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2019年国庆尚有一个月，徐建林就独自坐车回老家浙江桐乡去了。前年秋，93岁的侯波在病榻上结束了生命最后的时光，按照老人生前嘱托，徐建林亲手将母亲的骨灰撒入了家乡的京杭大运河。从此，河水流过的地方就都是故乡了。

国庆节对徐家有着特殊的意义，7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举行那天，6岁的徐建林是在幼儿园度过的。许多年后，从各种新闻报道、资料和父母的讲述中他渐渐了解到了那天爸妈双双在天安门城楼上工作的情形。那一年，25岁的母亲侯波端着一台由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从民主人士手中借来的罗莱120相机，作为天安门城楼上被允许拍照的3名摄影记者之一，也是其中惟一一名女摄影师，拍下了她一生中最著名也最珍贵的一张照片《开国大典》；而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1949年10月1日前名为北平电影制片厂）编导的父亲徐肖冰则负责了大典纪录片的拍摄，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他协调来自苏联的两个纪录片摄制组在天安门城楼上完成了庆典的部分拍摄工作，两部片子一部叫《解放了的中国》，一部叫《中国人民的胜利》。“对所有亲历过‘开国大典’的中国人来说，那一天都是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天。”

等待胜利的宣告

“父亲后来跟我讲，那天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他激动得手都在颤抖。”那天，天安门城楼上挤满了人，手持摄影机的徐肖冰位于城楼左侧，左手扒着城楼上的护栏，右手拿着机器，专心拍摄的样子后来被位于主席身前另一侧的侯波拍进了照片，而侯波的身影后来被发现也同样摄进了由上海音像资料馆提供的当时苏联摄制组拍摄的纪录片中。

与庆典当天城楼上另两名分别来自新华社和《解放军画报》的记者陈正青、杨振亚不同，作为中国第一位“红墙摄影师”，当时的侯波有一个特殊身份和一项特殊使命，即以刚成立的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摄影科科长（同时也是惟一的一名科员）的身份，为中央领导同志的生活、工作及重要活动等拍摄照片以留存资料。此前，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召开期间，四处忙碌抓拍的侯波尚是另一个身份：北平电影制片厂照相科科长。因在会议期间工作细心，摄影技术好等原因，没多久上边便决定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和主席办公室主任的叶子龙找侯波谈话，在中南海成立“摄影科”并将其调入任职。

“母亲常说，不是她的摄影技术有多好，而是历史给了她机会去拍‘开国大典’。”1949年北平解放，徐建林在随父母调入北影来到北京生活之前，先是随爸妈从延安去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在那里，作为1937年就参加革命队伍的‘老革命’，母亲和她的同事们接收了当时远东最大的伪满洲国电影制片厂‘满映’遗留的日伪技术人员，母亲从关心生活入手，与这些技术工作者交朋友，甚至还把他们中的一个日本人发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渐渐学到了从拍摄照片到暗房冲洗扩印的全套摄影技术，一个人能拍、能洗、能印，为后来进入北影和‘中南海摄影科’打下了全面扎实的技术底子。”

见证历史的时刻

1949年10月1日这天，在徐建林的讲述中，母亲侯波上午先是去了天安门城楼为下午的拍照提前“踩点”、勘查拍摄环境。“那是母亲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此前，关于开国大典到底在哪儿开曾有过两种不同的意见，出于安全等考虑，其中一个选择是在西苑机场，因为3月25日，主席从西柏坡进京的时候，曾在那里举行过一次阅兵，之后便直接进驻了香山的双清别墅，而此次阅兵也被视为了开国大典阅兵的预演。

待最终选定在天安门广场举办开国大典并设主席台于天安门城楼，已是1949年下半年的事了，在北平市政府的动员下，一场历时90余天的由社会各界义务参与的市区大清扫运动同时展开，其中对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的整修清扫运动一直持续到了9月底。待到10月1日那天，曾经坑坑洼洼的天安门广场已被整修一新了。“那天母亲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发现那里最好的位置已被苏联摄制组架设上了大型的电影摄影机，拍摄条件并不理想，匆匆查看好环境后，她连午饭也没顾上吃就急忙赶回下午2点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现场，为大会进行拍照纪录了。”在这次会议上，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主席、副主席和56名委员全部宣布就职，之后“母亲作为工作人员，便随同车队一起出中南海东门，先一步前往天安门去准备开国大典的摄影工作了”。

“车队在午门停车，然后所有人步行登楼。”在徐肖冰所拍的资料中有一张毛主席和众人从天安门城楼西侧缓步登楼的影像截图。“主席在前，朱德在主席的旁边，刘少奇、宋庆龄等众人随后。”其时的天安门城楼，早已站满了各种工作人员。“母亲也在其中，那天，她兜里一共揣了8个由中央办公厅用外汇从香港那边买来的阿克法黑白胶卷，一卷可照12张，每一张什么时候按下快门，什么时机换胶卷，都要仔细掂量清楚。”整个庆典活动侯波一共用去了3个半胶卷，这些照片在拍摄完成后由侯波亲自洗印、编写图片说明并存档，直到多年后“中南海摄影科”撤销，这些原始影像资料才完整移交至新华社档案库，至今其中的许多资料照片仍需高层领导批示方可查阅。“包括大典这天所拍的照片在内，据统计，后来由母亲拍摄存档的全部4773幅照片中，公开发表的仅600幅左右，其中最著名的那张《开国大典》也是她最爱回忆的一张。”当时，受限于罗莱120只有一个标准镜头没有广角、景深又不够等问题，在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之时，为尽可能多地拍到两边的观礼嘉宾，侯波把身子向后探出了天安门城楼的护栏，后仰至不能再仰并等待时机抓拍，直到拍摄完成，这才发现身旁有人一直在紧紧拽着她的衣服以防不测，那人便是敬爱的周总理。

用照片永远铭记

由于侯波工作性质的特殊，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由其拍摄的开国大典照片在影展中公开发表前，侯波一直都默默无闻。中外媒体对新中国成立的报道中普遍配发并被公众熟知的照片都是由新华社记者陈正青所拍摄的。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许，当毛主席用激动的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侯波与陈正青分别位于主席身前两侧不同角度按下了相机快门。在侯波所拍照片中可以看到，当时主席身侧左边站立的有爱国民主人士陈叔通、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董必武；主席身侧靠右后方伫立着的有为统一战线作出过突出贡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还有“红色资本家”李烛尘等。“这张照片画面中囊括的人物虽然有限，但却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氛围，这张照片能让人感受到，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各界无数爱国的仁人志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那天，庆典活动一直持续到了晚上9点。回忆起当时广场上的情形，徐建林还听母亲说起过一个细节：由于没有通讯工具，那天为方便天安门“楼上”“楼下”人们之间的沟通交流，工作人员想出了一个土办法——从城楼上用绳子吊下一个提篮，城楼下的群众若有情况要反映给楼上的人，就会写张纸条放入篮中，再拽一拽绳子，上面的人收到信号，就会用绳子把提篮拽上去查看，如此往复操作，便解决了沟通的难题。“我母亲说，那天群众所提意见最多的，是‘骂’城楼上的‘记者们’遮挡了大家视线，因此看不真切主席身影，于是后来拍照就多了一条注意事项，拍完照片要立刻蹲下，以便群众能更好地看看毛主席。观礼期间，主席在城楼上左右走动，并不断向各处群众挥手致意，母亲再次探出身子抓拍的过程中，陈云同志也像周总理一样拽住过她的衣服以防她危险，令她十分感动。那一天母亲全心投入拍照，所拍影像从此都成为了历史永远的见证。”

“母亲是1961年离开中南海调入新华社的，之后继续从事新闻摄影工作直至退休。”离开中南海前，侯波依依不舍地将当年借来的那台相机交还给了组织。“母亲说，那台相机后来有可能辗转给了部队宣传科的干事，但她始终难以忘怀那段特殊的经历，所以后来有一年新华社处理淘汰一批与母亲当年所用相机同一品牌、相似型号的机器时，她就自己花200元买了一台留做纪念，一直存放在身边，悉心保管。至于我父亲当年拍摄开国大典用的摄影机，后来则随他一起去了抗美援朝的战场，再后来机器报废无法再用了，便由父亲于生前亲自将机器捐给了侯波徐肖冰摄影艺术馆（2015年更名为徐肖冰侯波纪念馆），以便同更多人分享那段特殊而难忘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