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0日，手机的朋友圈传来陈明逝世的消息，顿时有一种“故人云散尽”的伤感。在这位103岁的老人面前，我自然属于晚辈，但也自认为是“忘年交”。1992年末，我母亲被送进北京复兴医院的重症病房抢救。她虽有公费医疗待遇，但这巨额的治疗费却无法及时报销，每天都面临“停药”的警告。陈明通过当年中组部负责人解决了这一困难，我们全家一直感念不忘！后来我老伴患病，年近九旬的陈老不顾劝阻，坚持前来探视。寒舍在一座老旧的宿舍楼里，无电梯。陈老气喘吁吁爬上三楼的情景至今仍在我眼前闪现。当然，陈老绝非“厚于私而薄于公”，他的重情重义更加体现在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上。1996年，我跟陈老同车去山西长治，参加第七次丁玲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又一起去参观位于黄崖洞的八路军兵工厂。当我们走到兵工厂旧址门前时，扩音器里播放了《我们在太行山上》这首歌，壮美的旋律让陈老立刻热泪盈眶、激情难抑。我想，此刻他应该是想起了当年演出《扬子江暴风雨》《放下你的鞭子》等救亡剧目的情景，应该是想起了他辗转山西奔赴延安的漫漫征途……这位有着83年党龄的老党员，一生经历的坎坷曲折，品尝的酸甜苦辣实在是太多了！

在结识陈明之前，我对他并不了解，后来才知道他跟大他13岁的丁玲之间是真爱、互爱，谈不上谁先主动追求谁。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时，丁玲是负责人，称为“主任”，陈明是宣传股长，属于下级。陈明直到神志不太清醒时还反复跟我提起陕北一家饭馆的那个土炕——这是他跟丁玲定情的地方。他对丁玲说：“主任，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丁玲反问：“我们两个行不行？”他们热恋时，那个土炕成了他们之间的暗语。丁玲还给他写了一张小条，写的是“北国有佳人”。

1942年春节，陈明跟丁玲结为伉俪。他们相濡以沫的44年当中，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5年和粉碎“四人帮”之后的7年生活相对平稳，其他岁月多半都是在动荡和困厄中度过的。只消看看丁玲晚年的回忆录《风雪人间》，就能如实了解陈明在丁玲生命中的位置。陈明跟我说，当丁玲蒙冤的时候，他最害怕的就是丁玲丧失信念，所以走到哪里他们都是手牵着手。

我有一次到木樨地22楼拜访丁玲，她当时左手摔伤，脖子上挂着一块木板，用右手坚持写作。那状态真是文思泉涌、一挥而就。而事后推敲润饰文字的则是陈明。我记得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的原稿上看到过陈明的笔迹。丁玲是大作家，但她称陈明是家里的“改家”。这“改家”改得是否妥帖自然会见仁见智，但丁玲的很多作品中溶入了陈明的辛劳和智慧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老朋友调侃陈明，说他这位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老编剧搞了一辈子，只编了一部为人熟知的电影《六号门》。陈明坦然一笑，并不认为自己为丁玲作了什么了不起的牺牲。

陈明关爱丁玲，当然同时关注丁玲研究。2006年5月6日下午我去看陈明，他一人在客厅书桌旁，正对着一本新出的书生闷气。这书里说，丁玲在延安时期就看破了毛泽东有“帝王思想”，一个证据是毛泽东对丁玲说：“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第二个证据是：有一天，毛泽东抱着一个小男孩，那孩子突然撒了一泡尿。毛泽东说：“这是太子尿！”陈老说，延安是抗日根据地，从毛泽东嘴里怎么可能说出“偏安”这两个字呢？延安又不是苟安一方的小朝廷！再说，毛泽东怀抱的并不是自己的儿子，怎么可能说什么“太子尿”呢？毛泽东的原话是“全世界都在他胯下”。丁玲的确跟毛泽东开过玩笑，说延安组织系统完善，像个小朝廷，但当时绝对没有“看破”毛泽东有什么“帝王思想”。陈明还一口气列举了这本书的一些其他问题，比如一张四人合影，剪裁后成了两人照。丁玲“文革”时期挨批斗的一张照片，是北大荒宝泉岭农场张廉珠提供的，并不是陈明偷拍的。陈明当时也在挨批斗，怎么可能“偷拍”。

熟悉丁玲的人都知道，1986年丁玲临终之前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她死后陈明能再找一个老伴，因为陈明这一辈子活得太不容易了。后来经人介绍，陈明又找了一个老伴。她就是著名报人张友鸾的女儿张钰。我记得张钰老师原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工作，44岁时丧夫，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很优秀：老大是资深编辑，女儿是知名评论家，老三擅长摄影和服装设计。儿女先后成家，各自单立门户，能体会母亲的孤独感，所以都支持母亲跟陈明的“黄昏恋”。老大公开发表文章祝贺，老三能够主动为陈明洗脚。张钰老师原是大家闺秀，博学而温婉，既能写书编书，还能做一手好菜，所以陈明再婚之后的确过了一段幸福时光。令人痛心的是，2006年张钰患食道癌，跟疾病抗争了10年，于2016年先于陈明去世。陈明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成了植物人，主要靠妹妹照顾。2015年9月3日，举国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抗战老战士颁发纪念章，彰显他们的历史功勋。陈明佩戴了这枚紫铜镀金的勋章，但此时他已静静地僵卧在病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