践者的倾向性与倾斜程度的不同，因为强调方面的不同，有所突出方面的不同，笔下的译文也就会有不同的状况、不同的局面。这种情况正如政治领域中一样，在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家、伟大的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看来，他所创设的三权分立说，是对政治模式最理想的构设与表述，但三者一分列，历史的搬演者对某一方面稍有倾斜、稍有侧重，便可以造就出截然不同的政治局面。两三百年来的世界近代史中，就有不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曾上演过这样的“历史剧目”。翻译工作，特别是文学翻译工作，要把一个完美的文学作品变为另一种语言表述完美的文学作品，在生活内容、事实情节、思想内容、精神境界、语言艺术、结构形式、感情倾向、风格风采、风格意趣等这些方面又都要与原著相同、相似的另一部文学作品，成为与原著原作至少是相似、足以般配的艺术品，这样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是译者各方面的认识能力，两种语言的水平，艺术美感与构思技巧，语言修辞功力，等等各种学识、各种能力、全部的智慧熔于一炉，而进行高度一体化、高度协调、高度配合，付出艰苦智力劳动的结果，很难设想一个译者先以“信”的标准译出第一稿，再以“达”的要求来译第二稿，最后再以“雅”为目的译就自己的文本，而对于一个译本也很难把三个并列的标准分别加以衡量，如果在翻译中对三个并列的原则与标准，哪怕只作一点倾斜，一个译本的整体面貌、精神实质、情节结构、语言修辞、风格面貌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三原则并列作为一种译道，作为一种译说，有一定局限性的根本症结所在。实际上，在我们中国这种情况就发生了。

这种局限，这种可能，因为鲁迅的出现，而成为了历史事实，众所周知，鲁迅在中国的30年代提出了“硬译”的主张，鲁迅主张的“硬”达到了极致的程度，故又被称为“直译”或“死译”，具体来说，就是必须按照原著原文的语言一丝不苟的句句照办，字字照搬，难怪有的批评家认为，他这种坚持达到偏执、不理性的程度。鲁迅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精神文化高地，我国的鲁迅学是文学研究中一个正统的重点学科，鲁迅学的著名学者专家比肩而立，我对鲁迅没有什么研究，一直没搞清鲁迅提出直译学，并坚持到这种程度的原因与来由何在？且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向鲁迅学界的专家学者们请教。

众所周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鲁迅一直被视为“贰臣”或“逆子”，处于被围剿被打击的地位，他的“直、硬译论”又遭到文坛上自由派倾向的著名学者梁宗岱、林语堂等人的公开反对，其影响自然大打折扣，但到了1949年以后，鲁迅在国内的地位大不一样，他的思想观点与著述言论被当作了经典，具有权威的地位，不言而喻，他的“直译”说，对于翻译之道，对于文学翻译实践会有多大的影响。首先，它在实践上使原来的翻译“信达雅”这一经典原则大大变了味，不仅改变了“信”、“达”、“雅”三者并列的关系，大大地向“信”倾斜，实际上使“信”开始居于前提的绝对领先、绝对重要的地位，这是文学理论翻译指导思想上的变化；其次，一个重要问题是，任何一种理论学说都要有受众，有成规模的力行者与实践者，在这一点上，“信”字大旗下，信从“直译”说，或倾向于直译说的队伍显然要壮大得多，这是因为在这个时期，从事文学翻译事业的年龄略长者的翻译者，都已经成为了国家学术文化事业机构的工作者，置身于党与国家领导的体制之内，对于党与国家关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诸政策与指导思想诸原则都持信从的态度，并努力学习实践。

第三阶段：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是中国翻译事业的第三个时期。这是它的一个“沧海桑田”的阶段，纷繁多元，复杂而不丰富，曲折坎坷，甚至经历了大灾大难，劫后余生，仅存一丝元气。其根本原因皆在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路线使过去一时期翻译事业得以延续，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事路线，使国内翻译文化事业基本上也仿效了苏联。苏联对欧美传统古典文学艺术是采取马克思恩格斯式的认可，允许甚至赞扬的立场，使过去时期对传统的世界名著译介工作仍能如常进行，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潘家洵译易卜生，李健吾译莫里哀，杨绛译吉尔·布拉斯，朱生豪、卞之琳、吴兴华、孙大雨、方平译莎士比亚，罗大冈译《波斯人信札》，傅雷译巴尔扎克等，其中不止一位翻译家都在国家研究工作单位供职，他们的翻译项目得到国家正式学术机构的支持和重视，他们都献出了优秀的“信达雅”式的译本，并得到了出版，这些高水平质量的译作，理所当然是新中国建立后翻译文化工作的突出业绩，是中华民族文库中的瑰宝。

至于对西方20世纪的学术文化与文学，苏联奉行日丹诺夫的论断，一直采取彻底否定、严厉批判、完全禁止引进的立场，中国在“向老大哥苏联学习”的政策方针下，也采取日丹诺夫的态度，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学者、翻译家、理论批评家，公开对日丹诺夫论断提出质疑，才结束了这一极左的僵化的论断，才谱写出对西方现代优秀学术文化研究与译介引进的新一章，其标志就是1978年由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先生主持的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广州），笔者参加了这次文化学术盛会，对此深感荣幸！

“一边倒”的理论思想、政治外交的方针，自然而然使得丰富的俄罗斯的传统学术文化的成就成果大量译介到中国，攻读俄罗斯语言文学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中新的重点方向，朱光潜、钱学熙、王智量、钱中文等，都曾改学俄文，兼搞俄文翻译，并作出了丰硕厚实的成果，如钱中文转修俄语后，经过长期的努力，翻译并主编了俄罗斯大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全集，实为建国后文学理论翻译的一大功臣。王智量译出了《贵族之家》《前夜》《奥涅金》等俄罗斯文学中的巨著与名作。显然这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学翻译名著的“文库”。当然，俄国十月革命后，当代正统主流的作家作品，被介绍翻译、引进出版的更是难以数计，阿·托尔斯泰、法捷耶夫、西蒙诺夫、高尔基、肖洛霍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成为了新中国新一代青年人熟知的世界名著，《毁灭》《青年近卫军》《日日夜夜》《卓雅与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有这些苏联当代的优秀作品在中国高校的讲坛上成为了新的世界文学经典，进入了世界经典名著的行列，《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成为时髦革命青年乐唱的歌曲，所有这些都充实、扩大了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此外其他国家一些置身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二三流作家、“文化活动家”以及与文化沾一点边的“进步人士”，也都以作家的身份，藉着这一股东风进入了新中国，也出版了作品，拥有了读者，一时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在中国留下了一大片色彩斑斓的文化图景。这在中国20世纪的文化史上构成了相当独特的一页。

此后，国内左的政治路线愈演愈烈，不久终于导致了1966年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激烈的政治风暴席卷全国，历史文化传统，学术文化机构，文化教育建制与文物图书收藏，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到1978年这场浩劫过去，中国几乎成为了一个文化沙漠。直到改革开放，解放区的天才又成为“明朗的天”，而开放改革的序幕一拉开，翻译文化领域就上演了对日丹诺夫的揭竿而起，此后，中国的文学翻译事业顺利地开始了一个全面发展、多元繁荣的新一章。

全面发展，首先在于对世界文化学术的视野更为扩大，译介对象已不限于文学学术强国大国，而遍及到了全世界每一个国家，中小国家，甚至偏远、鲜为人知的地域。其次，这个时期特别令人瞩目的是，翻译文化事业，冲出了过去长时期限于只译世界传统的古典文学的人为局限，而对进入了过去被划为禁区的欧美西方20世纪文学，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中国书店中，西方资本时代的名著巨制与东方社会主义的新兴文学代表作和谐共处，交相并存，互相辉映。古希腊的《俄狄普斯王》、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高尔基的《母亲》、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排列于同一个书架，各种人性悲剧同时上演，莫泊桑、契诃夫、马克·吐温、欧·亨利聚济一堂，各展短篇小说的艺术，雨果的《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各展时代的宏伟画卷……不同时代的歌者、诗人，从古希腊的荷马，品达，直到中世纪的但丁，人文主义以至人文主义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歌德、席勒、海涅、拜伦、雪莱、雨果、波德莱尔……组成了人类的历史大合唱，中国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聆听群体。

开辟新的译介领域

从我国的学术文化翻译事业的发展道路来看，严复、林纾的翻译学说，作为一个理论形态，不仅以其学理的全面性、准确性与它对于文学翻译这一种实践活动的确切指导性与可行性，开创了一个文学翻译事业的大发展，翻译佳品实绩大丰收的时期，一些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受到了熏陶，并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已有所作为与业绩的、有广泛影响的优秀文学青年，许多人都参加了文化与学术翻译的实践，如胡适、巴金、鲁迅、周作人、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李健吾、陈占元、傅雷、梁宗岱、戴望舒、卞之琳、杨绛、闻家驷、朱生豪、盛澄华、耿济之、曹靖华、草婴等等……他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出来的文学才俊，其文化功底，学识底蕴，情趣品位、鉴赏格调，使他们眼光独具，慧眼识珠，既选中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伏尔泰、莫里哀、卢梭等大师与那些在文学史上灿烂发光的名著，又没有遗露掉那些思想倾向各异、风格独特、才情另类的作家们，如象征派瓦勒里、纪德等等，作为自己译介的对象，而他们自己的文学功底、学识素养、情趣灵智、文笔修炼与语言修辞技巧，则使他们面对外国语言文本，完全能应付如裕，将它变为本国语言的文本，其中不少都是我国翻译史上信达雅的佳品，如傅雷、李健吾、朱生豪、梁宗岱、傅东华、杨绛等的译作，这些译作、译品，通过出版社进入书店、图书馆，在中国形成了一次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初期大普及，我们出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代人，就是读这些书长大的。

凡此种种，从开放改革时代起，中国人才得以遍尝人类各时代、各流派、各种精神佳肴的品味，得以畅饮了世界各民族所创酿的优秀精神文化的“美酒”，总算开始理解了法国人文主义大师拉伯雷所提出的口号：“痛饮吧！痛饮吧！”是怎么回事，其内容与意义何在。

不仅引进的品种应有尽有，范围无所不包，而译介引进的规模，也达到“现代文化大国”译介事业的高水平高标准，译介的对象与项目数量动辄大型文丛与全集，如《莎士比亚全集》《巴尔扎克全集》《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家精选集》《世界文学名著名译丛书》《世界诗歌选集》《雨果文集》《世界文学流派作品选》《世界心理小说名著学》《萨特全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托尔斯泰全集》等大型丛书，少则十来卷，多则七八十卷，甚至达100卷。中国翻译文化工作规模之巨，业量之大，在20世纪世界范围里，无疑占有先进地位，在文化学术的引进上，在与世纪学术文化接轨的齐全上，实堪称为一“翻译文化大国”，中国的这一个宏伟的进程，可以说是从五四之后开始，基本上完成于20世纪开放改革的“新时期”以至今日。

我之所以把五四之后视为这宏伟进程的开始，是因为这一个进程中虽然包括三个不同阶段，即从五四到新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前期与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及现今的新时代，但起重要作用，留下了厚重业绩的，都是“五四”这一代人，从年长些的胡适、鲁迅、巴金、潘家洵、罗念生、冯至、冰心到稍后的李健吾、钱锺书、傅雷、卞之琳、杨绛、罗大冈等等，他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优秀“毕业生”，为中华民族的译介翻译事业开辟了“全面开花”的局面。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仍在继续工作，仍在辛勤创造中国文学翻译事业的新业绩，成为译界的模范与样品。他们就像历史时代的穿线人，以他们的文学翻译活动与佳作上品，把这三个时期中国的文学翻译事业串联起来，浑然一体，而他们串联历史的那根红线，就是“信达雅”的学理学说。他们是中国宏伟的文学翻译事业最大的功臣。

还应该注意到，这一代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及至现今，几乎全都在高等学校里执教过，他们培育并影响了年轻一代外国语言文学工作者，形成了一支蔚为壮观的文学翻译队伍，这年轻的一代生力军造就了整个改革开放时期文学翻译事业的巨大辉煌，奠定了中国作为优秀精神文化的引进大国，明显地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之林中，居于先进的地位。

这一代新人，基本上都是新中国的“儿子”，都出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基本上与共和国的历程同步。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年代，正是新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院系调整之后的“向科学进军”的“学业黄金期”，文化学习热潮正席卷全国，这一代人得以在“高校改革”之后的“黄金期”完成了高等教育，他们幸运地成为了高校改革之后的新教育体制的受惠者。实事求是地说，在人文学科方面，新中国初期的新教育体制既继承了自由资本主义人文主义的文化传统，又植入了苏式社会主义的教育原则与精神，兼容并蓄，自有其特定的效能与优势，而在课堂上传道授业的则有很多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当年的精英，我自己1953年入学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时，系主任冯至就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他曾被鲁迅评为“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名列于该系教授名单中的潘家洵、钱锺书、李健吾、卞之琳、赵萝蕤、吴达元、陈占元、鲍文蔚、杨周翰、李斌宁、张若谷、盛澄华、田德望、杨绛等，无一不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所大学校毕业的名士才俊。其他重要高校亦皆如此，如许国璋、王佐良在北外，梁宗岱在中山大学，何如在南京大学，管震湖在二外等等。正是在这具有二元优势的教育体制与一代名师的培育下，才得以涌现了新一代的翻译才俊，其阵容之强之众几乎可以说超越了过去时代，稍前的有许渊冲、王道乾、徐知免、林青、徐继曾，稍后的有郝运、桂裕芳、高莽、叶汝涟、程曾厚、马振骋、李玉民、夏玟、袁树仁、施康强、王文融、张光尧、郑克鲁、冯汉津、屠岸、绿原、叶廷芳、张玉书、高中甫、余匡复、韩耀成、张黎、范大灿、安书祉、陈恕林、宁瑛、樊修章、张英伦、傅惟慈、施咸荣、董乐山、李文俊、董鼎山、李平沤、王智量、董衡巽、文美惠、陈筱卿、许钧以及柳鸣九、张英伦、罗芃、郭宏安、金志平、谭立德、吴岳添、周克希、张秋红等等。正是这一代人译制出了《巴尔扎克全集》《卢梭全集》《蒙田全集》《雨果文集》《萨特全集》《加缪全集》以及70卷《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100卷《外国名著名译》、80卷《外国名家精选书系》。

正是他们把对世界各国文学的发展历程纂写出一部部学术性的文学史论，如多卷本《法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德国文学史》《俄国文学史》《英国文学史》，两卷本《美国文学史》《意大利文学史》以及《日本文学史》《印度文学史》《阿拉伯文学史》等等，全面叙述描绘了中国人所认识的世界文学的图景与科学的评价。

正是他们在翻译领域各显其能，各展其才，贡献出了个性化的业绩与精品，如法语译家李玉民以一己之力献出了数千万字文笔行云流水的翻译佳品，其质直追傅雷，其篇幅总量则超过了他的这位前辈、翻译巨匠。又如，施康强以明清话本的语言模式与之风成功地译出了巴尔扎克一另类妙作《都兰趣话》，为“化境说”译理提供了出色的样本，甚至说是“准范例”亦未尝不可。

又如，罗新璋以典雅、精雕细琢的汉语译司汤达的名著《红与黑》，使广大读者“悦读”的要求得到满足，而获得了“最优秀译本”之誉。

也正是这一代人把素有“难懂如天书”的世界文学巨著一一都译为上佳译本，如萧乾、文洁若译出《尤里西斯》，桂裕芳、袁树仁、李恒基等译出《追忆似水年华》、李文俊译出福克纳的名著等等。

也正是这一代人完成了数千百万字的关于外国文学资料编纂、整理综合注释的文献、资料积累说明、论述评论的文本资料积累工作，有作家全集，有流派全集，有资料丛刊，有作品选等等，其中都有学术性的含金量，有史家的广博学识，有选家的独特视角，以及有思想家的取舍智慧。

正是这强力的一代，开辟了新的译界领域，填补了空白，作出了重要的建树。例如，吕同六之于意大利文学，例如拉美文学界的陈光孚、朱景冬、林一安等，都有重要的译作问世，把影响巨大的“拉美文学大爆炸”完整地引进到中国，使得中国不少的文学创作者感受到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新颖与魅力。

也是这强力的一代，对翻译理论作了更进一步研究，对中国历史悠久的翻译理论发展史的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编纂，罗新璋在此方面功不可没，他的“翻译评论集”就是他所献出的一枚硕果。

正因为这强力的一代，进行了如此广泛的文学翻译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又对翻译理论的发展进行深入的钻研与思考。而他们作为“后来人”，后继者，也得以通观了中国翻译文化从严复、林琴南时代直到今日巨大繁荣的整个历程，见证过这一历程中的经验教训，总结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反思了自己的得失，终于思想渐渐汇聚于钱锺书先生的“化境说”的译道至理之前，有了“化境说”的共同理想、共同确认、共同努力目标。

而今，这一代人也都进入了耄耋之年，他们完成了他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做到不负师教，不辱师命，基本上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可谓之为“强力一代人”。正是他们之中越来越多的人，从长期的实践与探索中，发现了钱锺书先生的“化境说”的合理性、深刻性，便跨进一步，将此说奉为译道之至理，开始在自己的实践中作了一些探索，努力向“化境”高峰攀登，并已创作出了特殊的范例，如施康强所译的巴尔扎克《都兰趣话》就是，如今中国文学翻译随着《化境文库》第一辑与《化境论文集》的出版，而进入了“化境”时代，此路虽然艰难，距目的地还很遥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成为新一代翻译工作者的任务。此路确乃一“畏途”，但前景将是光明的。新希望、新译道、中国文学翻译事业新探索、新一代学子、新才俊名家，将给中国文学翻译事业带来美好的春天。

外国文学领域当今一批最为优秀的学者、翻译家中的40余位名士才俊，与果麦通力合作，搭建起“译道化境论坛”，推出了《化境文库》第一辑，遴选出了十余种优秀的译作作为化境译道的例作。这次重大的学术活动清晰的表明化境说译道并非“信达雅”经典三字经的颠覆与否定，而是“信达雅”承续与深化，不是对“信达雅”的彻底改造，而是对“信达雅”的补充与完善，它把“信”“达”“雅 ”三原则分立并列发展为三原则的融于一体，它追求的是译品各种优质的统一境界，是各种美质的和谐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