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阿舍的散文《我不知道我是谁》，读得我心绪不宁。她敏锐、细腻而执拗的笔触，搅动了沉睡在我内心深处的许多疑问：“我是谁？”“来自哪里？”“去向何方？”这些看似平常的形而下之问，实际是终极的追问，带着浓郁的形而上色彩。由此，我再也无法只把阿舍的散文，当作一般意义上的童年记忆，或者思乡情绪。我注意到，她的散文之中，有一种远远高于一般书写的价值，这种价值，与其说是美学的，不如说是精神学的、灵魂学的，其所包含的“美”，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形式和文学修辞。那些带着本质的追问指向了高远的天际、苍茫的过去和悠远的未来，也指向了个人的内心深处，乃至血脉之中。读着读着，我仿佛听到了许多嘈杂的声响，不同血缘的碰撞，不同民族的争辩，不同信仰的对话，从遥远的南疆，穿越河西走廊，扑向东来。

整部散文集，只有一个主人公，也就是叙事者，一位女子——“我”。她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三十二团，那是一个汉语的世界。她只会说汉语，尽管她有着维吾尔族的血缘，但却不会说维吾尔语。她的维吾尔族母亲跟她也只说汉语，因此，她以为她的母语就是汉语。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听到母亲与维吾尔族同胞说着维吾尔语，那种特殊的声带振动的方式、舌头颤动的方式、嘴唇发音的方式，使她感到陌生而新奇。她想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不说维吾尔语而是汉语。当她在高考前将身份改成“维吾尔族”的时候，她突然产生了一种焦虑感，她害怕“差异性”，她渴望“同质性”，她怕她所居住的城市将她排斥在外。可是，当她以维吾尔族身份进入大学的时候，恰恰相反，她又渴望“差异性”，但同学们却要将她视为相同的类别，说“你不是维吾尔族，你说汉语，你就是汉族”，她被归入了“同质性”。这种身份的错位，使叙述者“我”焦虑不安，心神不宁。

更有甚者，祖籍湖南的父亲突然宣布，自己不是汉族，而是侗族，并拿出了政府刚刚颁发的身份证明。四分之一汉族，四分之一维吾尔族，二分之一侗族，族别由汉族改成了维吾尔族，父亲又试图让她改回侗族。大学毕业之后，她嫁给了一位回族男人。于是，她越发地不知道自己是谁，她的儿子的血缘也更为复杂。这种含混带来的焦虑，左右着她的情绪、情感、观念，乃至思想。无论是小学、中学时期还是大学时代，还是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和婚姻的殿堂，她不停地追问：我是谁？我的血管里流淌的是什么血？她一直被这些问题折磨着。只有一点十分清楚，她从小就说汉语，她用汉语思维。

因此，直到有一天，她开始写作，用汉语写作，用母语写作，她突然找到了逃离身份之战的途径，同时也寻找到了一种整合身份碎裂的方法：“我要去往一个能够将我整合为一的地方。在那里，那些四分五裂的身份可以像水中的月亮，被石子击碎而后恢复完整与平静；能像得到治疗的伤口日渐愈合；能像一部词典，收拢那些漂泊不息的词语。写作生涯就这么开始了。”

一种语言的词汇的意义、使用方法、排列顺序、结构形式，这样一种完整的力量，拯救了她，将一种杂乱无章的身份感，整合成为一种完美的统一体。于是，这个“她”重新找到了一种完整的自我及其观念：“作为人的我们，不管拥有任何血缘，不管属于何种人种，本性之中便含有突生变异的双重性或者多重性。许多时候，我们自信地将此称为人的可能性，并以拓宽自身的可能性而着迷骄傲，因为它显现了人的丰富性和伟大的创造力。”

“这种多重性便是人的同一性了。因为即使身为一个维吾尔族人、侗族人、汉族人、穆斯林，我也会跟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不一样，因为人生来就是独异的，因为在差异性的深层结构中，正是同一性造就了理想、梦、欲望、罪与恶、善与美——在人类心中的标尺与远景。而人的多重性便是同一性的一个显现，人正是在自身的多重性里，构成生而为人的同一性的某一个层面。”

读到这里，我内心有一种释然和安心。我为这个叙事者“我”，或者“她”，或者阿舍，感到欣慰。在“写作”中，在“母语”中，竟然也能安顿我们的心、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魂。不同的身份、信仰和声音，能在母语中团聚。

读到这里，我一扫第一次读阿舍自选散文集的印象，一个从新疆走出来的“汉族女孩”的童年回忆，对戈壁滩生活的回忆和眷恋。这时候我才发现，当眷恋没有根基的时候，眷恋也仅仅成为眷恋而已。当眷恋的另一头牵扯着血脉和灵魂的时候，眷恋已经不仅仅是眷恋了。这样，《小石桥记》《1989年的火车》《火之吻》《一日之界》《风吹过》，全部都被《我不知道我是谁》激活了，仿佛被神灵吹入了仙气一般地复活了。

我曾经建议，这本散文集的名字叫《出疆记》，或者叫《系在戈壁滩上的魂》或者《塔里木河上的精灵》，而阿舍坚持要用《我不知道我是谁》做标题。现在看来，她是对的，我那种标题的取法实在平庸。

最后当然是祝福，祝福阿舍的写作之路顺利，祝福写作真的能够成为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