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8月16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在京揭晓。本报记者第一时间连线5位获奖作家，请他们分别谈了自己的获奖感受。
梁晓声：向现实主义致敬，向人民致敬
我在创作的时候，其实没有考虑那么多。我昨天刚从外地回北京。出版社的同志给我打电话会谈到这件事，我对他们说，一切以平常心，顺其自然。70岁的创作者也还是需要一些鼓励的，这对我肯定是一种鼓励，这个鼓励对我接下来的写作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部作品写得比较辛苦。首先是由于我是手写，写到将近三千几百页的大稿纸，颈椎病越来越重，另外眼睛也花了，手也不那么听使唤，越往后写，越难以把字写到格子里边去。但是创作上我个人还是很自信的。我当时的自信在于，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评论家怎么评，不管市场上它是否会遭到冷遇，不管读者们是不是喜欢，这是我写了那么多年的一个总结，是我以自己对现实题材文学的理解、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创作的一部作品。
在这部作品中，我首先要向现实主义致敬，其次是向中国的“大三线”工人致敬，最后也要向工业转型时期为了国家的城市改革而承受痛苦的下岗工人致敬。此外，我还要向书籍致敬。好书籍影响了我书中的一些人物，书籍也赋予了我独立思考的能力。作为一个作家，我希望通过作品去感化别人。作为作者，当我写下它们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教育自己。因为你写一个好人，他的思维过程你根本不信的话，你是写不出来的。希望通过这样一部作品，为年轻人了解我们国家前30年的发展变化做一个参考。
徐怀中：放开手脚完成我最后一记
我很高兴，没有想过还能获奖。凡是拿到这部书的老朋友见我都说，你90岁了，你还写了长篇！但是没有一个人说，你已经写了那么多了，你还又写一部长篇……我回想自己从一个小八路到开始写作，直到我现在已经90多岁了，回头看看自己写过的几本书，觉得不胜感慨。
1962年，我开始创作这部小说，断断续续写了20万字左右，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就放下了。如果当时写完了，它只不过就是很一般的一本写战争的书。曲水流觞，绕了几十年，我终于找到了出口，但已经很晚了。到了晚年，我想我应该放开手脚来完成我最后的一记。现在我所交出来的《牵风记》，不是正面去反映这场战争，而是充分运用我自己多年来的战争、战地生活积累，像剥茧抽丝一样，把它织成一番生命气象。我只是写了一个旅长、一个警卫员、一个参谋和一匹马的故事，可以说是把我多年来对战争的这些思考汇集起来，成为这么一篇浪漫的故事。
怎么写，一直是个大问题。对像我这样一辈的老人来说，最大的问题就要使用减号。减去什么？减去数十年来我们头脑中的这种有形无形的概念化、口号化的观念。但是对我来说，这种观念是很难去掉的，因为它已经深入到了我的意识里。我只能回归到文学艺术的自身规律上来。
我的写作就好比爬行一样，两只手扣在泥土上，一步一步地向前，写到哪儿算哪儿，就算最后写不完，对我来说，它也已经完了。回头来看大地上留下过我的两行手模足印，这就很满足了。作品出版了，就是交给读者去打分，我等待着读者对我的批评指正。
徐则臣：大水汤汤，溯流北上
因为一条2500年的河流，《北上》获得本届茅盾文学奖，我备感荣幸，也深受鼓舞。所以，在感谢小说原发刊物《十月》杂志和出版这部小说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以及厚爱它的评委的同时，我也要感谢这条河。
其实写作22年来，我一直在感谢这条河。感谢的方式就是一篇接一篇地写出与这条河相关的小说。22年里，它都是我的小说最忠贞可靠的背景。我在河边生活过很多年，那些被大河水气笼罩的岁月，成了我写作最重要的资源。只要写到河流，笔就活了，一切水到渠成。河流里总有良方。
这条河是京杭大运河，又不仅仅是京杭大运河，它是京杭大运河及我之前生活里遇到的所有河流的总和。
20余年的写作中，我的小说在大河上下游走，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开辟出一个纸上的新世界。世界沿着运河像布匹一样在我的想象里展开。这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它还给了我另一个想象世界的维度，那就是时间。时间是什么？时间是历史，也是文化，还是解决一个个疑问的真相。它与空间一起，支撑起一个勘探世界奥秘的坐标。自春秋吴王夫差开邗沟以降，历经隋唐大运河至元再到今天，2500年过去了，这条大河有了一个比1797公里还要辽阔漫长的时间跨度。在一次次北上和南下做田野调查时，我也在漫长的2500年中来回穿梭。在时空交叉的坐标里探寻一条河，盯着它仔细看，我相信我看见了一个复杂、浩瀚的世界。
感谢这条古老的河流，大水汤汤，这一次它给我带来了这部《北上》。
陈彦：把握生活的骨感和气韵
获得茅盾文学奖对我而言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和肯定。我从前写小说、散文，后来转向戏剧，再回到小说，有30多年的创作历史。这次获奖激励我更加勤勉地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小说和戏剧我都会继续写，并且努力去写好。
我一直在写与舞台生活有关的小说。因为我在这其中浸泡了很多年，我觉得自己是能把握住这种生活的骨感和气韵的。不熟悉的生活我咋都写不下去。当然，《主角》不仅是写忆秦娥这个角儿，我更希望通过戏剧舞台的生活去折射更加宽阔的社会生活。生活中，无处不有主角配角。希望读者能读出角儿以外的主角生活来。
对我而言，写长篇小说和舞台剧，两者是互相补充、相互需要的关系。这些年我写下《西京故事》《装台》《主角》三部长篇小说，以后也会在两种体裁中转换着写，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其实国外很多小说家也是戏剧家，我们国家也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有自己的文化样貌，小说是这个样貌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有自己的样貌，就不能撕裂自己的传统。无论怎么借鉴吸纳，都必须有根性的东西做基础。我们有很好的小说戏剧传统，一切创造转换都不能撇开这个传统去妄谈。
李洱：愿意对心灵里的每个褶皱负责任
写作《应物兄》的过程中，我的生活变化很大。我和妻子从郑州搬到了北京。刚刚安定下来，我的母亲突患重病，我是家中长子，为了给母亲治病，我和三个弟弟在几大城市求医问药。这本书我几乎是顶着内外压力完成的。
很多次，我都以为这部小说写不完了，留下半部作品。我通常是利用业余时间写作，节假日对我最为珍贵，平时都是晚上9点半开始写，写到12点半。人到中年，百事丛生，精力也不比从前，所以写得很慢。
小说写13年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这或许说明作者的智力中等。但同时也说明我是比较认真的作家，愿意对文字负责任，愿意对作品中人物的命运负责任，愿意对他们所遇到的每个困难、他们心灵里的每个褶皱负责任。
2003年，小说《花腔》第一次参评茅奖。那已经是16年前的事了。后来的《石榴树上结樱桃》，我自己觉得不符合茅奖要求，就对出版社和作协说，最好不要填表。这届参评，因为好作品比较多，所以我认为难度很大。能够获奖，其实有偶然性。
我想，评委们对《应物兄》的现实品格表示了鼓励，对艰苦的文学探索表达了信心。我充分尊重评委们的劳动。我把评委的信任和担当，看成是对作家的鼓励，谢谢了。
（刘秀娟 丛子钰 宋晗 教鹤然 康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