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中国多民族文学的版图中，彝族文学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彝族支系繁多，地处中国西南，广泛分布于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地，后被统一称为“彝族”。整体来看，当代彝族文学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典型缩影，也具有着多元化、多样性的创作特征。
诗性传统与当代彝族文学的开端
作为具有深厚的诗歌传统的少数民族之一，彝族文化和文献的传统书写均为诗歌形式的韵文诗体，其史诗文学以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并存，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形成了其特有的格律样式，如著名的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通篇用格律诗和对仗形式表述了彝族特有的自然观念下的创世神话、英雄叙事与生态美学。
彝族作家文学同样源远流长。明清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彝族作家、诗人，如明代的高乃裕、高程、禄洪，清代的那文凤、鲁大宗、余家驹、余昭、安履贞、余珍、李云程、安健等。他们以深厚的汉语功底，创作了丰富的文学作品。进入20世纪，在中国文坛上，又涌现了李乔、李纳、苏晓星、熊正国、普飞、戈隆阿弘（施友万）、吴琪拉达（吴义兴）、普梅夫、龙志毅、替仆支不（韦革新）、阿鲁斯基（卢兴全）、涅努巴西、张昆华等大批彝族作家的身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彝族文学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这70年的彝族文学，可以分为三个分期。其中，彝族当代文学的开端和建构时期约为1950年至1976年。这一分期既部分重合于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文学阶段，又与彝族民族身份的认定密不可分。与此同时，彝族文学同其他少数民族文学一样，既有着与民间文学的互文性，也有着与汉族作家少数民族文学题材创作的互动性，创作了极具特色的新文学。这一时期的创作特征大概可以总结为：汉语作品远远多于母语作品；汉族作家的代言式书写多于彝族本土作家的书写；对社会主义大家庭与新中国的颂歌式写作多于民俗题材书写。
李乔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家。他较早开始文学创作，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欢笑的金沙江》《破晓的山野》《未完的梦》等小说。其中《欢笑的金沙江》于1956年出版，包括第一部《醒了的土地》、第二部《早来的春天》、第三部《呼啸的山风》，描绘了凉山彝族地区在社会变革期所经历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
吴琪拉达同样是当代彝族文学史早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出生于贵州，后来到西南民族学院（2003年更名为西南民族大学）读书，毕业后留在凉山从事文艺工作，其代表作《孤儿之歌》用彝族传统的五言诗进行创作，描述了在凉山彝族传统社会中一个失去父母的孤儿的悲剧，控诉了旧社会不平等的制度，并且歌颂了民主改革所带来的新生。
双语文学并进：彝族文学的兴盛期
彝族文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这一时期，彝族母语文学开始扬帆起航。具体说来，当代彝族母语文学的开端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彝文规范方案》的试行，这一方案不仅应用于日常生活、教育与公务，还直接促进了彝族母语文学创作的兴盛。1980年，《彝文规范方案》的正式推行和《凉山文学》彝文版的创立，使彝族母语作家首次有了公开发表文学作品的阵地。
事实上，除了中国作协主办的《民族文学》、四川的《凉山文学》大力培养了彝族作家之外，一些在地性的期刊也在促进彝族文学蓬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西南民族学院的两份校园期刊《山鹰魂》和《黑土地》，分别发表当时西南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学生所创作的作品。《山鹰魂》的创办者为阿苏越尔，他以汉语创作了大量的抒情诗；《黑土地》的创办者为阿库乌雾，他能够以彝汉双语进行创作，后来成为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的院长，培养了大批彝族青年双语写作者。作为彝族诗歌浪潮的重要代表，诗人吉狄马加还曾为《山鹰魂》题词。另外，1985年四川省彝文学校的创立，使其成为继西南民族学院之外的另一彝文创作者的营地，其后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彝文作家，比如时长日黑、熊理博等。
在云南，彝族民间文学的翻译整理也在同时进行。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彝族长诗《南诏国的宫灯》，作品长达2600行，讲述了六诏时期蒙舍诏国王细奴逻、儿子逻晟炎以及忠勇智慧的大将军之间发生的事情。其中较为重要的情节是，敌国蒙雋诏用美人计引诱逻晟炎，诬陷和流放了大将军，最后大将军在边寨召集乡兵，奋起抗敌挽救国家的故事。这一诗作是用古彝文创作的，后由涅努巴西翻译整理，于1984年出版。
对于彝族文学的总体发展而言，1980至1985年是一个相当关键的转型阶段。在这几年内，作家们加强了对彝族自在地理空间的表述与歌唱。比如，吉狄马加继承了朦胧诗的抒情特性，将其与彝族日常生活相结合，创作了民族志式的汉语抒情诗。他在《自画像》中写道：“其实我是千百年来/爱情和梦幻的儿孙/其实我是千百年来/一次没有完的婚礼/其实我是千百年来/一切背叛/一切忠诚/一切生/一切死/呵，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阿库乌雾将现代诗与彝族的民俗传统、典籍语言相结合，写出了具有创新性的诗作。他的母语诗歌《招支格阿鲁魂》，以极富感染力的可表演性而广为人知。这些作品为彝族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并且影响了后来者的写作。与此同时，多位彝族诗人、作家的作品被翻译到国外，促进了彝族文学的海外传播。
在这一时期，中青年作家诗人群体的表现尤为突出，其中不仅体现在对民俗文化传统与彝族文化认同的重构，还体现在文学创作群体的集结性上。这一时期的彝族文学尤其是彝族诗歌的创作量十分庞大，一部分作品发表在《民族文学》《凉山文学》等公开出版物上，另一部分则在民刊上发表，直至新世纪得以结集公开出版，如发星主编的《当代大凉山现代诗选》、阿索拉毅主编的《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以及阿库乌雾主编的《彝脉：第二母语的诗性创造》等，收集的诗歌大多是1980年之后创作的作品。
这一时期是彝族诗歌的繁盛期。诗歌作为更能够抒情达意的文类，在中国社会转型与彝族社会变迁中扮演了重要的文学角色。2013年，我和阿索拉毅共同进行了一些统计工作，活跃在这一时期的彝族诗人约300多位。其中，西南民族学院校友诗人群体队伍十分庞大。另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奖项的评选，也间接促进了彝族文学创作的发展。李乔、苏晓星、普飞、吉狄马加、倮伍拉且等人的汉语作品，阿蕾、贾瓦盘加和木帕古体等人的彝文作品都曾获得此奖项。
多元化与多声部：
全球化、工业化视野下的彝族文学
彝族文学的第三个时期所展现出来的显著特征是多元化与多声部。这与彝族地区的城市化、工业化转型密切相关。2000年前后，在大规模的迁徙、务工和流动进程下，彝族地区早已不是封闭、传统的乡村社会，取而代之的是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东南沿海地区的“离乡”之举。全球化的进程恰恰以千丝万缕的方式重构了彝族的“共同体”。其中，文学创作的变迁也悄然进行。我将其分为两条主线：一条是围绕着“人群的流动”产生的，另外一条则聚焦于民族志写作与历史反思。
在彝族文学中表现流动性，是工业化改变乡土社会的表征。其中，“80后”彝族诗人吉克阿优就是“流动文学”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生于凉山，先后在珠三角和长三角打工，业余时间写诗，并且他还组织了一份民间诗刊《飞鹰》，专门刊载彝族工人的诗歌。“飞鹰”之名寓意着彝族民俗文化中的“鹰”之迁徙流动。另外，一些打工作家也开始涌现，比如最近频出新作的彝族女作家阿微木依萝，也曾在珠三角地区打工并创作。
在民族志写作和历史反思方面，以纪实文学和小说创作为主。比如阿克鸠射的《悬崖村》极富史料价值，讲述了四川大凉山昭觉县阿土勒尔村近年来所经历的社会变迁。近年来凉山几度进入国内外媒体和公众视线，“悬崖村”的图片报道就是其中一例。这位用民族志的方法进行创作的作家，其基于“内部视角”的思考尤其珍贵。《悬崖村》是糅合了作者以记者身份展开的十多年调研的一手材料撰写而成，共分为上篇、中篇、下篇三个部分，分别命名为“藤梯之路”、“钢梯之变”和“天梯之上”。
另一部较为重要的作品是俄狄小丰的《山风不朽》，同样是凉山彝族题材。俄狄小丰选择了凉山民主改革进程中基层乡村与宏大社会变迁之间个体所经历的阵痛、迷茫与新生。除此之外，云南彝族作家群的创作也值得关注。比如吕翼的小说《马嘶》和儿童文学《岭上的阳光》，分别从民间生活中取材，体现了强烈的人文意识；李骞的长诗《彝王传》重述了云南彝族的民间故事；黄玲的散文《从故乡启程》书写了云南彝族地区的生活经验。
值得指出的，还有彝文创作群体的多样性。比如，在青年母语作家群体里，有若干位代表性诗人，他们都是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毕业生，但是他们在创作上的差异性恰恰彰显了当下彝族文学创作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拉玛伊佐曾在《民族文学》上发表诗歌《通灵者之歌》，同时还写了丰富的彝文作品。马海五达既是彝汉文学翻译者，也是彝语诗人、彝语音乐作词人，他创办了彝文文学刊物《荷尔》，主要刊载彝文原创诗歌和国内外名作的彝文译作。吉洛打则一方面继承了彝文诗歌创作的传统样式，另一方面力图在内容上有所创新。
在文学结集方面，这一时期重要的选集有阿索拉毅编选的《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这是惟一一本集结了彝汉双语创作的选集，收集了来自全国多地的数百位彝族诗人的作品。此外，《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彝族卷》等重要文学选本呈现了彝族文学的发展面貌。
纵观当代彝族文学的发展过程，不仅可以看到文学创作与族群身份之间复杂的话语关系，也可以感受到文学创作与社会发展变迁之间的互动。考察彝族文学的发展历程，事实上也为观察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