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力去世有一周年了。但作家的生命还在延续，那就是她留给读者的作品。在历史小说领域，凌力是一位独树一帜的女作家，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她的创作超越了当代所有优秀的历史作家，而是指在这个领域她的写作独一无二，再没有人能够超越或者取代她。作家王蒙曾评价凌力在写历史时始终是“有情的”。这看似寻常的话，说出了凌力写作的出发点、特征及其持之以恒的源泉。凌力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从一位工科毕业的大学生转向了“清史”写作，除兴趣的转移外似乎也有着某种必然性。
为繁荣和推动长篇小说创作而设立的茅盾文学奖从粉碎“四人帮”后便即启动。第一届获奖的6部长篇可概括为“拨乱反正”，是与非、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大体上只要颠倒过来就可以理解拨乱反正的时代含义。第二届的3部获奖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沉重的翅膀》和《钟鼓楼》可视为创作趋向成熟的过渡阶段，旧的痕迹和新的现实皆包容于作品之中，那是种艰难的起步。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则是一个转折，以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凌力的《少年天子》为代表的长篇小说从那时起，开始以一种大容量的方式，将历史或现实做出了属于小说的艺术呈现：观点鲜明、反映长篇小说文体创作规律和要求、包含作者对世界的独特理解和一种成体系性的认识等。茅盾文学奖是评作品而不是评作家的，但我们也可从中梳理某位作家的创作动力和发展轨迹。茅盾文学奖也反映了长篇小说创作的潮流与发展要求，在我看来，以后的每届评奖都包含着某些思潮与艺术创作方向的转折，这些变化不同程度地拓展和突破着长篇小说已有的河流与河床。当然，在这种总体的必然性中，每部具体作品的艺术成就及高下仍需逐个区分与单独评论。
我是从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开始参加初评工作的。凌力的历史小说在第三届茅奖评选中获奖，到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时，我又与她同为评委，此时既读了她的作品，更认识了她本人。虽然我与凌力接触有限，但她留给我的印象深刻；我们之间交流不多，但又心意相通。中国有漫长的历史，也有众多出色的历史文学作家，那凌力的小说为何能独树一帜呢？
一
《少年天子》获得普遍好评这一点也不奇怪。首先它有宏大的背景。少年顺治是清兵入关后的第一位清朝皇帝，鼎革之际，百废待举，矛盾重重；拥有灿烂文化的汉族与半游牧的满族之间冲突、融合的关系中，既有民族矛盾，也有文化问题，战胜者与失败者及各方利益集团的纠葛、争斗，无时无刻地存在着，而顺治正处于这矛盾漩涡的中心。这一重要背景与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要求形成了共鸣。那时写改革是小说的主旋律，几乎所有的现实创作都要联系改革或延伸到改革，至于所有关联时代的事象、物象、意象或人物形象能否如《少年天子》那样具有丰富的文化色彩并体现出人物塑造的深度，就又是另一回事了。《少年天子》首先或第一步是在两种背景中获得了历史与现实的价值联系。
背景虽然必不可少，可我认为它并不能持续地或重复地在小说中发挥特殊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小说的背景或将淡化乃至消失，譬如在莎士比亚或司各特的有关创作中，背景已变得不明确或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物形象、矛盾与人物命运。《少年天子》既全方位地描写了清初各个不同社会层次的生活、利益诉求与命运，形成了一个宏大的宝塔形基础，又穿插表现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逃人法、圈地法、江南十世家案、顺天科场案与江南科场案等，涉及满汉之争，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及政权体制的改革，而这一切矛盾最后都集中到了顺治皇帝福临的身上。即使贵为天子，他的人生和命运也是被某种既定的历史与文化所框定的。这就拥有了某种文学的深刻性乃至悲剧的含义。逃人法、圈地法及科场案等等这些文化事象，我们在别的小说中其实也多次看到，但从背景到被文化所制约的命运的开掘，则构成了文学的第一个飞跃。《少年天子》中还突出地描写了顺治皇帝福临与董鄂妃乌云珠的爱情。如果没有这样的爱情描写，我想《少年天子》也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功。乌云珠是一位理想化的女性，善与美在她身上集中体现，她和顺治相知相爱，生死相许，如她表示，以前她爱皇上胜于爱福临，今后，她爱福临胜于爱皇上。福临也说：“为君是对万民，为父是对子辈，在你这里，只不过为夫罢了。”可见凌力是要努力地突出少年天子普通人的一面，这又是作品的第二个飞跃，它使一个人的命运能与时代相联结而具有更广泛的含义。
最令我记忆深刻且至今难忘的内容常常也是一部小说中不可忽略和具有特殊价值的人物及故事内容。在《少年天子》中我难忘的是它所写到的底层人物乔梦姑。乔梦姑在历史的大动荡中流离失所，身世孤苦，她似乎“失忆”了，虽然卖身为奴在安亲王岳乐府上，却依然不能寻回她失落的生活和改变她不幸的命运。乔梦姑与柳同春失散后相互追寻的爱情过程让人揪心，两人虽不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作者着墨也不多，但这条并非主线的情节线所展现的内容却依然和上层集团的生活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参照与补充。当我读到乔梦姑最后寻到了她失散多年的、在宫中为奴婢的姐姐时，看到的却是姐姐在殉葬的火场上即将被大火所呑噬的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更不禁让人鲜明地感受到了某种历史的逻辑：上层的决策与底层的牺牲！《少年天子》中乔梦姑与柳同春的故事线索虽未完成，却一次又一次地打开了观照历史的不同层面。
二
可以说，在凌力的历史小说中，寻找和表现历史与现实的价值已进一步表现为发掘和寻找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联系。凌力塑造人物形象长于以情动人，情感就是创作所要实现的价值。情感价值是各种其他价值得以表达和实现的途径，而不是那些社会表面的或功利的、重要的或显见的价值。雷达曾在《文学评论》上写了一篇评论《少年天子》的长文，并附上了凌力写的一篇创作谈，她依然习惯地如清史学者那样强调：她的小说“无一字无来历”。而我很想问她的是，那对感情生活的描写也是如此吗？
我认为凌力的历史创作反映了真实的历史生话，表达的却是作家当代的感情。作为一位严肃作家，不能娱乐化地“戏说”历史，在各种大的历史关节点上的创作都要忠于史实，钩玄提要、抉隐发微。但历史毕竟没有提供充分完整的故事，史料也不可能覆盖所有人的生活，尤其是底层百姓的生活。凌力在清史小说写作中写了顺治，也写了康熙，但当她把笔触从上层转向下层，描写以1840年到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历史背景的作品《梦断关河》时，便以自己的创作实际对历史小说的精义和本质作了新的艺术回答。她说：“历史学家写已经发生的事，小说写可能发生的事。”她的作品中引入了虚构因素，虚构的是故事及个体命运的表现，而不能虚构的是历史背景、历史脉胳与历史的基本面貌。在《梦断关河》中，所有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变、上层人物，如林则徐、琦善、义律、广州十三商行以及清兵与英军的对峙和镇江保卫战等创作都有史料可依，确凿有据，而作品的主角却转向了底层，虚构了一个民间的戏班子。这戏班子中的师兄弟三人在国难当头时的表现，他们之间的感情交流与不同的性格、命运构成了小说的主体部分。这些底层人物所拥有的文化资源、思想情怀都来自于传统戏文及其人生经验：忠孝节义、家国情怀、情义如山等，他们也都无一例外地投身到了当时的反抗侵略、保卫民族国家的战争中，且作出了英勇无畏的牺牲。凌力和我说过，她从小也是很喜欢看传统戏曲的，于是这些经验和知识都反映在了这部小说中。在这部独特的小说中，梦断时分同时也是梦醒时分。爱情与私人生活、爱国主义与历史进程在这部创作中获得了完美的结合和细致的表现，历史“大事记”退而成为不可更移的背景部分，而虚构的普通人则转而成为了小说的主要表现对象，这就是我曾在一篇评论中说的“历史小说的艺术突破”。
《梦断关河》中让我最难忘和记忆犹新的还是“镇江保卫战”。在这场史书记载的惨烈战役中，提出要“屠城”的不是英军，而是那位殊死抵抗最后“殉国”的“英雄”——一位满清守将！这表明了普通人民的权益与统治者的需要并不是一致的。《梦断关河》的最后，小师妹对此有一段让人感到痛快淋漓的表达，使我们看到了现代意识的觉醒和一种现代化追求的曙光。
三
在历史小说领域取得创作成就的自然不只有凌力。在凌力之前获茅奖的有姚雪垠的《李自成》，之后有刘斯奋的《白门柳》和熊召政的《张居正》、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等。这些作品或总结历史兴亡、成败得失，或深入发掘历史人物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或表现传统文人的软弱、无能，写“改革”或写“中兴”，大体上都是已有视角的发展、补充和延伸，写的都是英雄人物、大人物与著名人物。这自然并没有错。可是历史上的多数人、那些和我们更为接近的普通人消失了，历史也多少成了与我们生活无关的、没有价值联系、感情纽带的“他者”。我们似乎只能被动地接受或欣赏。凌力的小说部分地改变了这一点。她努力从普通人的视角写历史人物，把女性的细腻带入历史小说的创作领域，把对爱情的书写带入了历史，使历史生活和我们更为接近。她还更多地去写妇女和儿童，写“下层社会”的人民在历史大潮中的生活和命运，把“大历史”与“小历史”作了有机的结合。如果说历史以往写的都是“强者”，那么凌力的小说告诉我们不能忽略“弱者”。她的创作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并影响了后来的写作，姑且我们把它称之为弱者的历史观，或说从弱者出发的历史意识。这便大大地丰富了历史表现的不同层次，使历史更进一步地成为了我们多数人的历史，成为了与我们的现实有价值联系的历史。
仅此点，我想凌力的小说便可说是独树一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