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院（原名为中央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是在一片欢呼建设新中国的热潮中，由著名作家丁玲牵头，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鼎力支持而兴办起来的。它从第一期起就为共和国培养了第一代自己的作家，使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被人们誉为“文艺的黄埔军校”。后因突发的暴风雨摧残，这朵鲜花暂时凋零，然而涅槃的凤凰，经过洗礼，在改革开放后飞得更高，释放出更加夺目的光芒。

一

1952年，我从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来到中央文学研究所读研。开学第一课，丁玲老师主讲，内容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她开宗明义地说：你们是科班出身，以自学为主、集体讨论为辅。但在自学中要注意两点，一是改造自己的思想，二是转变自己原有的非人民大众的立场。我在自学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困惑，于是向丁老师请教。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星期天你约朋友去逛公园，天突然下起了雨，你觉得这雨扫了你的兴，你就不高兴。而广大农民一见下雨，欢天喜地！那必定是久旱逢甘霖。“这就说明了不同的立场，显示了不同的思想。”丁老师的话使我豁然开朗。只有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才能写出优秀的作品。学院为了巩固大家学习《讲话》的收获，安排学生到人民群众之中进行学习。当时我被分配到大同煤矿去体验生活，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

第一天，我一大早来到矿口，脱下学生装，换上厚实的矿工服，戴上安全帽，乘升降机一起来到矿井下。明亮的灯照耀着我们，四面八方都是黑油油的矿石，割煤机嚓啦嚓啦不停地响着，煤灰纷纷往下涌。大家开始工作了，班长马六孩是劳模，他站在前面，隔一米不到的距离有第二人，就这样一个一个地往后排，20人一班，就像一条巨龙。龙尾还有个劳模叫连万禄，我紧紧跟在后面。工人用的铲煤锹，是大钢锹，就像我们家的簸箕那么大。这钢锹的锹把比农民用的锹把要短点，使用起来很方便。工友们一弯腰，一锹满满的煤铲挖起来，往煤镏子上狠狠地一扔。每人都是一铲一扔。那个动作就像端午节“划龙船”，一个接着一个。煤镏子就不停地转动，把煤渣带出去。我也弯着腰，照样一铲一扔。铲着铲着，我伸起腰，看着前面，没一个人停下来，割煤机也不知疲倦地割着，灰也越来越大。我歇了一会儿，又弯下腰接着干。一开始我也是铲一锹满的，后来不行，只能铲半锹了。铲呀铲呀，发现自己的手没劲了，腰也痛，我又得歇了。这时，我看到工友们背上的衣服都湿透了，大家开始一个个脱衣服。刚脱去衣服的皮肤，在黑煤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白，就像是黑装换上了白装。工友们还是一个个拼命地铲着。我也不好意思久歇，只好继续干。为了生产赶上去，煤镏子不能停。不久，班长终于发话了：“留一半人继续干，一半人先休息。”这时，工友们从我身边走过，我发现他们的脸部，好像都戴了黑面具，只有在动的眼睛有白点。

这时有个工友拍拍我说：“抓紧时间休息。”我顿时反应过来，赶紧也跟着回去，可没走几步，就摔倒在煤堆里。旁边的几个工友闻声过来，机智地拉着我露在外的右手，从煤堆中把我拉了出来。我急忙吐出嘴里的煤灰，就像做了一场噩梦。吓坏我了！这时工友们安慰我说：“好在没出大事，习惯了就好了。”这时班长跑过来急忙问道：“有什么要帮忙吗？”等我反应过来，才发现眼镜和手表不见了。这时班长用内部电话说：“关割煤机。大家帮大学生找眼镜和手表。”我和几个工友在煤堆里，翻来覆去就是找不到眼镜和手表。我心里特别地急，觉得找的时间太长了，心疼眼镜和手表是自然，重要的是耽误了大家的生产和宝贵的休息时间。他们的无私善良感动了我。我感到惭愧了，对班长说：“别找了！”

中餐终于来了，大家也确实饿了。有的直接用黑黑的手抓着馒头一边走一边吃，有的坐在煤块上，有的蹲在煤地上，大口大口地吃着。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狼吞虎咽”这个词。我用筷子夹着馒头刚吃几口，有的工友们就吃完了，等我吃完了，工友们就开始劳动了。工友们从不考虑个人的困难，始终坚持努力工作。他们身上虽然黑，但有颗真诚的、善良的、金子般的心。从这天起，我的心就和工友们融在一起了，他们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佩服他们的精神，他们身上真善美的精神。

有一天，领导接到通知，工作量要加大。班长告诉工友们说：“祖国在发展，现在用煤单位太多，炼钢、炼铁、火车、轮船，还有老百姓的生活等等，特别稀缺煤。我们要努力挖出更多的煤，让我们的祖国建设得到保障，让大家过上好生活。”大家听后，高声回应：“好！”这段时间里，两位劳模每天带领工友们加班加点。过了几天，班长找到我说：“你对工作尽心尽力，不怕脏不怕苦，大家看在眼里，领导商量要补上你买手表、眼镜的钱，你要继续努力。”这让我感受到了无限的温暖，体会到了集体的温情。

我和工友们同甘苦共患难。在休息时间里，我们有时也会去看看电影、散散步、说说笑话。也有爱学习的工友，向我借书看，大家互相学习帮助。

在这样的环境下体验生活，我真正体会到了人民大众的立场。转眼半年过去了，真要离开这里，我感到恋恋不舍。大家互相合影，亲切的话语暖在心头。工友们的互敬互爱、集体至上、无私贡献的精神，让我的灵魂得到了洗礼。回校后，我写出短篇小说《双喜》，经班主任马烽的帮助发表在《西安文艺》上。

二

相对于在大学校园，在鲁院的学习形式要多样一些。名家的授课让学员们耳目一新，有丰富的图书资料供人学习，师生间、同学间的文学讨论也更加频繁。最初出于好奇，随后就不自觉地融入到这个氛围之中。鲁院是座文学的富矿，只要你用心去挖掘，真有采之不尽、掘之不竭的宝藏。

有一次，我向副所长张天翼请教：“您的《华威先生》那篇作品是怎么写出来的？”他说：“在抗日战争期间，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界的爪牙的丑恶面貌而写。”我又问：“华威先生的形象，刻画得非常生动。其中的诀窍是什么？”他说：“这些人打着抗战的旗帜，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争权夺利，破坏统一战线。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这些丑恶行为，我们要明辨是非、加以揭露。”张老师的答疑，让我进一步了解了创作的奥秘。

有一天，我大胆地拿出自己的诗《草原，我的母亲》给田间老师看。我是这样写的：“我的家乡在草原，/成群的羊儿像天上的白云飘动，/亲人在挤奶，在锄草，/多么勤劳的民族啊。”田间老师看了后说：“你很勤奋，用叙述的形式去赞美家乡的人和物，用心可嘉！但这不是诗，这是分行的散文。诗讲究意境、捕捉画面，通过形象抒发感情，而且要有时代感，语言要精炼，最好有节奏与韵律，切忌平铺直叙。你要把现有的内容，变成诗的表现形式。”听了田老师的教诲，我茅塞顿开。经过认真反复思考，我把诗改成这样了：“草原的山谷多么幽静，/黄羊麋鹿像朵朵彩云，/我骑着骏马去射彩云，/彩云越飘越高，瞬间不见踪影。/只见满载矿石的汽车，/划出一条条的土龙……”我再把诗拿给田老师看，他边看边点头说：“这才是诗。画面动静相间，描绘了草原特有的景色，描绘了解放后草原的建设情景，富有时代感，节奏韵律明显，朗朗上口。”从此以后我知道了写诗的要领。当年，这诗在《工人日报》上发表了。

毕业后，我留在鲁院教务处工作，从学生变为老师，但不忘初心，要永远保持学习之心。有一次，我与当时的学员邓刚聊天，我问他《迷人的海》的创作过程。他沉思片刻后说：“我从小生活在海边，对海的脾气太熟悉了，与同龄小哥们成天在海中玩耍、摸虾、捞海参，海水涨潮落潮也都摸透了。看小说，读得多了有一种创作的欲望，就想把自己熟悉的生活表达出来，想着怎么开头更吸引读者往下看，故事要合乎情理，表现出人物的个性。”邓刚的创作思路及创作过程，对我大有启发。

有个星期天，我找学员王鹏聊天，他写西北农村的文章，写得太到位了，让我看了非常感动。他说：“在农村插队时，利用空闲时间读小说、理论文章。虽然没机会上大学，但越读越钻到书里去了。这让我增加了很多知识，有些想法总在我脑子里，不知不觉就有表达的欲望。这欲望就像地热，非爆发不可。后来就勇敢地写出了粗糙的处女作。因为它真实，受到重视与好评，从此我就更有信心了。”王鹏说的很真实，很有借鉴性。

读学员伊德尔夫的作品，我认为他的作品运用纯熟的方言刻画人物、表达性格，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我十分爱看用方言写的作品，读起来特别自然、真实、有亲切感。后来我也用家乡方言写文章。有时候，我想用方言来表达一些意思，但却想不起具体某个词。比如，写《三毛眼》时，我就想表达三毛眼蹲在地上与大家研究如何恢复线路。这“蹲”用方言来表达，就应该是“圪蹴”。我就一时半会想不起来这个词，还是伊德尔夫提醒我了才想起来。我对此非常钦佩。伊德尔夫谦虚地说：“其实也没什么，只不过是我每天和老乡生活在一起，无话不说，彼此十分了解，写作品时他们的语言思想自然就冒出来了。”

丁玲老师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过，好作品出自于生活。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之中，才能写出受到人民欢迎的作品。对于我来说，鲁院让我更加接地气，使我的灵魂得到了洗礼，让我有了正确的努力方向。后来，我创作了《今日苏木山》《明星从这里升起》等作品，歌颂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在我心中，鲁院是一朵永远开不败的花，愿鲁院在新时代能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写作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