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陈丹晨米寿，刘锡诚建议我写篇小文以示庆贺，对此我有点犹豫：一来年事已高，水平有限，而且搁笔多年笔头已经生疏，对为文缺乏自信，可于丹晨又有种动笔的冲动，有话想说。
我和丹晨相识已经不知不觉40余年，风风雨雨一路走来始终友好相处。我们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文艺报》复刊后相继调入的。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中等身材，白皙的脸上佩戴着一副时髦的黑边近视镜，穿着整洁，风度儒雅，言谈举止彬彬有礼，一介书生模样。
当年《文艺报》正处在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初期，各方面条件都较差，上上下下挤在礼士胡同129号一间大房间里办公，编辑人员也就十来个。丹晨负责理论，锡诚掌管文学，有时也涉足艺术方面的工作。物质条件的简陋，却挡不住大家炽热的心绪，一种思想被禁锢多年忽然获得自由解放的畅快油然而生。两位主编中罗荪坐班，冯牧不时带来令人振奋的消息，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等等。虽然并非来自于最高领导，而且内部存在较大分歧，但报社仍不惧压力闻风而动。记得1978年秋，文艺界还乍暖还寒，“左”的思想仍禁锢着人们，被“四人帮”定为“毒草”的50多部影片，还在文化部电影局一一审查。对此情况大家非常不解，粉碎“四人帮”已经将近两年，为什么江青定为“毒草”的大批作品至今不予平反解禁？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东风，经编辑部研究讨论、领导拍板，一致决定立即举办电影创作座谈会。这是复刊后不足一月（7月15日至8月10日）首次召开的大型活动，大家几乎倾巢出动。冯牧同志主持会议，时任编辑部主任谢永旺、陈丹晨、刘锡诚、阎纲、吴泰昌等均参与其中。到会的有陈荒煤、张骏祥、袁文殊、丁峤、张瑞芳、于蓝、陈播、严寄洲、黄宗江、陈登科、鲁彦周等。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揭批“四人帮”摧残电影事业的种种罪行，疾呼创作人员要解放思想，冲破“四人帮”设置的所有禁区及一切非法禁令，加快被封存影片的政策落实，使文艺界形成生动活泼的局面：思想更解放一些，胆子更大一些，步伐更快一些，创作出反映伟大时代的作品来。此次活动大快人心， 一举推倒“四人帮”强加给电影的一切罪名，为一大批被打成“毒草”的影片平反，促使电影审查小组自动解体。它几乎震撼了整个文艺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会后有人笑称：这回我们来了个自己解放自己。此后《文艺报》还相继举办了一系列类似的活动，如作家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伤痕文学、现代派、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政治和艺术的关系等等，并力挺了一批有争议甚至有的被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的文学影剧作品《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乔厂长上任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班主任》……当时的《文艺报》就像是风向标引领文艺潮流朝着改革开放的方向迈进！丹晨则是推动大潮的重要助力，从艰辛复刊伊始至刊改报，他所在的这十几年，有些重要活动亦为策划者、组织者、参与者，有的拨乱反正的文章也出自他的手笔。
随着形势的发展、队伍的壮大、机构的健全、办公地点的更新，《文艺报》的分工更细，成立了新闻部、理论部、文学部、艺术部、行政办公室。我在艺术部，丹晨已提升为副主编、主管理论部。他酷爱艺术，特别是大众化并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电影，他常观影并参加电影界举办的影片座谈。他写过不少影评，我所看到的就有《人生》《牧马人》《寒夜》《花园街5号》等。在一篇《亲近的、生动的农村生活写照》文中所论述的影片就有《咱们的牛百岁》《乡音》《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不该发生的故事》等十几部。他对影片的分析，彰显他的价值观、美学观，我从中颇受教益。
丹晨平易近人，知人善任，热衷发现培养、扶持一代新人。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以及中国作协的领导下，当年的理论部在倡导锐意改革创新，反对僵化保守，以及有关一些重大文艺理论问题时均旗帜鲜明，在文艺理论战线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理论部这批学子当今已成为活跃在文艺理论战线的骨干力量，分别在不同岗位任要职。这虽源于他们自身的努力，但丹晨也是功不可没。丹晨离休后，他们尽管工作繁忙，仍与他保持联系，有时还从远道赶来探望他们的老领导。可以说在《文艺报》共同度过的改革开放这十几年，是至今令人十分难忘的美好时光。
丹晨勤奋多产，出版发表了不少作品，其中不乏精品佳作。光我所读到的就有《外面的月亮》《自然而然》《水流何处》《网外访谈》《明我长相忆》《风雨微尘》《巴金评传》《巴金全传》等。原以为搞理论的人善逻辑思维比较理性，作品也不易感人，可丹晨打破了我的认知。他是个理论家，却具诗人情怀，就是理论文章也不乏诗歌散文式的抒情潇洒笔墨，没有空洞的概念和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高谈阔论，而是有情有理情理交融、鞭辟入理、深入浅出，道出人们想表达却不知如何表达的内心感受，如同和朋友细心恳切地倾谈他的真知灼见，令人茅塞顿开，倍感亲切引发共鸣。他的作品好读耐读，60多万字的《巴金全传》，我只用3天时间便一口气拜读完。一个终其一生满腔热忱追梦、从荆棘中奋斗过来的不幸又幸运的巴老，一个才华横溢、求真务实、天性善良、严于剖析自己的巴老栩栩如生呈现在眼前，令人敬重，令人感怀。而且如同看电影或小说一般感受到愉悦和满足。
丹晨写作领域广泛，除理论文章外还涉足散文、纪实文学、影视评论等等。不论哪种文体均有一个共同特点：没有空话、套话、大话、假话，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言。他为人或为文不盲从，均以学人的睿智和胆识，勇于正视现实、独立思考、直面人生，是非真假、美丑善恶均泾渭分明。他抨击时弊笔锋犀利，毫不留情。对社会上种种恶习常怀忧愤痛及而言；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不惜笔墨予以讴歌；对人民生活中的苦难和不幸，尤其是对那些经历斗争的知识界的精英深表同情。在《水流何处》的散文集里，对巴金、茅盾、荒煤、钟惦棐、胡风、王瑶等的书写，那种挚爱之心跃然纸上。如同李辉读《风雨微尘》所感言：“他传承巴金说真话的精神，坦诚直言。用诸多短章，留存文坛风云碎片，细微体察历史过来之人的无奈、艰难与纷繁心绪。”这种良知与善意不仅体现于写人也包括小动物。在《沙尘与野鸭》一篇小文中，描述在冰封寒冷的冬天里，栖息在公园里的几只小野鸭突遭狂风走石袭击，他深为其命运担忧之心境。那隽永的笔触，珍爱动物的仁爱情怀让人感到温馨和暖意。作为文艺理论批评家，他用作品寄托着影响人们精神的善意真情，警示人们要珍惜人的生命，保护人生存的权利：爱护人，善待人，尊重人。他曾在文中谈到：“要用美和善良的人情和理性之光燃烧人生的道路。”这种思想理念在《风雨微尘》“美和死亡”一文中表述得更为明晰。他借用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吟唱的一首小诗“我为美而死”与“为真而死是一回事”抒发真情。他列举文艺界冯雪峰、邵荃麟、聂绀弩、傅雷、言慧珠等为真理斗争而致死的一串名人后说到：“他们都是那么痴情于理想和美，孜孜以求直到迎来死亡，警策我去爱美，追求美，一定不要和庸俗、丑恶、卑劣、暴虐妥协。”这正是他的为人品德和独立人格。
我常为他扬善惩恶的执著精神所感动，也为其担心。有人可能会误以为他不安份，其实，他是一片丹心，钟情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爱之深痛之切，正因为忧国忧民，他才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爱憎分明，仗义执言，抑扬褒贬。
丹晨离休后仍笔耕不辍，不时有新作问世。他是位名人也是忙人，可他却忙里偷闲助人。2014年，作家出版社准备出版我的选集《童心说》，我找人写序立即想到了丹晨，可又有所顾忌，写千字文要阅读30多万字的书稿，他能应允吗？出乎意料的是一个电话打过去，他便认可而且很快交稿：《文椿的童心》。文章文笔质朴简洁、感情真挚，亦给我不少的勉励，有些事我都已经淡忘了，可他还清晰记得。比如谢晋为感谢《文艺报》在《天云山传奇》受重压时给予的鼎力相助特地跑来致谢的情景。他是一位真性情之人，为人正直、坦率、热情、以诚待人，和他相处这些年我获益匪浅，他是我十分珍惜的良师益友。
在丹晨88岁华诞之际，以此小文表达我的敬慕之情并为其祝贺：祝福他吉祥如意、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