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洁若先生初识是在2015年，当时受内蒙古大学萧乾文学馆的委派，我与几位老师到文先生家办理图书和资料的接收事宜。往后的几年里，每年都至少有两次与文先生的近距离接触，每次的程序基本是拜访、接收赠书或衣物家具、请文先生吃饭这几件事。在老人的“后乐斋”里，我看到了与这个时代全然格格不入的一位九旬老人的日常：没有网络、手机、电脑，维持着最基本物质生活的消耗，保持着最大化精神生活的产出。

几年下来，每年“二度”的文先生拜访之旅便成了每个学期最期待的事，这样一位以“萧乾夫人”而闻名的老人，在我心中却越来越鲜活、高大起来，以至于我有时会记不起她是萧乾的妻子，更多感觉到她是一个笃志于文学与文字，对待工作和生活有一些偏执的老人。我也目睹文先生的住宅从两间变成一间，照片和生活用品多数被她捐赠给萧乾文学馆和其他纪念馆，虽然屋里一直杂乱，但东西在慢慢精简着，最后，照片只剩下四五个相框，最大的是萧乾先生在欧战战场上的单人照，其次是文先生自己的两三幅，接着是她少年时与家人的全家福，最后是她的儿女、孙子孙女的照片。当然，家里数量最多的，一直是书籍、词典和各种纸张。这就像文先生自己的生活，随着岁月的流逝，留下的是她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

结缘于译，成就于译

在文先生的心目中，萧乾虽然已逝，但她通过勤奋工作的方式延续着另一种形式的相守共处。文先生也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回忆与萧乾共同生活的日子，认为合作翻译《尤利西斯》是他们二人之间最难忘的一段时光。当我像许多慕名而至的粉丝一样问起文先生与萧乾初识的场景时，文先生依然很开心地打开了话匣子，说起当年她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刚成立的整理科做校对时，曾拿着存有疑惑的译稿去请教作为文坛前辈的萧乾，从此开始一段风雨同舟的“文学姻缘”的过往。普通的出版社校对者，只需要做到看着稿件梳理文字，校对错字病句，但文先生的认真与敬业驱使她不满足于这些本职工作，同时拿出外文原件逐字核对。当发现有一些译稿与她的想法不合的时候，作为一位职场新人的她产生了疑惑，不经意间敲开了萧乾的家门。现在我深深相信，萧乾当时也一定对眼前这位扎着两条麻花辫、执著而倔强的小姑娘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面对她的问题，萧乾提出一个总原则，那就是只要不是“黑白错”，就不要擅改作者的译稿，尤其是对于那些已有成就的文坛前辈。“黑白错就是译得不对的地方。”文先生觉得很赞同。“我被他吸引是因为他英文好，还有，他很幽默。”有一次她给萧乾写信，说他“造诣高”，不小心写错了，写成了“造脂高”。“他说我够胖的了，还造脂！他当时确实挺胖的！”事隔多年，文先生忆起此事还是忍不住大笑起来，笑了很久。谈起家里摆放的萧乾照片为什么只留下欧战战场上歪头笑着的那张，文先生不自觉提高了音量，笑着说：“因为他笑着可爱呀！他照相就喜欢歪着头！”“他那会儿还喜欢抽烟斗，不过跟我在一块儿之后两个月就戒了，这也算是我对他的健康做出的贡献。”原来，婚后的萧乾发现每当自己抽完烟，文先生会把好几扇窗户都打开通风，便知道她很讨厌那个味儿，就自觉把烟戒了。“他伏案工作时，我偶尔会给他倒一杯茶端进去，本来我还想聊点什么，但看他停下笔，意思是你快走这样我就能赶快写。我就不说话，走了。”两个人都休息的时候，文先生会陪着萧乾听一听古典音乐，还有萧乾喜欢的相声。两个人偶尔会闹点小别扭，但最多就是打打“笔仗”而已。

生活中，为了迁就对方，两人都会做出一定的妥协；更重要的是在事业上，两人像产生了化学反应，都有了新的提升。文先生感觉自己的译笔更灵活了，在“信”“达”基础上有了更多“雅”的追求；萧乾在文先生的带动下，把晚上回家休息的时间也充分利用起来，连着翻译了三本书：《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和《好兵帅克》。在萧乾的所有译作中，文先生最喜欢的还是《好兵帅克》，虽然这是个节译本，但她觉得萧乾的翻译还原了这部小说幽默的神韵。文先生在她的回忆散文《文学姻缘》中也提到这部小说还曾得到陈毅元帅的高度赞扬。

萧乾是蒙古族，他的《平绥道上》《殇》《草原即景》等篇章，都体现出了他对故土人与物的别样留恋和关切。也正是因此，文先生放弃了多所院校、各类机构的邀约，选择将萧乾的大量生前藏书、遗稿遗作交付内蒙古大学收藏和研究。萧乾文学馆于2008年正式组建，成了目前国内唯一一家集萧乾文学艺术创作经历和作品收集、研究、展示为一体的文化场馆。文先生的选择是对丈夫民族情怀的理解和成全。

笃志翻译，矢志不渝

年过九旬的文先生，在规划未来时不时提到100岁这个时间节点。“杨绛活了105岁，周有光活了111岁，我也还且活呢！”文先生计划在100岁前后开始撰写回忆录，出版作品全集。“等我忙完了手头的这四本译作，以后就不再接翻译的活儿了。”文先生说在自己的作品中，相比译作她更看重创作，尤其喜欢纪实类散文创作。目前文先生的弟弟、远在日本的文学朴，已经给文先生寄了一些他收集的资料，“包括关于人怎样长寿、名胜古迹比如寺庙的材料，都是比较新鲜的，总之我以后要写一些有历史痕迹的东西”。文先生手头有三本“书债”，分别是松本清张的《热绢》、太宰治的《人间失格》、幸田露伴的《捕鲸记》。听到她正在翻译一本松本清张的小说，我提起现在的大学生读日本侦探推理小说更喜欢东野圭吾，文先生表示惊讶。“还有，为什么现在那么多年轻人喜欢太宰治呢？《人间失格》直译应该是《没有资格做人》。我曾问过人，说读者能理解《人间失格》这个书名。有人表示，还是用《人间失格》吧，大家都认可了，再改不好。”《捕鲸记》由文先生和文学朴合作翻译，文学朴已经翻译了第一遍，就等着文先生帮他对照原文审阅第二遍了。“还有三浦绫子的书我也可能要翻译一些。我翻译过她的《十胜山之恋》，曾经联系她问怎么收稿费，她说，‘本来我也可以按照现在的收费制度向你们收取稿费，但是考虑到日本人侵略中国那么多年，中国经济上很受损害，我就不忍心再去要稿费了，所以你的翻译、中国人的翻译一概不要稿费’！”1985年7月15日至1986年7月14日，文先生作为国际交流基金的研究员，赴日本东京在东洋大学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她本来想在暑假期间乘飞机赴旭川看望三浦女士，偶然间看到报纸上刊载的一架飞机失事，500多个乘客只有几个人幸存的新闻，因此没去。回国后，她接到房东转来的一封信，才知道刚好在她回北京的那一天，三浦女士和她的丈夫抵达了东京。倘若她早一天知道，她一定会在东京多住上一天的。

在她目前所有的翻译作品中，文先生还是最喜欢《尤利西斯》。我提到她在另一个访谈中说起最喜欢的还有《莫瑞斯》时，她笑说：“是的，那本书是我一个人翻译的，也是我比较满意的，没有劳驾萧乾。”我想，她最看重《尤利西斯》，除了因为这本书影响最大、难度最高，也因为翻译的过程是萧乾、文先生志同道合美好婚姻的见证。由于她刚才提到的这两本小说都是英译作品，我执著地追问文先生最喜欢的日译作品，她想了半天，说：“还谈不出哪个，如果非要问，可能是有吉佐和子的几个短篇吧。”说着，她起身拿出一本厚厚的大辞典，从中找到有吉佐和子的名字，在她名下罗列的作品中，挨个查找，“这个是我翻译的，这个别人译了”。“《青瓷瓶》《红艳艳的西红柿的味道》和《黑衣》是我翻译的作品。这几篇小说内容好，我翻译得也比较满意。有吉佐和子能从历史中的一件小事延伸出故事，我比较喜欢和时代结合比较紧密的作品，而且价值观也要健康。”

当我谈及现在有一种说法得到普遍认可，说文先生是翻译日本文学最多的翻译家时，文先生笑了，认为这是有可能的，毕竟她还在持续地翻译，不过她对目前已有的成果数量、字数并没有进行过精确的统计。“我觉得我的风格主要是忠实原著，在忠实的基础上想办法对其进行点缀。比如原文出现了几次‘忽然’，我就让它变得多样化，改成‘抽冷子’‘猛可里’什么的，这都是我查出来的。我会把好的文章剪下来保存起来，尽量扩充词汇量，想办法提高自己的文笔，让读者看了高兴，读起来没有翻译腔。”文先生认为翻译要在“信”的基础上尽量做到“达”“雅”，但“信”是最重要的。前辈翻译家里，钱稻孙是她比较欣赏的，他能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做到文笔优美。

为父翻译，传承家风

从家世来说，文先生算是出身于真正的书香门第。据文先生讲，她的祖父做过广西、山西等地的县令，家里之前还留有祖父觐见皇帝时穿过的官袍、祖母的诰封，但后来基本都被变卖了。萧乾文学馆至今还保存着两块大红色的枕套，是文先生用她祖父下属送来的两块红布缝制而成，枕套的一面写满了满文，另一面有“知府愚侄李璲顿首拜书”字样。“大伯父当时在海关工作，大伯母姓吴，是卖茶叶的吴裕泰家的后代。”文先生的父亲文宗淑在同辈兄弟中是最出色的，23岁考上了高等文官，1916年赴日本在神户当过总领事，后来在我国驻日使馆任三等秘书。1936年，他被免职返回北京。一家人回到北京后，生活陷入困顿，文宗淑变卖家产供几个孩子读书。1946年，文宗淑回到家乡贵州定居，贫困潦倒，郁郁而终。“我父亲在老家的房子虽然很破，不过祠堂却很体面，都是砖砌的，据说在当地还成了旅游景点。”

在与文先生谈起她的家人时，她提及最多的还是她的父亲。“从打7岁起，父亲就使我养成了孜孜不倦地读书的习惯。当时我们住的那座四合院，有祖父、父亲和姐姐三代人买下的几屋子书，我们用不着去图书馆，就可以徜徉于书海中。”文先生在《文学姻缘》中如是说。文先生的父亲勤奋、自律，喜读中国古典文学、历史书籍，古文功底很好，闲时喜欢吟诵诗词，对子女教育非常严格。他自己也会写一些东西，比如他通过阅读报纸分析时局产生的对中日战争格局的深度思考，曾被萧乾看到并感佩其拳拳爱国心，可惜后来没有保存下来。“我父亲最大的遗憾就是一辈子没出过书，所以我从事翻译和写作也是为了完成我父亲未竟的愿望。”说到生活中和父亲的相处，文先生记起她10岁左右的一件事。那一次她的父亲夜里11点多才回家，家里人都已休息，只有文先生还在用功。她听到父亲按门铃的声音后打开了门,发现父亲还没有吃饭，便主动为父亲煮了一碗面，放了西红柿和鸡蛋。“当时我用的是小锅，下面要烧煤球，花了一个多小时才煮好，我父亲把汤都喝光了。”文先生忆及此景，露出甜甜的笑容。“还有一件事，家里还富裕的时候，吃饭时备了茅台酒，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我父亲说，这孩子有酒量，我就特别不爱听，后来坚决不喝酒，偶尔在宴会上为了不浪费也会喝一点。”文先生原来叫文桐新，后来姐妹几个都改了名字，大姐给她起了“文节若”，她父亲改成了“文洁若”，就这样一直叫了下来。后来，“桐”字给了萧乾和文洁若的儿子，也就是萧桐。“我父亲对我最大的启迪就是以后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首先要把书念好！”

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文先生也很喜欢中国古典诗词和小说，尤其喜欢杜甫、白居易和《红楼梦》。《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琵琶行》《长恨歌》等都是她张口即来、背得滚瓜烂熟的诗歌。《红楼梦》是她幼时在父亲的书橱发现的，当时那个版本还是宣纸手抄本，叫《金玉缘》，“如果能保存下来就好了，可惜不见了”。她觉得中国小说里《红楼梦》写得最好，哪怕在亚洲文学中也能排第一。“不过贾宝玉也有伪善的一面，他只会到王夫人那里撒娇，可是不会替丫环们说几句公道话。而且他只喜欢年轻的、漂亮的，这也有问题，谁不会老啊？”

文先生现在与弟弟文学朴往来密切。姐弟二人常常合译日本作品，比如已经出版的松本清张的《深层海流》（2012），还有正在进行中的松本清张的《热绢》和幸田露伴的《捕鲸者》。

生活中的文先生

“人活得不能太轻松，不能放弃不间断地思考，否则就会变成胖子，变成痴呆人，还会一无所成。”文先生不止一次和我们说过，她长寿的秘诀就是不要活得太舒服。但是最近几次见她，我发现她的说法有所调整，她开始量力而为。比如现在她每天要求自己一定要睡够8小时，而年轻时的文先生，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

对于文先生的工作状态和态度，几乎每一个来访的人都会自叹不如。文先生平时没有任何休闲和娱乐，每天除了睡觉、吃饭，基本上都在工作。印象最深的是2017年去北京为文先生庆贺90大寿，我中午送她回去休息，她很开心，嘴里念叨着，“今天我过90岁生日，所以要休息半天，下午我就不再工作了”，说罢躺在了床上。不过，文先生的那张床，其实只是客厅里的一张长沙发，放了一个厚厚的棉垫子和一床被子，也便成了床。这样，她的活动空间便集中在客厅里，里屋的那张大床反而闲置了，成了储物间，放满了书和杂物。“我现在每天6点准起，7点开始工作。白天的工作没有固定的时间要求，就看能出多少活。中午累了我可能会躺半个小时左右。下午5点我会下楼拿报纸。”吃完晚饭，文先生会看看报纸，晚上再工作一会儿，10点准时上床睡觉。文先生的日历上，每一页都详细记录了当日的成果，譬如2019年2月20日记着：“P19~22，四页（800字）”。

先生极为大方，屡屡将刚收到的稿费捐给萧乾文学馆，支持我们的工作，即使我们一再告诉她，我们有学校和自治区社科联的专项经费，并不缺钱，依然无法推脱她的好意。每次去，文先生都会主动给我们签名赠书，让我们先把名字写在她的草稿本上，再对照着一笔一画仔细写上。

“《萧乾全集》会在202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关于未来，文先生的规划就是——多写。可以说，翻译、写作，便是文先生与萧乾和这个世界建立的最深刻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