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10月15日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近年来，中国当代文艺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用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艺术风貌生气勃勃，精神气象愈益宏阔，在繁荣文化、培根铸魂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历史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也与世推移，迎时而进，在思想创新和理论格局上展现出新的追求和气象。尽管文论研究由于有其自身的思维惯性和传统论阈，其变化不像文艺创作那样广泛而显著，但其中的变化也是学界中人可以明显感受到的。综合各类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立项、全国性学术会议的学术议题、特别是学界的具体研究成果来看，近年来中国当代文论研究的新变在整体态势上主要可以总结为如下五个方面：
习近平重要文艺论述成为一个研究热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连同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9年3月4日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的讲话及其涉及文艺方面的其他诸多讲话，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关文艺问题的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立足当今世界尤其是中国当代社会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革，系统回答和论述了新时代一系列重大文艺理论与实践问题，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理论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文论界对这一最新理论成果展开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身丰富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国当代文艺事业发展获得思想指导的时代需求。正是基于这一内外需求，近年来学界围绕习近平重要文艺论述的理论内容、精神内涵、时代创新、历史地位、指导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全方位的研究，形成了很多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在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研究中，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把人民置于文艺活动的中心，既是文艺为人民服务方针的必然要求，也在理论上体现了对文艺活动的本体性、文艺的社会意识形态属性的再思考与理论深化。就文艺的本体而言，人民中心论可以说是人民为历史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延伸；就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而言，人民中心论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内部实现了由历史生活向人民群众、由阶级性向人民性的拓展与位移。二是对文艺与时代关系问题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要进行无愧于时代的创造，要求文艺家一方面要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承担记录、书写、讴歌新时代的使命，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深刻反映时代生活及其巨大变化，一方面要做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承担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用明德引领风尚。这就在文艺社会价值和功能的把握上实现了认识功能、审美功能与教育功能的统一，而且将以往片面强调文艺的政治教化转到以艺术审美创作明德育人、培根铸魂上来。这两方面的研究和深度阐发，深化了对文艺活动的本体性、意识形态性以及社会价值和功能的认识，为当代文论体系化构建确立了核心观念，构筑了思想基础。
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围绕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其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与中国当代文艺现状和发展的关系、文艺与文化传承以及国际文化传播中中国形象的塑造的关系、文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富有理论意蕴的研讨，既丰富了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理论认识，也拓展了当代文论研究的理论视域。
有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构建成为自觉追求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在诸多重要讲话中强调和论述了文化自信、理论自信问题，而且于2016年5月17日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明确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目标。在这一目标的导引下，近年来文艺理论界日渐增强了文论话语体系构建的主体自觉，并围绕这一话题做了许多理论研讨，《文学评论》等众多报刊还为此发表了讨论专题或开辟了研讨专栏。
除去对文论话语体系构建的路径、原则、方法等一般性问题的讨论之外，在这一讨论中所形成的一个主要的共识，就是中国艺术精神、美学精神和文论传统应该作为一个重要资源加以认真对待并发扬光大之，其中“中华美学精神”的讨论是一个热点。围绕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有关论述和强调，学界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华美学精神”“中华审美风范”的研讨论著。自上个世纪90年代文论界提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以来，中国艺术精神、美学精神和文论传统的研究开始有了一个大致的但尚嫌笼统的方向性导引，而习近平有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的上述要求，则将近年来的研究导向一个更为自觉的目标追求上来，这就是将传统艺术精神、美学精神和文论资源的整理、发觉、研究纳入到当代文论话语体系构建中来加以重新考量和认识，在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中激活传统，赋予传统以新的价值、意义和生命，在当代的发展中延续和延伸传统。
在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现代新文论传统的基础上，近年来学界还相继较大规模地开展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论研究界重要学者如钱中文、童庆炳、胡经之、陆贵山、王元骧、童庆炳等人学术思想的研究，这类研究将中国文论的传统合理地由古代延伸到当代，是当代文论话语体系构建应该开展的一个基础性研究工作。不知古无以言今，而撇开当代文论已有的学术积累来谈论当代文论话语体系构建显然也是行不通的，当代文论话语体系构建只能在当代学人的学术积累基础上方能展开和实现。
西方文论和美学及其中国影响受到重新审视
长期以来，西方文论和美学也是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资源，不过，总体而言，以往对西方文论和美学的接受往往呈现两极分立的态势，或者是像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那样对之整体采取批判、拒斥的态度，或者是像新时期以来许多人所作的那样一味采取赞赏、认同的态度。前一种态度实质上导致不能将外来资源真正为我所用，造成自身理论的贫乏与僵化；后一种态度则导致用外来资源代替了自己的创造，造成话语主体性的丧失和外来话语的理论“殖民”。与这两种极端的态度不同，新近几年的研究更多地以一种平等、对话的姿态出现，尤其是基于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主体性自觉，质疑、批判的声音在增强，但又不是为质疑、批判而质疑、批判，目的是在于更好地选择、鉴别，更好地拿来、取用，真正吸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活化为自己的话语创造。
围绕张江“强制阐释论”“公共阐释论”形成的学术讨论热点，是近年来西方文论和美学研究心态变化的一个突出表征。“强制阐释论”的研讨使人们觉悟到西方文论和美学的不足与错误不仅仅存在于个别理论人物、理论学说、理论学派之中，而可能是总体上就存在理论生成路线与方法上的错误；“公共阐释论”则启示中国学界，当代文论话语构建可以在自己的概念术语和思想路径的设定中进行。这方面的理论探讨与进展改变了新时期以来学界总体上以仰视的心态对西方文论和美学追“新”逐“后”，以至满足于以套用各种外来理论解释中国文艺现实、以对西方学人亦步亦趋的模仿替代自我创造的旧有格局，同时也没有回到更早那种对西方文论和美学一味采取批判、拒斥的态度，而是强调在身份平等的前提下与外来理论对话，并进而在主体自觉基础上进行自我理论创新。显然，这对于中国当代文论文化生态的建设，对于增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构建的理论自觉与自信，都是很有助益的。
对西方文论和美学接受心态的变化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就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的研究在心态和格局上也有所调整和变化。心态调整表现在对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以及詹姆逊和伊格尔顿等为代表的传统上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的评价愈显积极正面；格局变化表现在原东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以及各种“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引介和关注。这方面的调整和变化拓展了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历史形态丰富性的认识，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深化和当代形态的理论构建。
面向历史和文艺现实，理论的实践属性得到新的发扬
在上个世纪末和新世纪初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对于中国文论研究和批评曾有过一种批评，就是对于变化发展中的社会和文艺现实及其存在问题，批评往往“缺席”，而理论则“不及物”、“不接地气”。文艺创作中存在的不足、问题、偏差以至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种种乱象，急切地呼吁整个社会要高度重视和加强文艺评论和文论研究工作。这种状况，近年来有了很大改观。可以看到，批评开始在场了，不仅对于那些有明显思想倾向问题和艺术审美缺陷的作品，就是对于一些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受到追捧的作品，学界都敢于批评了。而文论研究也开始及物，比较地接地气了。《人民日报》在2014年1月起连续推出的“文艺观象”专栏是一个突出的标志性理论事件。该专栏围绕文学与历史、道德、人民、生活、市场、传媒等等的关系，直面当下的文艺现状，明确申明在重大和基本文艺理论问题上的立场与观点，并大胆率直地批评种种不良现象，在当下的理论批评界开了新生面，发挥了新能量，产生了积极广泛的社会影响。
近年来文艺理论研究及物化、接地气的表现形态是多方面的，除去对社会和文艺发展中的一些新变化、新作品、新现象作出直接理论回应之外，学界还对关乎文艺总体演变以及与社会和文化发展大局相关联的一些较为重大的理论性问题给予了较多关注与研讨。就文艺总体演变而言，对于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与文艺发展的关系关注尤甚，成果颇多。网络文艺、数字艺术研究持续升温，人工智能与文艺的关系也开始受到关注并引起极大研究兴趣，不少研究者对文艺信息数码化、文字书籍图像化、艺术创作与接受网络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文艺审美浅表化等等当代文艺乃至社会文化的重大变化做出了比教新颖而有启发的思考与探讨。
就与社会和文化发展大局的关联而论，伴随着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课题，文学艺术作品的中国形象塑造、中国价值传达以及如何传达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等问题，也越来越多地成为文艺理论研究和批评的话题，从而不断拓展着中国文论的研究视域，丰富着其理论内涵。
文论创新方法和路径上的探索意识进一步增强
应该指出，当今时代，世界大势在变，中国社会在变，文学艺术本身也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文艺理论研究发生变化，乃是理论运行的应有态势，此正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同时，这种变化也是多方面、多方位的，实不能一一例举。除上述几个方面之外，近年来我国文论研究在创新方法和路径上的探索意识进一步增强，也是颇为值得关注的一点。这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受西方学界特别是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威廉斯等人的影响，关键词研究日渐成为文论致思的新路径，以关键词立项的科研项目、发表出版的论著成果越来越多。应该说，关键词研究的兴起并受到一些学者的热捧有其相当的理论合理性和必然性，因为具有标识性的概念、术语是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要素，能够彰显理论的基本含义和思想取向，同时又便于作个案性、专门性理论问题的构成分析和历史呈现，可以说是适应了话语体系建设走向学理化、专业化、精细化的内在要求。恩格斯曾在《资本论》1886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 “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这扼要点明了术语革命对于科学发展的重大意义，也正可以表明关键词研究对文论创新所可能具有的价值。
二是由于许多文艺问题在当今时代形势下所呈现出的极大复杂性和研究难度，特别是各级社科基金项目加大设立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数量和支持力度的推动，重大文艺理论问题的协同攻关越来越多，成为文论研究的一种新趋向，这就在学术研究的科研体制、组织方式、思想集成等方面走出了新路，也提出了不少新的挑战。
总之，近年来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新变化既是应对时代和文艺之变的产物，也是文论自身追求创新的表现，为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的繁荣发展开启了一个很好的局面，将这一局面持续下去，不断创新，不断进步，中国文艺理论将会有一个更为美好的前景，走向与变革中的伟大时代相称的新高度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