庹政的《商藏》是一部以蜀地题材讲述中国故事的长篇商战奋斗小说。它以叶山河个人与家族接续奋斗的商业修炼、情感修正和人生修行为故事轴线，描绘了改革开放40年来西川商界的风云激荡，映照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现实和中国生活画卷，思考了“藏器待时”的个人与家族商业理念，有望进一步探索与书写“从藏富于国到藏富于民”的时代史诗和哲学。
《商藏》的整篇楔子，都在描绘主角叶山河在这种人生最大压力测试之下的反应，以及如何做抉择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藏”于是成为整部作品的题眼，它构成了迄今为止已达一两百万字体量的作品故事大厦的基石，因此，我们才会形容它“起笔即格局”。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之中都会经历此种时刻和此类事情，因此才会产生共鸣和同理心：观照叶山河凭何抉择，似乎也在预见我们的人生，思考命运因何而来、又会为何而改。
如果对《商藏》中第一幅字的出处进行知识考古，可以见出它源于两首诗词。“十万狂花如梦寐”采自清代诗人龚自珍的《金缕曲·赠李生》：“海上云萍遇。笑频年、开樽说剑，登楼选赋。十万狂花如梦寐，梦里花还如雾。”“一片冰心在玉壶”则源自唐代诗人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后面一首诗耳熟能详，意思也通俗易懂，无非是人生几多风雨，历经贬谪浮沉，仍然初心不改，犹如晶莹剔透的一块冰，装在洁白的玉壶之中。“玉壶”与“冰心”一样，向来都被用来比喻美好的品德和节操。但是，前面一首词就较为冷僻。“十万狂花”之说，也有多种解释，历来都有争议，如“狂花”指花，无论是不按时序开的花，还是不结果实的花，抑或怒放盛开的花；“狂花”非花，指美人，例如“末路狂花”；还可用来比喻耳晕目眩时在眼前狂冒迸射的“金星”，或者醉酒之后“瞪眼”，例如唐代黄甫松在《醉乡日月》里说：“饮流谓睚眦者为狂花，且睡者为病叶。”喝醉酒的人，怒目瞪眼，就是“狂花”；醉了闭目就睡，就是“病叶”。酒品即人品。
但重要的不在于醉言醉语、睚眦瞪眼，而在于龚自珍这首词的写作背景和主题内涵。家国形势危急，词人曾经拔剑弄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试图一展凌云壮志，报效国家；然而现在，只能自嘲一笑，犹如美梦一场，收拾狂名，正视时光消磨曾经的斗志，以及深陷其中的中年人生泥路。犹如这首词的后半载所说：“只片语、告君休怒。收拾狂名须趁早，鬓星星、渐近中年路。”
这首原作颇有与泥淖人生、残酷人生和解甚至妥协、退让的消极之意。家国之患，最后转化为人生之忧；时运的困境，被嫁接为个人前途之围。问题在于，龚自珍这首看似“消极避世”的词，何以被改为《商藏》“入世进取”的理念？
关键在于“拼贴”，它将“十万狂花如梦寐”和“一片冰心在玉壶”两首诗词拼贴在一起。若再以龚自珍原词中“收拾狂名须趁早”作为桥接，便约略窥出作者化用这两句诗词，以衬现叶山河的性格和理念：时过境迁，这已经不是家国势危的大危机时代，而是风云激荡的改革好时代；大潮汹涌，“随波逐浪”，与时俱进，商人已成潮头浪尖的弄潮儿；激流中需要进击和进取，但更需要审时度势，把握中庸之道，以便腾挪转移、游刃有余。于是，从“十万狂花如梦寐”到“一片冰心在玉壶”，便有一种洞悉时势的见识与智慧，更有一种乱花不迷人眼、坚守内心所思所定的执着与坚韧。这种“拼贴”的手法，一扫原诗词的颓废和沉迷之气，反而恢复与张扬出其本有的豪气，但都笼缩于“忍与韧”的平静之中，于是自有一种内敛和蓄势的张力。
《商藏》还交待了原诗是“十万狂花如梦寐”，却为何被改成了“九”万。一字之改，就把主角抵九则好、“满十则险”的人生信条带了出来。“九”近圆满，但不会“过溢”，“十”就太满了，已无回旋余地和拓展空间；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讲究对“度”的把握，过犹不及。
于是，叶山河个人的商业信条，就又和度、九和中庸之道的传统观念勾连了起来。中国人讲究十全十美，但却以“九”为至数。古医书《素问》说：“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 九为最高数，超过九，就要回归到一。九因此就表示“多、大、极”等意思。
但是，《商藏》改的并不仅仅是“十”到“九”这个字，改的其实是整个诗词的意境和涵义。毕竟，“十万”只是虚指，言其极多；就像“九”很多时候，并不是实指，如九天、九泉就不一定是真的指天有九重、黄泉有九层，很有可能只是言说“极其高、极其深”而已。
从拼贴到改用再到变化，《商藏》最独特的，就是将《周易·系辞下》中的“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的观念，化用地藏菩萨“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的喻义，融二为一，合铸成自己独特的“商藏天下”之理念。作品讲故事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能够刷新观感的理念。
“藏器待时”出自《周易·系辞下》第三章。这一章是孔子对十一条爻辞的解释，教人们如何学《易》。《易》之爻辞，讲的是如何除去身居高位的阴鸷小人孔子的解释，却引申出来，说明要解决问题，或一展鸿运，既要有本事，即“藏器”，要能捕捉时代，即“待时”，只有“伺机而动”，方能攻坚克难，或者大展鸿图，无往而不利。于是，仔细解读从“孔子释《易》”到“《商藏》化用”，读者可以体味那种微妙的变化。“器”直译为“器具”，引申为“才能”。器能盛纳万物，所以，可用来形容人的才识气度，即器度、器量和器识；既可以说能帮人成事的利器，也可把人比作“重器”：从“玉不琢，不成器”到“大器晚成”，从“庙堂之器”到“大国重器”。
“时”从小处讲是“时机”，从大处讲是“时运”。这是不是你的时机，这是不是你的时代？是，就可以伺机而动；不是，妄动，则可能会折戟沉沙。这用来比喻怀才以等待施展的时机。君子就算有卓越的才能或超群的技艺，也须静候时机或时运，一鸣惊人，一飞冲天，鲲鹏展翅。事实上，“藏器待时”，引而不发，跟“潜龙勿用”是一个道理：在条件不成熟甚至条件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隐忍待发，等待时机；只有时机成熟，时运已到，才能伺机而动，杀伐果断。如姜子牙钓鱼，愿者上钩，一遇周文王，便天下大变；诸葛亮隐居南阳，静候刘备三顾茅庐，出山便化龙。
“藏器待时”还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有器可藏”，“成器”才能“动”，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必须要有技能，更要有本事；要有手艺，更要有本领；要有学问，更要有智慧。有了这些才具和才能，有了器度和器量，成为大器甚至重器，才能“藏器于身”。就像南怀瑾所说，有器不用可以，但不可无器。
当这种“藏器待时”被化用入“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并融二为一时，“藏”就成为整部作品的关键字眼：第一，有器可“藏”，从有器到利器，从大器到重器；第二，“藏”器于身，藏锋隐锐，蓄而不发；第三，器可“藏”可“发”，伺机而动，不动则已，动则鸣于九天，没有时机时，你要学会隐忍和蓄势；时机来时，你能抓得住，还能最大化，直抵时运，鸿运从此而来。
在这个过程之中，从“商”到“藏”的转化就很关键了！“商”是往外进取、掠夺和奋斗；“藏”却是向内、向下、朝向己身，引而不发，深藏不露。从“商”到“藏”，不仅仅是对于各种社会情境、商业逆境与顺境、人生境遇如痛苦与艰难、波折与坎坷，能“安然承受”并“坚韧持之”的忍耐和有耐性，也包括能够研判时运、预判时机、有一双“透视之眼”能认清形势并加以决断的智慧与见识。
因此，《商藏》用“藏”来阐述叶山河的商业理念：从“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秘如地藏”到“藏器待时”、伺机而动、大展鸿图。“藏”意味着隐藏、包容、发育和秘密（宝藏）等多重意思，但又不止于此：人的心犹如“大地”一样，能藏（什么都能藏）、能载（什么都能承载）、能生（万物都从大地生发）等；人若能“秘藏不露”，就既能像秘密宝藏一样，蕴藏许多金银财宝，济诸贫乏人生、利益人间万事；也能包容、含育世间万物，化导一切众生，止于至善。
直面时代风云激荡，“藏”既是一种包容忍耐的力量，亦是蓄势伺机的见识和明智，更是明道、取势、乘时，以搅动时代风云甚至改变时运和国运的能量与智慧。“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如是，《商藏》方能字里“藏”乾坤，妙笔“创”世纪。
就迄今为止已经创作的体量来看，庹政有野望，但雄心还不够；就像《商藏》有格局，但格局还不够大。创作史诗要有格局，而且须有“大格局”。
从“格局”到“大格局”，很多并不是笔力不逮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庖丁解牛《商藏》的起笔，就是因为它足以证明庹政以及像他一样的很多网络作家，其实笔力已逮；但是有格局，而格局何大？还是“解放思想、突破观念”八字而已。就像《商藏》有理念，但是，从“个人理念”到“时代理念”，还有一个登山的过程：不是像“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就是要有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勇气和坚韧。
从商“藏”天下出发，我们一直说庹政《商藏》有望书写从藏富于国到藏富于民的时代史诗和哲学。这并不是说《商藏》已经做到了，而是我们对其的期望与厚望，以及我们认为其“解放思想、突破观念”的路径和阶段。从个人的“藏器待时”到时代的“鸿运之志”，《商藏》其实已经触及到了改革开放40年整个中国“造富/造福运动”的深水区，甚至是全体国民“阳光创富”观念嬗变的无人区,这也是“商藏天下”可以拓展的大格局。
改革开放40年，其实就是一个从“藏富于国”到“藏富于民”的发展史：“藏富于国”与“藏富于民”两种观念的交锋、博弈和融合，宰制了改革开放三四十年从“中国式造富时代”到“中国式造福时代”的机制体制；甚至此消彼涨，一直争夺着“国民财富观念”重塑的主导权.当然，“藏富于国”一直占据着主流的话语权、舆论权和文化领导权。
但事实上，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藏富于国和藏富于民，就是一个国家与国民财富观念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均熔铸于“中国人民币”这个概念之中。谋求国家富强，就是谋取人民幸福：而国民幸福观，必须建基于国民造富运动之上。事实上，21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确经历了从“为人民造富”的阳光财富观，到“为人民造福”的国民幸福观的发展演变。
而《商藏》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有可能揭开这条“时代的帷幕”，让我们看到这条从“藏富于国”到“藏民于民”交锋博弈、双线并轨和交集融合的历史轨迹、现状变化和未来趋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藏器于时”是一种个人和家族经济与人生哲学，融于时代风云之中，考察个人和家族或者商界群体的个运、企运和时运，以及在这种“运道”之中何以取势而为、乘时而行、“逆天改运”。
然而，这种“运”从何而来，又向何而去？也就是说，这种“时运”“国运”“鸿运”和“商运”是由什么造成的？却需要在更深层次、更高维度、更大格局之中去审视与考察。比如说， “藏富于国”与 “藏富于民”两种观念的冲突、交流和融合，既是一种历时性的交锋，亦是一种共时性的融合；其背后，体现着中国式造富时代和中国式造福时代的变化交替。
假若说“藏器待时”是一种在时运之中观窥个运、族运和企运的“运道”，并做出如何“明道、取势和乘时”的抉择和行动；那么，从“藏富于民”到“藏富于国”，则是让我们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知道这种“运道”是什么造成的，亦即商运、国运和时运等“运道”制造的时代机制和体制。从中国式造富时代到中国式造福时代的机制体制，将决定运道从何而来，又向何而去，我们处于何时何地何种运道的状态之中。
从“藏富于民”到“藏富于国”，这是一种能够让我们从个人与企业甚至行业的商业“局面”，提升到“产业战略布局”，再到“时代大格局”的转场、升维和跨界之向上的阶梯。
《商藏》现在是在商业“局面”上纵横捭阖，亟需并有潜力以“产业战略布局”为中间通道，就像在宇宙空间跃层一样，提升至“时代大格局”高维度的星辰大海之征程之中。这是《商藏》亦是整个网络文学重塑“时代感”的重要路径之一。
对于一部作品来说，“时代感”很重要：为什么是这个伟大的时代？为什么这个时代，才会诞生这样的人物？为什么唯有这样的人物，才能创造这样的故事？
在“现实”之中重构“新社会现实感”，是《商藏》等新现实题材甚至整个网络文学，作为“文学新势力、网络正能量”的例证与贡献；但是，从“大格局”到重塑“新时代感”，却是庹政甚至很多网络文学作家攀登文学新高峰、书写新史诗亟等解决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