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和批评从本质上说都具有游戏的成分，它们不像做其他事情可以依凭外在的约束而机械地完成。也就是说写作和批评对目的性的设计总是有很大的排斥力量，它们宁可无限放纵你的虚幻世界，而较少奖赏你的生存现实。对写作的乐趣，或许是由于作家更易于被人们理解的缘故，大家似乎并无异议，提到批评，往往与枯燥无味联系在一起。当然，的确有一些所谓的批评家，没少以他们的稿件败坏读者的胃口，日常生活中他们身上也散发着一种酸腐的气息。好在这并不代表文学批评家的全部，在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批评家的辛勤浇灌下，理论之树也呈现出一片绿色生机。当我们从南到北，点数正在疆场上驰骋的小将名字的时候，施战军便是不会被漏掉的一员。

我认识战军的时候，大概是1990年，那时战军已从四平师院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他来长春参加《作家》的一年一度的青年作家笔会。这一次见面留下的印象是很淡的，只知道他后来有两篇散文在《作家》上发表，文字中透出几分清秀。彼此间往来渐渐增多是战军在《作家报》兼职做理论评论部主任之后。此时他已提前完成了山东大学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业，并又一次留校任教。如今《作家报》已停刊几年了，但战军所煞费苦心组织编发的那些文章，我相信会成为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份珍贵资料。

追溯起来战军从事文学批评的时间差不多有十几年了，他发表第一篇文章《我和我的祖国——当代爱国题材音乐文学史初探》时，还是本科刚刚毕业不久。这样的选题和文章在文学批评领域里算是空白，也是偏锋，但恰恰是无人光顾的原因，构成了战军探险者的乐趣。浏览战军的文学评论集《世纪末夜晚的手写》，不难形成一个印象，战军喜欢信马由缰，喜欢“杂食”，喜欢对当下文学现象的追踪。在他这第一本二十几万字的集子中，文章的类型十分驳杂，从时序上说，有研究文学史问题的，有扫描当代文学现象的。从文体上说，有研究小说的，也有研究散文的。从对象上说，有个别作家论，也有群体性评论。从形式上说，有论文式的、问答式的、对谈式的。真是不拘一格。在这些看似散漫的轨迹中，若想寻找出一条内在的联系线索，那我认为就是战军的文学批评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的。正因为是从兴趣出发，他写文章时的状态才是真正投入的，他的第一篇“像模像样”的文章就是“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写下”的。由于在某一个点上过多的停留会导致兴趣的丧失，战军只好不断地转移，通过转移又挑起新的兴趣。对当代文学现象的追踪，特别符合他的口味，这些现象变幻莫测，充满许多不可预设的因素，况且只有这些文学现象是最平等地呈现给每一个从事文学批评的人的。相反，那些现代文学史料是有先入为主的成分存在的。

依战军的学养和功底并非不能啃几块又大又硬的“骨头”，但他决不愿放弃偏好。这种状况的形成，不能说与所师从的几位老师没有关系。不论是当年四平师院的杨朴，还是后来山东大学的李景彬、孔范今，及至他在复旦访学期间的老师陈思和，几乎都是放手发动学生的风格，不愿自己的学生只会死读书、读死书。

我和战军除了文学方面的交谊之外，还有一层乡情。他的老家是吉林省的通榆县，那里是著名的湿地——向海自然保护一区，是珍禽丹顶鹤的栖居地。细心的人或许还会注意到小说家洪峰也是通榆人。我想战军的作家论中有一篇《欲望话语与恐惧分布——90年代前半期洪峰小说论》，与他和洪峰同乡也是有些干系的。想描述清楚战军的性格，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虽然同是东北人，但战军并没有东北人常见的那种外在的粗犷和豪放。当然，这种地域文化渗透在人身上的影响已越来越抵不住现代文明对人的熏陶。进化也好，进步也好，总会留下点蛛丝马迹，只不过要多用高倍望远镜或显微镜察看就是了。

战军对文友的情感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这方式中不乏东北人热情爽快的特质。我还清楚记得吉林这边曾有两次省内的文学研讨活动，应朋友之约，战军从济南踏上火车便奔波而来，这也算是一种朴素的情怀吧。吉林的青年评论家张钧去世后，他的遗著出版问题一直挂在战军的心上，几经周折，最近才落实到《南方文坛》的“南方批评”书系中。

其实战军也是性情中人，别看他刚一接触不大爱说话，真是聊起来，未必你能说得比他多。今年5月在北京的万寿宾馆，我、潘军、战军三个人因为《读书时间》做节目，聚在一起聊了一夜，战军和潘军两个人兴致和精神头难分高下，而我只是一个不大合格的听众。到了放松玩一玩的场合，战军也很洒脱。有一次在长春一帮文友聚会，边吃边唱，战军的歌声给人留下的记忆真是长久的。

战军的综合素质决定了他的创造潜力，如果说今天他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建树还不够耀眼的话，那么对他有所期待肯定不会落空的。与文学创作的实际相对的文学批评在今天显露出滞后和疲惫，这样的时候，特别需要像战军这样的能够冲锋陷阵的多面手。丰厚的积累、成熟的阅历为他产生更大的兴趣铺就了一条自然的道路，在宽广的舞台上，他的自由施展既给自己带来满足，也会给文学界带来愉快。

（摘自《批评家印象记》，张燕玲 张萍主编，作家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