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者：作为“40后”的作家，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变迁，相信一定有很多感触吧？
张雅文：我觉得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时代分不开的。回顾新中国70年来的变迁，回首我70多岁的人生历程，真是感慨万端，有一种恍若隔世、不敢相信之感。
我人生的每一步，几乎都与时代脉搏密切相关。小时候，我家住在辽宁开原的一个穷山沟里，一年到头就盼望过年能吃上一顿饺子。在我年少的记忆里，只有在大年三十晚上才能吃上饺子，只有来了客人才能吃上一顿旱稻子做的精米饭。父亲留给我最深的记忆，是除夕之夜提着灯笼在房前房后喊着“发财！发财！发财！”可是，却从不见我家发财，只听到父亲发出一声声大山般沉重的叹息声。母亲留给我的记忆则是整天弓着瘦小的腰身，一阵风似的刮来刮去，永远没有歇息的时候。贫穷一直像钉在破衣上的补丁，从未离开过我家，即使搬到黑龙江也并未有太大改观。那是一个贫穷落后的时代，几乎家家都穷，好多人家的孩子都穷得上不起学。我的三个姐姐只有三姐读了小学二年级，大姐、二姐都没上过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大姐看见我背着书包上学那天，说了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雅文，你要好好学习，替大姐多念几年书，别像大姐一辈子当睁眼瞎。”可我却辜负了大姐的希望，只读了五年半书，就疯狂地爱上了体育，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从家里偷走户口本和行李，一头跑进体工队当了一名专业滑冰运动员。为此，父亲半年没理我，认为我再也不会有出息了。
记 者：搞创作需要文化基础。那您之后又继续上学了吗？
张雅文：我没有进过大学，终生没有一张毕业证，我的文化基础完全是靠自学打起来的。19岁离开运动队以后，我的理想破灭了。当时一心想考大学，并用几年时间自学完了初中和高中的全部文科课程。1966年准备报考时，“文革”开始了。10年之后，全国恢复高考，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兴致勃勃地走进考场，重新去选择人生道路，我却趴在考场大门外偷偷地哭了。时不待我，那时我已经30多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可能再也没有走进校园重新学习的机会了。这是我人生中最痛苦、最茫然、最找不到出路的时刻。
记 者：后来您是怎样踏上了文学之路？
张雅文：我从事文学创作纯属偶然。对我来说，那真的是偶然，但就整个国家形势来讲，似乎却是一种必然。1978年，国家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压抑了十年的中国人千军万马般地涌上了文学这座独木桥，都希望用文学这块敲门砖重新敲开命运的大门，以此来改变人生。我也一样。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同是运动员出身的丈夫开了一句玩笑，说等咱们老了，写一部体育小说，让小说中的人物去拿世界冠军，去实现咱们没有实现的理想。这纯属玩笑话。但对我来说，却像突然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我想：干吗要等到老了再写？现在就写！于是，从未写过东西的我，写了一篇3000字的小说，战战兢兢地送到报社。一位老编辑看完后说：“雅文同志，我干了20多年编辑，我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认为你在这方面是有才气的，希望你能坚持下去。”这番话对我来说，就像在人生大海里，一个呛得筋疲力尽的溺水者突然发现海面上漂来一捆稻草。于是，我死死地抓住了它，就像抓住了性命，把我的后半生全部押在了文学的圣坛上，玩命地赌起来。此刻，我已经35岁了。
记 者：在此之前，您对文学应该很热爱吧？是否有一些创作前的准备？
张雅文：不，我从未想过要写东西。虽然我爱看书，但并不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而是对人生价值的追求。我们这代人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影响，很多人都是背诵着书中的那段名言走过来的：“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
记 者：阅读您的文字，感觉您对文学始终怀有一种不竭的热情。这样的动力从何而来？
张雅文：这可能跟我运动员出身的性格有关吧。运动员都有一种又傻又执著的性格，只要认准目标，就会坚定不移地追求下去，有一种无坚不摧的毅力。我对文学的追求就像换了一个运动场，一旦发现哪里有好素材，就会带着一种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劲头，倾其所有、不顾一切地去采访。
我不会外语，但这些年来多次赴国外、境外采访，撰写了多部纪实作品。比如，被习近平主席作为国礼赠送给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夫妇的反战题材英文版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二战题材的作品《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以及《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玩命俄罗斯》等等。当年，我曾独闯俄罗斯，甚至去过战火纷飞的车臣。当时没钱，我就背着皮夹克和旅游鞋当“倒爷”，边走边卖以赚取旅费。去欧洲采访时，因为没钱，我住不起旅馆，吃不起像样的正餐。还记得去欧洲采访《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的原型钱秀玲老人时，登机前我给丈夫打电话说：“如果我这次能拿到素材，就此生不虚了。祝我成功吧！”
记 者：您60岁以后，创作激情似乎更加饱满了，佳作不断。
张雅文：我的好多作品获奖的确都是在60岁之后，如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等。多部作品被译成了外文，如《生命的呐喊》被译成了七国语言。而且，近年来出版的作品也是一部接一部。最近，我在为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永坦写传。我觉得自己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从穷山沟里走出来，走进城市、走向世界，从一级运动员成长为国家一级作家，从贫穷走向了富裕，从懵懂无知走向了理性。我非常感谢时代给予我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