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人民性进行的理论建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化过程中最具标志性的理论成果。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事业就把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作为一个基本方向，而且不断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对人民文艺观的内涵加以丰富与发展。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艺受到人民文艺观的深刻影响。

中华民族自身文化中深厚的民本思想是人民文艺观在中国落地生根的一个重要基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倡导的人民文艺观，不仅吸收了国外民主主义文艺思潮、社会主义文艺思潮的理论成果，而且也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遥相呼应。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核心理念在先秦儒家学派那里已经基本构建起来，其主要内容包括强调天意与民意相通的“天命靡常”说、“民为神主”说；强调民众在国家政治中基础地位的“民惟邦本”说、“立君为民”说、“民贵君轻”说；强调以德治国，反对“不教而杀”；强调统治者应当克制欲望，加强内在修养的“五美”说；强调让利于民的“养民”“利民”说等等。这种思想不仅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梁启超、孙中山等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中共早期的领导人陈独秀、毛泽东等人也有十分直接的影响，并通过他们渗透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

对于儒家学者而言，政治哲学思想与其文艺思想是一体的，文艺命题往往就是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的延伸。作为儒家文艺理论命题的“观诗”“观乐”说与听政于民的诉求之间，“怨刺说”与强调民意的表达与疏导之间，“诗乐教化”思想与教民、养民、乐民思想之间，都有着十分内在的联系。因此，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实际上通过两条路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人民性立场产生了影响：一条是从古代民本思想到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再到人民文艺观；另一条是从古代民本思想到中国古代文艺观，再到人民文艺观。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执政理念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同时也是人民文艺观形成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毛泽东的人民文艺观具有鲜明的底层取向，为五四之后的新文艺指出了一条意义深远的发展道路。从中国新文艺发展的历程看，到了1940年代，左翼文艺已经有了一段自己的历史。怎样使其既保持革命性，保证其在理论与实践上与世界无产阶级文艺及现代性的精神关联，又能够使其真正走进劳苦大众的生活，帮助他们改变自己被压迫与被奴役的命运，同时还能够遵循艺术规律，创造出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文艺作品，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一历史节点上发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实践指出了一条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道路。而对文艺人民性立场的强调，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为核心的内容。这篇讲话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人民文艺观的正式形成。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反复强调文艺服务对象的重要性，明确地讲“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讲话的主体部分（即在闭幕式上的讲话）五个章节的内容，其实就是围绕着“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展开的，所涉及的其他问题，如文艺工作者应当到工农兵当中去、向群众学习、普及与提高、文艺的大众化等等，阐述的实际上是实现文艺的人民性立场的途径与方法。

毛泽东的人民文艺观具有十分鲜明的底层取向。在谈到文艺服务的对象时，毛泽东说它应该包括“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具体地讲就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其中，毛泽东尤其强调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与“左联”时期左翼文艺家在谈论文学大众化时，把大众界定为“有意识的工人以至小市民”或者是“新兴阶级”比较起来，毛泽东不仅把农民纳入到了文艺服务的对象当中，而且使之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谈到文艺服务对象时，要么“工农兵”并举，要么“工农”并举，没有任何一次遗漏农民这一群体。

在当时的中国，农民阶级不仅在人数上占据大多数，而且是受封建压迫最重、受教育水平最低、享有文化资源最少、距离现代文艺最远的一个群体。文艺大众化也好，文学启蒙也好，如果把这样一个群体排除在外，将是表面的、浮浅的。号召作家为农民而创作，创作适应农民的欣赏水平与欣赏习惯的文艺作品，让文艺真正走进农民的生活，为他们所喜闻乐见，从而发挥提高农民、教育农民、引导农民、解放农民的功能，这应该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区别于此前任何一种文艺主张的地方。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放弃了对演大戏、搞西洋音乐、翻译外国文艺作品、争论高深文艺理论问题的热衷，开展起如火如荼的文化下乡运动、秧歌剧运动。

新中国文艺继承了延安文艺的人民性立场，并根据时代的不同特点，对人民文艺观进行了丰富与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明确了中国文艺的历史使命就是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新文艺的基本方针，“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新中国成立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倡导的文艺人民性立场得到进一步强调。统览作为新中国文艺风向标的历次全国文代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我们发现他们都把坚持与发扬文艺的人民性立场当成一个重要主题加以阐释。广大文艺工作者也自觉地把人民文艺这一方向作为一面指导自己文艺创作的旗帜。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文艺观的内涵也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

“人民”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被视为是“中国社会中具有广泛共同利益且具革命性的阶级集合，是基于阶级又超越阶级的联合体”（胡亚敏：《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人民观》，文学评论2013年5期），比起“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在许多场合谈起“人民”这一概念时，已经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把重点放在了其阶级包容性的一面。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文献中，毛泽东强调“人民”包括了“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改革开放之初，党把自己的文艺方针明确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则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的力量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一步扩展到“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这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已经上升为“人民”这一共同体之间最大的公约数。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时，“人民”这一概念又一次被进行了新的阐释。习近平总书记讲，“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他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在这段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肯定了人民不仅仅是一个总体概念，它同时也指向“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这种认识，将现代的人文关怀精神注入人民这一概念之中，更加切近艺术的本质，代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人民文艺观一次新的理论拓展。

新时代文艺的人民性体现在让文艺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从“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执政理念出发，习近平把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作为文艺最重要的使命，使人民文艺观具有了新的时代特色。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包含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文化层面。对高品质的文艺作品的需要，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最为核心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文艺工作者“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赋予人民在文艺活动中更为突出的主体地位。

在强调用文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时，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看重文艺精品的价值与作用。新时代文艺要想走入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首先应该使文艺的内容与人民群众具有相关性，表达出人民群众真实的愿望与诉求。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和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告诫文艺工作者要警惕把人民群众简单地当成消费者，以粗制滥造的作品，庸俗的审美趣味哗众取宠。

新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之后，广大人民群众不仅在物质生活水平上有了质的提高，而且在文化水平、艺术欣赏水平上，也有了质的提高，人民对文艺作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是多层面的，他们不仅希望在文艺作品中看到自己真实的生存状态，通过文艺作品传达自己的各种利益诉求，借助于文艺作品的阅读放松心情，实现身心的娱乐，同时也希望通过文艺作品的阅读感受到生活的希望，接受真善美的熏陶，获得思想上的教益，找到精神的家园。这就需要艺术家“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鼓舞人们在黑暗面前不气馁、在困难面前不低头，用理性之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习近平总书记还要求文艺作品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发扬爱国主义传统，起到塑魂铸魂的重要作用，这也构成新时代人民文艺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普通的人民群众而言，在优秀的文艺作品中可以找到民族文化的根脉，将现实与历史贯通；可以找到对国家的认同感，将自己个体的生命融入祖国的强大身躯之中，并因此获得一种文化身份认同，超越自然生命的有限性。能够满足人民群众这种精神需要的文艺作品，必须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博大的家国情怀，彰显出中华民族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为中华民族建设精神家园，是当代文艺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方面一项十分崇高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