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阿舍的散文《我不知道我是谁》,读得我心绪不宁。她敏锐、细腻而执拗的笔触,搅动了沉睡在我内心深处的许多疑问:“我是谁?”“来自哪里?”“去向何方?”这些看似平常的形而下之问,实际是终极的追问,带着浓郁的形而上色彩。由此,我再也无法只把阿舍的散文,当作一般意义上的童年记忆,或者思乡情绪。我注意到,她的散文之中,有一种远远高于一般书写的价值,这种价值,与其说是美学的,不如说是精神学的、灵魂学的,其所包含的“美”,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形式和文学修辞。那些带着本质的追问指向了高远的天际、苍茫的过去和悠远的未来,也指向了个人的内心深处,乃至血脉之中。读着读着,我仿佛听到了许多嘈杂的声响,不同血缘的碰撞,不同民族的争辩,不同信仰的对话,从遥远的南疆,穿越河西走廊,扑向东来。
整部散文集,只有一个主人公,也就是叙事者,一位女子——“我”。她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三十二团,那是一个汉语的世界。她只会说汉语,尽管她有着维吾尔族的血缘,但却不会说维吾尔语。她的维吾尔族母亲跟她也只说汉语,因此,她以为她的母语就是汉语。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听到母亲与维吾尔族同胞说着维吾尔语,那种特殊的声带振动的方式、舌头颤动的方式、嘴唇发音的方式,使她感到陌生而新奇。她想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不说维吾尔语而是汉语。当她在高考前将身份改成“维吾尔族”的时候,她突然产生了一种焦虑感,她害怕“差异性”,她渴望“同质性”,她怕她所居住的城市将她排斥在外。可是,当她以维吾尔族身份进入大学的时候,恰恰相反,她又渴望“差异性”,但同学们却要将她视为相同的类别,说“你不是维吾尔族,你说汉语,你就是汉族”,她被归入了“同质性”。这种身份的错位,使叙述者“我”焦虑不安,心神不宁。
更有甚者,祖籍湖南的父亲突然宣布,自己不是汉族,而是侗族,并拿出了政府刚刚颁发的身份证明。四分之一汉族,四分之一维吾尔族,二分之一侗族,族别由汉族改成了维吾尔族,父亲又试图让她改回侗族。大学毕业之后,她嫁给了一位回族男人。于是,她越发地不知道自己是谁,她的儿子的血缘也更为复杂。这种含混带来的焦虑,左右着她的情绪、情感、观念,乃至思想。无论是小学、中学时期还是大学时代,还是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和婚姻的殿堂,她不停地追问:我是谁?我的血管里流淌的是什么血?她一直被这些问题折磨着。只有一点十分清楚,她从小就说汉语,她用汉语思维。
因此,直到有一天,她开始写作,用汉语写作,用母语写作,她突然找到了逃离身份之战的途径,同时也寻找到了一种整合身份碎裂的方法:“我要去往一个能够将我整合为一的地方。在那里,那些四分五裂的身份可以像水中的月亮,被石子击碎而后恢复完整与平静;能像得到治疗的伤口日渐愈合;能像一部词典,收拢那些漂泊不息的词语。写作生涯就这么开始了。”
一种语言的词汇的意义、使用方法、排列顺序、结构形式,这样一种完整的力量,拯救了她,将一种杂乱无章的身份感,整合成为一种完美的统一体。于是,这个“她”重新找到了一种完整的自我及其观念:“作为人的我们,不管拥有任何血缘,不管属于何种人种,本性之中便含有突生变异的双重性或者多重性。许多时候,我们自信地将此称为人的可能性,并以拓宽自身的可能性而着迷骄傲,因为它显现了人的丰富性和伟大的创造力。”
“这种多重性便是人的同一性了。因为即使身为一个维吾尔族人、侗族人、汉族人、穆斯林,我也会跟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不一样,因为人生来就是独异的,因为在差异性的深层结构中,正是同一性造就了理想、梦、欲望、罪与恶、善与美——在人类心中的标尺与远景。而人的多重性便是同一性的一个显现,人正是在自身的多重性里,构成生而为人的同一性的某一个层面。”
读到这里,我内心有一种释然和安心。我为这个叙事者“我”,或者“她”,或者阿舍,感到欣慰。在“写作”中,在“母语”中,竟然也能安顿我们的心、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魂。不同的身份、信仰和声音,能在母语中团聚。
读到这里,我一扫第一次读阿舍自选散文集的印象,一个从新疆走出来的“汉族女孩”的童年回忆,对戈壁滩生活的回忆和眷恋。这时候我才发现,当眷恋没有根基的时候,眷恋也仅仅成为眷恋而已。当眷恋的另一头牵扯着血脉和灵魂的时候,眷恋已经不仅仅是眷恋了。这样,《小石桥记》《1989年的火车》《火之吻》《一日之界》《风吹过》,全部都被《我不知道我是谁》激活了,仿佛被神灵吹入了仙气一般地复活了。
我曾经建议,这本散文集的名字叫《出疆记》,或者叫《系在戈壁滩上的魂》或者《塔里木河上的精灵》,而阿舍坚持要用《我不知道我是谁》做标题。现在看来,她是对的,我那种标题的取法实在平庸。
最后当然是祝福,祝福阿舍的写作之路顺利,祝福写作真的能够成为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