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5日和2016年11月30日，是两个值得永志不忘的日子。特别是对于文艺界来说，更犹似长虹贯日、艳阳普照，不仅值得深深眷念，而且亟需付诸实践。因为在这跨度仅为两年的时空里，身负擘画党务、操持国政，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之重任的习近平总书记竟对文艺界做出两次方向道路指引和职能任务布达：一是2014年10月15日所作《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另一是2016年11月30日所作《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在这两次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明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中国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而且强调指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要遵循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牢记文化责任和社会担当，正确把握艺术个性和社会道德的关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正是在对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进行回眸、展望、激励、引领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了文化自信的深刻内涵与巨大作用。他不但认为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并由此决定了没有文化自信，便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笃定文化自信是实现政治建设、理论创新、道德提升、教育启迪、文化传播、科学普及的精神砥石与思想引擎。
一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因为人是有思想、有道德、有品格、有追求的精神汇聚与智慧“集结”，人类社会是创造力、开发力、奋进力、凝聚力的全面升华与高度荟萃。文化是这一切的芯片、酵素与源头，由此而天然地决定了文化的特殊内蕴与巨大功能。文艺作为文化的一种基本功能体现和主要表现方式，其价值、效力、作用和意义非常重要。它是文化的典范形式和典型体现，更是对文化的形象化推广与审美化辐射，并因此而获具强大的人民性与广泛的社会意义。
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的同时，更“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的前置条件是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如若没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无一例外受到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文艺精品和文艺巨匠的深刻影响。中华民族精神，既体现在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体现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中，也反映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作品中，反映在我国一切文学家、艺术家的杰出创造活动中。”他说，“在每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都留下了无数不朽作品。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共同铸就了灿烂的中国文艺历史星河。中华民族文艺创造力是如此强大、创造的成就是如此辉煌，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豪，也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信。”
文艺的使命和文艺家的职责虽然集中表现在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为时代铸魂上，但在本质上则都是对人民的关切和对生活的诗意化表达。人民永远都是时代变革的中坚力量和社会前进的内生动力，文艺一旦与人民出现疏离和暌隔，也就自然会与时代和社会相疏远和悖离。因此，文艺要为时代和人民画像、立传、明德、铸魂，就必须严格遵从和恪守一条铁律，这便是以无限忠贞和极大热忱皈依人民、抒写人民、歌颂人民，永远以人民为主体，把人民当主角，心旌朝人民飘拂，情愫向人民倾注，始终以无限赤诚和无边大爱书写人民、描绘人民、表现人民、礼赞人民。通过个性化的艺术途径和审美式的纯正表达而将人民创造历史、变革时代的丰功伟绩加以诗意化和典范化诉诸，并通过艺术的钤印而使之成为历史的永恒。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中，尽管许多物质、经济、政治的存在都早已随着时间的消磨和岁月的淘洗而不复存在，但它们却都深深地烙印在文化中，既是文化创造的实物依存与原始根据，又为真实的历史和绎变的社会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艺术拷贝和审美采录，并成为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依凭与见证，如刘勰所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才提出：“文艺要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这是文艺的特定功能和文艺家们的历史使命，这更是时代的热烈呼唤和人民的殷切冀求。从《诗经》《离骚》到《左传》《史记》，从汉赋、汉乐府到建安文学、竹林七贤，从唐诗、宋词到元代杂剧，从明清历史社会小说到晚清谴责文学的出现，都是文艺为时代画像、立传、明德、铸魂的实现过程与实物资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艺运动风起云涌、蓬勃开展，就更是开创了文学歌颂时代、描摹社会、评判人生、书写革命的新时代，走上了文艺为革命胜利、时代变迁、社会进步、改革发展而举旌旗、擂鼓鼙、鸣号角、蕴动力的大目标与新征程。
鲁迅的杂文和小说，郭沫若的戏剧与诗歌，夏衍、田汉、阳翰生、陈白尘等人的系列影剧作品，皆成为革命大潮中不可或缺的思想营养与精神内蕴，毛泽东满怀激情地慨然断言：在中国革命的伟大进程中，我们从一开始就一直有两支军队在同时进行战斗。一支是拿枪的军队，另一支则是以笔当枪的军队，而鲁迅就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并由此而决定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对鲁迅的认识和评誉不仅是中肯的，而且是深切的，尤其是他从鲁迅作品对时代变革和社会生活的精准描绘与深刻反映中敏锐地发现了其所具有的宏厚思想性与强大战斗力，并由此而对其价值和作用做出了恰中肯綮的评价与判断。鲁迅的作品为何能够让读者从中洞见中国社会变革的新脉动、体察中国历史发展的新趋向、认识中国革命形势的新变化、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新向往与新追求呢？因为鲁迅在其作品中生动、精准而深刻地写出了时代与社会的新趋向、反映了历史和人民的新希求。而凡此种种，又总是用艺术的方法通过审美途径加以表达和实现的。这个过程和这种追求，便体现在鲁迅通过具体创作实践而为时代画像、立传、明德、铸魂的生命体验与艺术写真、直如他所明言：“文学是战斗的！”万不可去做飘忽于时代变革和社会进步之外的“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因为“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就是要做“感应的神经”，就是要为“新的建设来讴歌”，并以饱含激情与道义的优秀作品而使文艺得以成为“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鲁迅的这种创作体验及其对文艺的热烈冀望与殷切希求，并非只是他自己在创作实践中的独特感悟，而实在是恰恰道出了一个亘古及今的创作真理，质证了一条永无改易的美学法则，即文艺创作与生活、时代、社会、人民的血肉关联和对之忠贞不贰、真切深邃的抒写，并从中体现强烈而坚定的文化自信。惟其如此，才使我们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得以形成灿若星汉的文化长廊与震古烁今的艺术极品。从人类的“轴心时代”开始，我们就雄居于世界文明的中心地位，并以诸多杰出的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而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以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构建中始终处于奠基地位，发挥引领作用，产生了极其强烈而广泛的渲濡功能与蝴蝶效应，以至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人类智慧的渊源、历史前进的动力、社会发展的引擎，在为我们源源不断地注入精神酵素、智慧燧石和创新因子的同时，更使我们永远充满锐志创新的活力与奋发进取的激情。惟其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才激情澎湃、信心满满地说：“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故尔，“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因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文艺作为文化的基础资源和重要来源，特别是作为文化的主要构成元素、主要展示平台和主要传播渠道，更自当成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信念之砥与力量之基。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文艺创作就尤其应该和更加自觉而有效地通过自身的特质和优势、发挥自身的功能和价值，而充满自信、多姿多彩地实现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为时代铸魂的全新目标与崇高使命。
二
在历史的长河里，在岁月的沧桑中，举凡物质的存在虽然既必要又重要，但却极易蜕变乃至消失，而只有思想的萃聚和精神的凝积才会永久地保留下来，并以自身的特有方式和特殊功能见诸和证实时代的变革与社会的发展。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而且创造了主导“轴心时代”的思想辉煌与汉、唐盛世的经济奇迹。之后，更有宋朝的咸平之治、明朝的“白银帝国”，即使到了清朝的乾隆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也还相当于同时代英国的15倍和美国的8倍。然而，随着时间的衍进和岁月的流逝，这一切物质的东西都早已不复存在了，而只有作为思想和精神产物的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不仅保留了下来，而且更随着岁月的更迭而日益凸显其独具的思想光彩与独擅的精神价值，并对新生活、新时代、新社会、新变革不断地发挥着既无与伦比又无可替代的渲濡作用和激励功能。一如《诗经》《论语》《离骚》《黄帝内经》《孙子兵法》，又如《史记》《资治通鉴》，再如唐诗、宋词、元曲、《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直至顾彦武、龚自珍、王国维、林琴南、严复、梁启超、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大量思想性、理论性、文艺性著作，都永远地像太阳一样高悬于中华民族的思想天空，并源源不断地为我们输送着清明而丰盈的精神营养，使我们得以从中汲取和采撷缔建新时代、创造新辉煌的思想乳汁与精神铀质，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更能使我们同时获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滋养。这是惟我独有的，这更是得天独厚的。
在任何时候，具有先进思想和优美形式的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都总是与时代和社会同频，与革命和改革同步的。这是法则，这是规律，这是文化和文艺的自然传习，这更是历史和社会的必然走向。因为一切内容和形式的文化创造与文艺创作，其在本质上就都是要通过形象化、艺术化的审美途径而对社会和人生加以艺术化的反映和形象化的表达。而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使其在感知人生况味与触摸历史脉动中不仅获得对社会人生的深刻知解，而且更以艺术的形式和美学的方法对之加以形容、描画、撰著与塑造，并以此而对历史、时代、社会、人生留下了深深的美学刻度和永不消泯的文化记忆。这刻度和记忆不仅成为历史的永恒，而且更因其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和美学范式而广泛流传，乃至成为代代赓续、人人共享的文化瑰宝与艺术珍品，并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成长记忆之中，积淀于社会前进的跫音之内。所谓文艺经典、文化碑碣，就正是这样缔造和形成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言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事实上，在“轴心时代”之后，还次第出现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时代、俄国18—19世纪文艺中兴时代和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凡此种种，都是出现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的文化盛典与文艺创作的高峰期与丰收季。此间所绽放的艺术花朵和所敛结的思想果实，不仅成为人类文明的鲜明标帜，而且更成为历史发生深刻变革和社会实现跨越式进步的熠熠火炬与巍巍丰碑。世界的变革与进步，人类的文明与发展，就正是在这火炬的烛照下而得以实践与实现的。对于此，就连一度用武力横扫欧洲的“战神”拿破仑，也从实践中深为感同身受。他说，世界上有两种力量，即利剑和思想，但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要败在思想手下。另一位同为法国人的巴尔扎克，则在拿破仑的墓碑下信誓旦旦地刻下了自己的誓言：拿破仑用剑未能完成的事业，我将要用笔来完成。果不其然，巴尔扎克用笔所铸成的文化之“戈”与艺术之“剑”，竟是那样不露声色地征服了世界，让人们通过审美方式和艺术途径便得以轻而易举地洞察了人性的本质，认识了资本的属性，看到了资本主义走向衰亡的历史必然性。他用笔所发出的力量显然已远远超出了拿破仑的剑，就连马克思也盛赞他以《人间喜剧》充当了法国社会的“书记员”。 这就是文艺的价值；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这就是从文艺和文化中所升华出来的思想之“光”与精神之“虹”的强大辐射力、震撼力与征服力。而这种巨大精神力量在先进文化、革命文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与文化创造中更尤为突出，尤为显豁。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不仅指出我们有拿枪和拿笔进行战斗的两支军队，而且强调了两支军队的同样重要和同样不可或缺。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这就是文化艺术对思想和精神的淬炼与提升。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文艺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就正像唐代诗人李白所说的那样，真真是“一纸胜过百万兵”。当以《黄河大合唱》为代表的一批革命歌曲震撼大地、直入云霄之时，朱德、彭德怀都不约而同地从内心深处发出了与李白同样的感慨；当以《白毛女》为代表的一批新歌剧在广大群众中轮番热演之际，其所发出的战斗动员令又岂是千百万张广告所可比？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的价值和作用，常常就是这样一直会高到无以比拟，大到无法估量。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在1942年那样严酷的战斗岁月中，毛泽东同志也要排除万难，毅然决然地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借此而对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生活与题材问题、歌颂与暴露问题、普及与提高问题、立场与观点问题等，一一作了极具革命性和辩证法的分析与诠解，从而在为革命文艺指明正确方向的同时，更极大地激励和鼓舞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革命信念与创作热情，并催生了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的面世，一举营造和开拓了革命文艺的大气象与新局面。出于同样的原因，即使在2014年正当深化改革处于爬坡过坎、啃硬骨头之际，日理万机的习近平总书记也要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新格局、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新走向，进行了全程观照与战略擘画，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不但得以在走向繁荣发展中既体现新目标的准则，又彰显新时代的特质，更在此基础上为建设繁荣富强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树新风、扬正气、振精神、鼓干劲！
这就是文化自信在社会变革与创作实践中的具体表达与充分展示；这更是文艺创作对文化自信的广泛践行与深度体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应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原特质又不断与时俱进，遂使中华民族在保持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功能的同时，更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与精神。而这一切在文艺创作中的鲜明标识与永恒主题，就是饱含诗意和充满热情地书写人民、歌唱祖国、礼赞英雄。因为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