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从维熙1983年就认识了。我们在北京日报社，算是前后辈的关系。
老从与我也是忘年交，他很愿意听我说，因为他知道我是爱护他的。有时候，他会给我打电话抱怨文章发不出来。我就劝他，跟着时代走，做有意义的事，没意思的事不做。
对被改造那段历史，老从感受很深，但是平时他谈起来往往很淡。老从的好处就是能拿得起、放得下。他也是一位很幸运的作家，能写出很好的作品。老从向来都是把苦难写出来了，就都过去了，没把这些当回事。因为这种乐观，所以有很好的生活品质。
“文革”结束后，从维熙获得平反，他写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就发表在巴金主编的1979年2月的《收获》杂志上。这部手稿，老从一直保留着。
巴金百年诞辰之际，老从写了一篇感怀巴金的文章。对老从而言，巴金就是他敬仰、崇拜的一棵大树，如果没有巴金，老从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等作品就难以发表。巴金通读了这些作品，对老从、对“大墙文学”给予了极高评价。
在《巴金箴言伴我行——贺巴金九九重阳》文中，老从谈到：
那天，我将这部中篇小说的遭遇，讲给巴老和小林听了，并将其文稿交给了巴老和小林。据小林事后告诉我，巴老不顾长途飞行的疲劳，连夜审读了我的小说，并对小林说了如下的话：“小说展示了历史的严酷，在严酷的主题中，展示了生活最底层的人性之美，不管别的刊物什么态度，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回去我们发表它。”因而，这部遭到封杀的中篇小说，不久就在《收获》上发表了——事实证明了巴老预言的准确，在1984年全国第二届小说评奖中，一度成为死胎的《远去的白帆》，以接近全票的票数，获得了该届优秀中篇小说文学奖。
过去我一直认为巴老年事已高，自己又埋头于创作，未必亲自过目《收获》的作品，事实证明我的认知错了，小林在电话中告诉我，许多重头作品，都是交巴老亲自过目后拍板发表问世的。当时巴老已年过七旬，不知疲惫地读上几万字的长卷，并不顾可能惹来的麻烦，将描写知识分子沉沦于苦难生活的作品披露于世，这本身就是对文学表现生活真实的张扬。其实，巴老从1978年写《真话集》开始，不仅写下讲真话的承诺，并身体力行为写真实的作品鸣锣开道。记得，1979年夏天我应上影之邀，在上海改编《大墙下的红玉兰》电影剧本的时候，《收获》的一位编辑，去上影招待所与我说起《收获》发表《大墙下的红玉兰》的情况时，就提到巴老对此“大墙文学”开山之作的态度：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正是“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殊死一搏的日子，我寄来的这部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如果没有巴老坚决的支持，在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怕是难以问世的——正是巴老义无反顾，编辑部才把它以最快的速度在头题的位置发表出来。当时，我就曾设想，如果我的这部中篇小说不是投胎于巴老主持的《收获》，而是寄给了别家刊物，这篇“大墙文学”的命运、我能不能复出于新时期的中国文坛，真是一个数学中的未知数Ｘ……
多年之后，我请吉林卫视的“回家”栏目，拍摄老从重返河北玉田代官屯，讲述自己一生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他的“回家”，题目就叫《仆仆红尘》。
面对“回家”摄制组，他谈故乡、“反右”、劳改、平反等一系列的故事：
对对。这个手指头就是还没有进劳改队以前（受伤的），那时候我和王蒙全在西山改造，我们是在门头沟，王蒙和北京市委这批人全在那改造。在割草的时候，一下子我就砍到这个上面了，当时血就出来了，就把这根筋砍断了，所以永远（有伤）……曾经朋友来了我就说，手指就是我的一个生命符号。当然这已经成过去的往事了。
对了，寻寻根吧，寻寻根。这根的力量是很深远的，要（用）直白的话，很难加以解释。前年我回访到老江河的时候，我直掉泪。小的时候到那洗澡，冬天挺冷的天，往那一跳，它那水是暖的，冬天都有小鱼在里面游。（现在）整个没有了。
景物已非昨日。就是故土难离啊！无论这个家多破，它毕竟是你的根，所以它总有欲念……梦里相思，我也是总难以割舍。
但是可能对父亲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因为太小了，没有一点印象。就好像《父与子》一样，所以四岁以前怎么会留下什么印象，不可能，这点是我的悲凉。一直到我回来以后，我要出版我的著作，有的出版社就要找我父亲的照片，我问我妈妈。问完我母亲，她才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缝在内衣口袋里边的照片取出来了，她一直珍藏着我父亲青年时代的那张照片，穿着西服的、在北洋大学（拍摄的那张照片）。
你看这么多全是我乡亲，我都不认识，我离开代官屯的时候，也就十三四岁甚至更小。这间房子里呢，父亲什么样我没见过，但是他事实上是跟我母亲和我在这间房子里生活。
当时我父亲走了以后，就剩我母亲跟我孤儿寡母。
他还谈到了20年的沙场劳改：
什么我没干过？赶车、种庄稼、修水堤、割稻子、挖铁、制过坯造过砖，经营桃园，我还管过桃树。那是我最轻松的一段（日子），那个地方是可以参观的模范监狱，整个全是大葡萄园。我经管的是什么东西，我当那桃园班的班长，管着两百多亩桃树，所以现在卖的桃，我对它的品种啊怎么经营啊怎么剪枝施肥都门儿清。我总觉得我愧对了母亲，因为那时候文化大革命，非常残酷，她背着大牌子天天扫街，我的孩子有的时候心疼奶奶，他就经常抢过笤帚来替奶奶扫。母亲就在北京呆了一年多的安静时间，母亲（在我）四岁丧夫，历经坎坷，已经好（不）容易盼着儿子大了，工作了以后又来个政治灾难。对于一个女人在这个年代里带着一个孤零零的孙子，有多么艰难……
当1957年经历了那20年以后，童年的梦，甚至在年轻时所追随的梦，在你眼前破碎了。“文革”以后，就是说人生苦旅那种足迹尽量地在我心灵里面加以淡化，但是这个东西我是放不下的……我现在活到73岁了，它占了我将近20年的光阴，那能忘却吗？就等于是人生四分之一的经历，所以我必须把它写出来，对历史，对良心负责，也对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负责），让他们留下自己的声音。
2014年夏天，《人民日报》文艺部与襄阳市委宣传部联系，邀请从维熙、钟紫兰夫妇和李延国、赵丽宏、刘庆邦等前往襄阳，做一场“汉水笔会”。
老从第一次走进襄阳，我们一起参观米公祠、隆中、丹江水库、武当山、汉中、安康等。
老从走进鹿门寺，他才知道这是孟浩然的读书之地，他在文章里写道：
我诙谐而幽默地说：“汉江圣水偏爱老人。你们都记得我们游汉水之畔大山之事吧。为了照顾采风团里年纪最大的我，专门开来一辆车，送我提前到了山上的鹿门寺。这儿是唐朝诗翁孟浩然少年读书之地，曾给后人留下《春晓》名诗。我从少年时就熟读此诗并因此激起文学梦想。当时虽然对孟浩然非常崇拜，但不知他就是襄阳人氏——能到他的故土，寻觅他的形影，内心十分激动……” “你喝了那儿的水了？”文友问我。 “让你猜着了，我喝了鹿门寺的水！” 他说：“那也不能称其水为圣水呀？” “你听我说下去么。进了这个寺院，正好碰上一位僧人，用一只水桶在岩洞口提水。我向那位老僧说想喝上一口你打上来的水。那老僧把水桶放下双手合十对我说道：‘施主，这岩洞中之水，你们城里人怕是喝不惯吧？’我说：‘这鹿门山之水，理应属于汉江水系，我在南湖宾馆下榻时，已经喝过水龙头里的水了……’” 老僧绽露出一丝笑意，但并没答应我的要求，而是用手指了指岩洞旁悬挂的另一只小小水罐，让我自己动手勺水。送我来鹿门寺的司机，抢先拿起水罐从岩洞里勺上水来，我一扬脖子喝了下去：“你想，千年前的诗圣孟浩然，在这儿耕读挥墨多年，一定喝过这洞中之水；现在寺院的僧侣们，又用其水制其禅食，称其为圣水，不是挺合适的吗！” 友人笑了，说了一句文学行话：“你真富有文人的想象力……”
——《义重情深的恩赐》
记得我们从汉中返回襄阳，81岁高龄的老从，在告别晚宴上连声高歌，抒发一个文人难以忘怀的汉水情怀。
2016年4月，老从希望我能把他的文集推荐给河南文艺出版社。我马上与社长陈杰女士联系，《从维熙文集》很快就出版。2018年1月12日召开的发布会很轰动，当时来了很多人，刘心武、梁晓声都来了。老从喜欢喝酒，喜欢唱歌，当场我就请他用美声唱法为大家唱了一曲。他还朗诵了他的诗。现场听众都为之感动。
2018年4月初，我请毕飞宇参加活动，毕飞宇谈到他与老从在青海的故事：
老从，我们曾一起去青海参加活动。当时，除了我之外，我五岁的儿子最喜欢往老从身上爬。我儿子是很内向的。一个孩子对一个成人的选择是最精确的。用孩子的眼光、心，去选择的人，一定是值得尊敬的。
还有一个场景我一直没有忘记。老从是抽烟的，我也抽。老从的妻子钟紫兰是个医生，出于健康考虑，对老从抽烟是有限制的。所以，每次聚会，他都喜欢往我这里蹭，偷摸找同伴一起抽烟。
有一次，我们俩躲起来抽烟，在我们前面三四十米，太太们一起在那里聊天。老从右手夹烟，声音不高不低地说：“一辈子有了钟紫兰，可以了。”
我当时听了这话，特别感动。
且不管钟紫兰为这样一个老男人付出过多少，一个男人，没有油腔滑调，对着一个无关的人，表达内心坚定的爱，这很打动人。
不抒情，很坚定。
老从有发自骨子里的善。无论他处境怎样，他敏感的，念念不忘的，还是人性的善。人的善，与他内心的善相呼应，他内心有一种很厚实、博大的善。他坚定不移地坚守着那种善，无论生活如何对待，他永远用善的方法来看待。
男人的善，作家的善，溢于言表，挂在他脸上。所以一个懵懂的孩子会喜欢他，因为这种无障碍的善。这就对了，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作家。
我爱大叔老从；我爱大姐钟紫兰。
2019年6月，老从的夫人钟紫兰告诉我，老从患肺癌了，我听了心里十分难受。
前些日子，我去看望老从。
老从经常告诉我，巴金是他最敬仰、最崇拜的一棵大树。20世纪80年代，巴金培养了多少作家，从维熙、张贤亮、冯骥才、水运宪、张一弓、谌容、张辛欣……这一天，老从告诉我，要把《大墙下的红玉兰》手稿捐赠给巴金故居。我一听，心里非常感动。把这部手稿珍藏至今的老从，将之赠送巴金故居，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情怀！我回到家里，将手稿送给周立民，请他尽快做一个漂亮的精装本。
后来，我联系朝阳医院呼吸科的卜小宁大夫，老从终于走进医院，在那里逗留了一些时间。卜大夫说，她的父亲经常看从先生的作品。没有想到，10月29日早晨，老从离开了我们。
从维熙先生，1933年生于河北玉田代官屯，2019年10月29日离开我们，享年86岁高寿，一生也是圆满。
谨以此文，感怀从维熙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