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晓威，满族，1970年生，毕业于上海社科院暨上海作协首届全国作家研究生班。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曾任《鸭绿江》杂志主编，后辞去主编从事专业写作。在《收获》《上海文学》《钟山》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100多万字，出版小说集《L形转弯》《勾引家日记》《午夜落》《羽叶茑萝》等。曾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作品被翻译成日、韩等多种文字。

前段时间因为搬家，在狼藉和尘封的资料柜中收拾旧物，发现了我10年前写作长篇小说《我在你身边》的手稿和厚厚的写作资料。这些资料既有草创和构思的大纲、人物关系列表，也有近百张记录我无论吃饭时、出差时、睡觉时随兴写下的小说语言片段的卡片。因为作品的故事背景涉及深圳、东莞和香港等，更有关于深莞地区和香港的建筑、流行服饰、汽车、化妆品、民生新闻、餐饮和酒店管理甚至人才招聘信息等等的分类材料。还有我专门去这些地方体验生活与搜集素材的笔记。这些材料被我分装在八九个厚厚的牛皮纸袋子里。我还记得我10年前，写完这部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字时，把它们放在柜子里的心情。似乎是终于松了一口气，并与过去的生活做告别。这种心情盖因为我浸淫其中的时间太久了，为之付出的也似乎实在太多。它们成为你的生活垃圾，只是这垃圾，证明你如何活过，所以不舍得扔去。

从最早的部分零星纸片和记录痕迹可以看出，这部长篇小说的构思其实还不止10年前，而是20多年前，我还在辽宁文学院读书的时候。它最早的故事前身来自一则真实报道。主人公是一位年轻的女模特。是一桩灵与肉、爱情与背叛、沉沦与激情、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博弈和纠结的故事。后来我觉得，它的故事有点儿类似美国电影《不道德的交易》。只不过，我后来还发现，就像我在作品中隐晦流露的那样，我的主题是在升华与叙写：“人生，不要总是寻找意义，而是要创造意义”。这个观点不仅是对笔墨最重的女主人公苏米的答复，更是对在城市中，处处寻找自己的妻子苏米的男主人公许晚志的一个劝诫。也是对他们俩共同的一个劝诫，或者是对我们自身，对每个人，对每种生活态度的一种自我提醒。就比如，我这次搬家，发现家里各种储藏柜里，繁乱极了，我葆有无数自己经历过的生活的“有意味的形式”——各种物品、纸片和用具。我知道在人世间，有一种名词，我把它看成是某种哲学指向的范畴而不是心理疾病范畴，叫“储物癖”。妻子也对我说，“扔掉它们！”“扔掉它们，才能不断面向新生活！”她的意思与我作品里想要反映的难道不是如出一辙吗？然而，我不舍得扔掉它们，不是说我刻意节俭，也不是说它们在如常日子里的某一天还能用到，不是了。它们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再被使用，甚至连看都不会经常看到它们，然而（还是然而），你扔掉了它们，“怎么证明你曾经这样地活过”？（川端康成语）既然证明不了你如何地活过，又何来“新”的生活？或者，你的“新”生活又有何意义？人生的许多意义之一，就来自于悖论。没有悖论，也就没有人生。虽然，我今天说的这个想法，恰恰也与我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成为一种悖论。

长篇小说《我在你身边》当初构思以后，一放就是许多年。甚至我记得好像在比10年更早的年份里，《文艺报》曾经披露过我要写的这部长篇小说。然而我一直没有动笔。我记得有位作家同行说过一个观点，小说，不能在完全构思成熟时才动笔，尤其是恒久地构思，因为你构思太成熟的话，对所有故事或细节的脉络太烂熟于胸了，所有的作品人物和人生走向都在你的脑海里无数次地预演过，你往往也就失去了写出它的动力和激情。我觉得这话是有道理的。

作品写了大约半年之后，母亲去世。我立刻没有信心和心情写下去了。我曾说过，母亲在，我的哪怕点滴的写作成绩，都是一种沉甸甸的收获。母亲不在，我的再多的收获，也变为我在世俗中的一种炫耀。

突然有一天，我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你知道妈妈弥留之际，她最关心的是什么吗？我问什么？妈妈说，她知道你的长篇小说写了一半，她说她什么挂心的事情也没有，就怕你这小说写不出来。然后大姐又说了一句：“你相信吗？你如果写出来，妈妈在天上一定会看到！”我默默撂了电话。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