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读本》，[日]贝冢茂树著，李斌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6月出版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留有这样的名言。但对于他本人，今天我们了解得更多的，是他的言论，而不是他的生平和他所处的时代。毕业于京都大学东洋史专业，后来长期在京都大学执教、担任过该校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的贝冢茂树，是日本知名的中国古代史学家和甲骨文、金文专家。他出身学者世家，从6岁开始，就在祖父的熏陶、教导下，开始学习汉文经典、阅读四书五经，进而树立了以研究中国古代文献和历史为业的志向。 这本原名“孟子”的小书，是作者晚年的应邀之作。写完这本书之后两年，作者就去世了。2004年至今，这本书已由日本讲谈社先后重印近20次。以作者在前言中所表示的希望“能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的目标来看，这本既是“大家小书”，同时也是一位资深学者收山之作的小册子，确实写得不违初衷、非常成功。 全书包括四个部分，主题分别是“孟子思想的时代背景——战国时代”、“孟子其人与思想”、“《孟子》这部著作”、“孟子相关年表”。第一部分旨在替孟子“论其世”，第二部分意在让读者对孟子“知其人”。而第三部分，在简要的著作解题之后，以大量的篇幅，针对《孟子》的文本细节进行字词注释、白话翻译和阐发引申，显然是全力以赴地“读其书”。第四部分的年表，虽从爬梳通行史料而来，细节处理上却也颇见个性。 在“论其世”的第一部分，并称为“孔孟”的孔子、孟子两位圣人，从他们所处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中，被清清楚楚地分辨开来。同样是礼崩乐坏之世，孔子所在的春秋时期，还保持着形式完整的飨宴文化。“春秋列国之间虽然展开了白热化的权益斗争，但对立的各国仍然会在宗庙祭祀时居于一堂，展开所谓的会盟。会盟时，根据惯例，各国的大臣们会声称自己国家拥有的某些传统权利。各国在以祭祀为基础的周朝宗教活动中的作用和序列，以及各国的建国由来等，是其声称的主要依据。” 到了孟子所在战国时期，西周文化已告崩溃，会盟虽未废除，但丧失了宗教意义，以至原本仪式感极强的歃血为盟，都蜕变成了论实力而定序的强弱对峙和现场争锋。祭祀之后的宴会被取消，代之而来的是激烈的争论。宴会外交完全让位给实力外交。历史渊源和典故传统的各种讲究趋于消退，现实利害和经济、军事比拼上升为头等大事。与此同时，新的社会活力也在全面迸发。祭政合一的城市国家，在兼并争战中逐渐向郡县制的王朝国家加速过渡。制铁应用于农业的技术进步，工商业发展和新兴贵族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时代的总体风貌。富国强兵的急迫需要，持续激发着文化思想的百家争鸣和白热化的人才争夺战。 身逢如此时世的孟子，没能在史籍中留下确切的生卒年份和前半生履历记载。甚至连他的出生地和故乡邹国的由来，史书中的交代也十分简略。“在东方的鲁国修习了儒学，与齐国的稷下学者为伍，大长了见识，却仍旧无名的孟子”，终于在接近知天命之年的岁数，响应着避乱迁都到中原的魏国国君魏惠王（迁都后随国名改称梁惠王）的招贤令，走上了游说诸侯、推行自己政治学说的道路。但孟子在这条道路上的行程，似乎比孔子走得更艰难也更短促。前后十五六年时间，行踪所及只是梁、齐、滕、宋、鲁五国。其中，在齐国和齐宣王的相处耗时最久，投入的心力也最多，期望落空之后感受到的挫折也最严重。 《孟子》一书，就是从孟子晚年退隐故乡（按书后年表，此时距孟子去世仅一两年）与弟子公孙丑、万章等人对话、讨论的内容中，归结、整理出来的结果。而且，和《论语》相仿，《孟子》成书，也是得自弟子们各凭记忆的转述、提炼和汇总，并非出于孟子本人手笔。所以，书中所呈现的，只有孟子晚年的思想风采和精神面貌。既如此，若从个体生命意识和社会历练经验的维度上来揣摩，对于《孟子》的透彻理解，或许也只能发生在同病相怜或同气相求的晚年情怀和晚年心境中。这样一想，贝冢茂树写在书中的不少看似淡然感慨的推断，就显得格外耐人寻味和独具穿透力：“孟子区分了感性和理性，认为恶的根源在于感性，所以要抑制它；而善的根源在于理性，应该加以伸张。”“孟子的性善论主张，与孟子的为人不太一致。以大丈夫自居的孟子承认，为了顶住外界压力，将自己的意见坚持到底，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力。”“为了让精神安定，必须养浩然之气。从这点看，孟子不能算理性主义者，意志主义者和道德家才是他的本质吧。”

《冲击与回应》，[美]费正清、邓嗣禹编著，陈少卿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这本书的英文原名为China's Responseto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直译的意思，是“中国对西方的回应：1839-1923年历史文献评述”。不过正如它现在的中译本书名所标示的那样，从1954年由哈佛大学初次出版时起，这本书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它依托的一个认识框架：近代以来中国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主要是由外来的西方刺激促成的。更具体地讲，发生在前的“西方冲击”和因之而起的“中国回应”，两个方面合起来，构成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制度、思想和价值观迁延兴替的动力机制。 但实际上，这本书的导论里已经说得很明白：“‘刺激’（或‘冲击’）和‘回应’的表述并不严谨。我们斗胆假设‘西方冲击’曾发生在前，仅仅是因为我们称之为‘中国回应’的行为发生在后。这种‘中国回应’正是我们要研究的对象，但它显然只是中国整体行为的一个部分。换言之，‘西方冲击’仅仅是中国多样图景中的元素之一。要解读这种回应是困难的，我们必须把它置于中国的总体历史中去考察。在我们设计出一个精准的分析框架之前，本书书名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隐喻的。” 注意到这一点，再来看全书，或许就能从不拘于印证或者背离“冲击与回应”框架的角度，感觉出通过审视近现代历史文献中穷则思变的一连串踪迹，来把握中国历史的总体脉络的深切用意。而这一点，即使是在“冲击与回应”作为认识框架和思维范式的局限或偏颇都已广为人知的今天，也仍然值得予以重视。书中所选的文献共66种，体例各异，长短不一，多为摘选。而摘选的原则，皆依从编著者（按“前言”和“致谢”所述，成书过程中有包括书中文献的原作者胡适在内的30多位学者参与了意见）所梳理、确认的一个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逻辑判断和阶段性概括。标志其起点的历史事件，是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而1923年孙中山决定效法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改组国民党，则被当作了这一历史阶段的终点。 与时下新出的文献选编或史料汇编书籍的形式截然不同，这本书对于历史文献的解读，其实已经完全自成一体，具备了系统严整、逻辑紧密的专著格局。顺次展开的“问题与背景”、“承认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对西方技术的渴望”、“自强运动”、“1900年开始的改革运动”、“改良与革命”、“意识形态潮流与五四运动”这七个部分，和归集在这七部分当中的28个篇章，足以组合成一个复原84年前近现代中国历史情境的知识沙盘。而选取到这个沙盘上，设置为醒目地标的林则徐、魏源、徐继畲、冯桂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郑观应、郭嵩焘、张之洞、王韬、康有为、谭嗣同、袁世凯、盛宣怀、张謇、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孙中山等历史人物和他们在特定时刻留下的种种见解，也都随着编著者细密、深切的连贯阐释和比照论析，而显现出了构筑中国总体历史图景的别样色泽和别样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