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和于是之在一起过了60多年，在他没有患病之前，我们的生活可以概括为一个字：忙。他忙他的，我忙我的。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总是很难得闲。1992年，他因病退下来了，虽说许多未了事宜还要办，各种社会活动还要参加，但毕竟可以不坐班，不管剧院那一摊子行政事务了。就在这时，我们居然有了一段极其难得的清闲日子。早上迎着朝阳，漫步来到离家不远的紫竹院公园，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头脑也觉得清爽了许多。我和拳友一起锻炼，是之表示也要学些太极拳了，这真是难得。他整天紧锁的眉头松开了，偶尔遇到一些老观众，围着他聊起过去看他的演出的感受，让他在精神上又得到了些安慰，心情开朗多了。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闲聊时，曾谈起将来谁先“走”的事。他说：“我要是先走，你会非常痛苦，可我相信你还能过得很好。要是你先走了，那我可怎么过啊！”我说，趁我们都在，应该把我们这么多年经历的事都写下来。等将来不论是谁，只剩下一个人时，看着它，也是个纪念。他同意了。并且，他还提出原来总想写的有关“良师益友”的文章，最好也能一并写出来。这样我们就做了分工，我先准备材料，包括整理他的年谱，他的演员日记，还有他未发表的文章手稿，以及多年来我俩的通信等。他随手便在一张废纸的背面，拟了他准备写的“良师益友”的提纲。可惜这张纸现在找不到了，我只记得最后一段是他要写“我”。我当时很惊奇，他会怎么写我呢？可没来得及问，就成了永远的遗憾了。
可惜，好景不长。他还没能真正动笔，新的任务又来了。为了纪念北京人艺建院40周年，准备要出两本书，其中《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这本专著不仅要由他来组织、安排，而且他还要写一篇“论文”式的文章，即《论民族化（提纲）诠释》。这个任务对是之来说，确实已经很困难了。眼看着他写文章一天比一天吃力的情况，我心里明白大概我们原来那“美好的写作计划”恐怕是难以实现了。
二
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张廉云同志，为他们政协的《北京文史资料》，曾向是之约稿，希望他能写些自己的事情。可是到了1996年以后，她发现是之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了。于是，她就找到人艺的剧作家、是之的好友李龙云（他也是政协委员），对他说：“看来于是之写不了自己了，希望你能答应下来，写一写于是之。”龙云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于2003年完成了他那篇约8万字的文章《我所知道的于是之》。2004年刊在北京政协的《北京文史资料》上。同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为单行本。文章发表后反响强烈，许多报刊纷纷转载，深受读者欢迎。
记得是之的好友童超去世后，他的夫人告诉我说，就在他卧病在床时，正赶上《北京晚报》上转载龙云的文章。他每天都盼着早点得到晚报，好叫他女儿读给他听。他边听边发出各种感慨，有时笑，有时落泪。他断断续续地念叨着：“是之啊，我的好兄弟！我想你啊！”
我读了龙云的文章也很感动。我认为，他写了一个真实的于是之，不像有的人只是根据一些材料，再加上“合理想象”就编起来了。龙云则是从他亲身和是之的接触，有感而发，好就是好，弱点、毛病也不避讳。比如他写他们那次西北之行，是之在一次表演中出现了失误，龙云用“心”描述了是之作为一个演员内心的痛苦。当我读到这里时，我的心也被刺痛了。
2008年，是之第一次被报病危。我先后约了鲁刚、李龙云和童道明几位朋友，商量了有关是之的后事。其中，我曾向龙云提出能否给是之写个墓志铭。他觉得有些难度，但也没有拒绝。经过协和医院大夫的抢救，是之的病情又趋于平稳，我们紧张的心情也暂时放松下来。
2011年5月的一天，龙云和他的夫人新民，还有市政协的张秋萍一起到协和医院看望是之。龙云告诉我，2010年北京出版社约他在已发表的《我所知道的于是之》一文的基础上，再重写一个新的于是之。现在他已经写出了一个初稿，希望我看看，还有什么补充。就在我们谈论书中写的一些往事时，秋萍站在是之床边说：“你们看，就在你们说话时，于老一直睁着眼睛在听哪。”“是吗？”大家一看，果然。我很奇怪，这段时间是之白天昏睡的时间多，很少睁眼，夜里倒有时睁眼。难道他真有些感应吗？我知道，是之是很惦记龙云的，让龙云来写是之的事情，是之也会同意的。想到这里，我决定把我已经整理出来的有关是之的资料全部都给龙云，我想这对他要写的那个于是之可能有些用处。
2011年10月28日，市政协的贾凯林同志来我家，带来了厚厚的一本书。它就是李龙云的新作《落花无言——与于是之相识三十年》。她说，龙云前些日子身体不太好，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现在已经出院了。他叫我先把书送过来，叫您别担心他的身体。我信了，我想先不去打扰他，让他静养一段，等我把书看过后再和他长聊。
龙云是怀着极深的感情在写于是之的。他以一个剧作家的角度审视、全面分析着他要写的这个人物，用他亲历的事件和他了解的各方面素材，不仅写了是之的生活、历史、性格、爱好等方方面面，更重要的是他剖析了是之的心灵深处的所思所想，也看到了是之内心真正的痛苦，他是了解是之的。他还特别提到了是之的价值，说的也是实情，都是发自肺腑的真心话。我同意他对是之的这些评论。
为了表示对龙云的感谢，我找出仅有的一幅是之写的字，寄给了他。过了几天龙云给我打来电话，只简短地说了几句就挂断了。我当时有些奇怪，感觉有些异样。没想到这竟是和他的最后一次通话。
2012年8月6日，噩耗传来，我才恍然大悟。我和龙云最后的一次通话，本应有许多话要说，可他怕我问他的病情。他那时已经是癌症晚期并准备放弃治疗了，他不想告诉我，但实际上他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所以干脆就把电话挂断了。现在我真后悔，我真迟钝啊！龙云比是之小22岁，竟先于他的老大哥走了。我没敢告诉是之，只是默默地捧着那本《落花无言》哭了，感到心像被针刺了那样疼。从报纸上看到戏剧界的朋友含泪向龙云告别的情景，我注意到，在龙云的遗像旁摆放着的是他那本呕心沥血的著作《落花无言——与于是之相识三十年》。我想，龙云没有食言，在他那本书的最后写道：“我手下的这部书稿，就是写给于是之的墓志铭……”他完成了我对他的请求，我再一次谢谢他。现在，是之已经和他的小兄弟在另一个世界相会了。他们又可以在一起切磋他们的创作了。
三
有了龙云这本书，我的心就踏实了，也不想再多写什么了，只想一心一意地把是之的年谱整理好，多补充些材料，写得详细些，也能当作是他的“传”了。
就在这时，王丹出现了。
王丹，是我大学最要好的同学王镇如的女儿。镇如在世时曾热心帮我查找整理有关是之的资料。她的病逝，对我打击很大。王丹常常和我通信，关心、安慰我。现在她退休了，有时间了，便来我家看我。她鼓励我，不要只写年谱，还应该写些我所知道的于是之和我与他在一起的故事，这也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我觉得她说的也有道理。但我也知道自己的水平，要完成这件事是有困难的。王丹表示，她可以全力支持我。在她的鼓励下，我们的合作便开始了。我们的工作方式，一般是我写了初稿，经她整理打成电子版；或是我口述，她录音后整理出来，我再修改。就这样断断续续，经过几年才初具规模。其间，凡是我信心不足时，王丹总是不断地给我打气。现在总算完成了。
这里，感谢王丹对我的鼓励、帮助。也感谢一些亲友在知道我写这本书时所给予的鼓励、关怀。
（摘自《我和于是之这一生》，李曼宜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