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个大前提，即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这里所说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概言之就是中国精神。由历史的传承性所决定，中国精神既是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灵魂，同时也必然延伸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揭示出，作为灵魂而存在的中国精神，首先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这是基于对中国文学史的深刻洞察。
自人类从不同规模的部落发展为国家以后，国家便成为民族永恒的空间，国家兴盛则人民幸福，国家败亡则人民痛苦。中华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爱国主义逐渐形成，而文艺成为最好的表现并传播的载体。
当然，作为首要之中国精神，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即存在历史差异。“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初年何尊的铭文中，历史学家许倬云认为，这说明“中国”最早只指中原一带的核心地区，然后，“周封建体系内的国家逐渐融合，又逐渐将国内和邻近的其他族群分别融入这一大国的系统之内，最后终于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天下世界。此后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始终自居为‘天下’”。（《说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4页）至大一统帝国的秦汉时代，此一特有的天下秩序观演化为中国人的世界观。
现代规模意义上的中国是以秦汉构建的大一统政治秩序为雏形的，而在之前存在于中华大地的融合兼并过程中，已经产生出爱国主义的情怀，其杰出代表为楚国诗人屈原。此时的爱国主义不是基于今日之中国，但由于国家是民族永恒的空间，爱国主义乃基于对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热切关心。对屈原来说，“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当他看到人民在战乱中遭受到的苦难时，挥泪长恸，“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他还在《远游》中写道：“涉青云以泛滥游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怀余心悲兮，边马顾而不行。”他之所以不忍踏青云远游，乃是因为见到故乡的田原。此一内心闪念，充满了对故国土地和人民的深情。
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中原国土沦陷之悲剧，因此，在宋代，随着家国的破灭，爱国主义得到充分的溢出，表现为收复国土之坚定意志，以陆游和辛弃疾的诗词为代表，体现出中国精神一脉相承特征的，就是陆游对屈原的仰慕，他在《悲歌行》中云：“有口但可读《离骚》”，在《夜寒》中云：“清夜焚香读《离骚》。”由此，陆游才写出“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位卑未敢忘忧国”“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等名句，鼓舞着一切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外族敌人出现了，西方列强的铁蹄践踏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马克思曾经如此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78页）但是，让人民为统治者的错误买单是不公平的，中国不甘忍受外来敌人的欺凌，多少爱国志士以曹植之诗句激励自己：“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由此，在近代文学中，爱国主义精神的闪现更为耀眼，更为动人魂魄。历史上陆游慕屈原，近代则有梁启超慕陆游，其《读陆放翁集》云：“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诗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更有《贺新郎·壬寅》云，“忍回首、月明故国，凄凉到此。”“落日长烟关塞黑，望阴山铁骑纵横地。/汉帜拔，鼓声死。/物华依旧山河异。”“是谁家、庄严卧榻，尽伊鼾睡。/不信千年神明胄，一个更无男子。/问春水、干卿何事？我自伤心人不见，访明夷别有英雄泪。 /鸡声乱，剑光起。”青年鲁迅《自题小像》诗云：“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样发自内心而掷地有声的诗句，强烈透露出中华民族誓死复兴的坚定意志。
自1921年起，中国共产党成为民族复兴伟业的引领者，中国共产党人更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张扬爱国主义精神，包括在文学领域。方志敏烈士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作家，他的《可爱的中国》成为20世纪中国散文文学的不朽之作。我们每每读到，“现在我是一个待决之囚呀！我没有机会为中国民族尽力了，我今日写这封信，是我为民族热情所感，用文字来作一次为垂危的中国的呼喊……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这样的文学性文字，的确是在用鲜血浇灌花朵，唤醒着每一个中国人。
回溯文学史可知，爱国主义主题尽管在历史地演进，但总体上是一条自古至今流淌的精神河流，它既支持了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时也不断提升着文学自身的意义和价值。离弃爱国主义这一中国精神，既是民族的悲剧，也是文学的悲剧。
今天，中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仅屈原、陆游、梁启超的时代过去了，即使方志敏文章中的不幸之中国，也彻底远去了。中国可以大声告诉世界，中国已经摆脱了“很穷的国家”的定位，中国在奇迹般地开始创造自己的文化、科学和工业。
在这个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说，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文艺领域，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
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历史化”“去中国化”，表明一些人不仅落后于时代，而且还与历史上的中国精神越来越远，只会带来文化艺术的衰退，失其魂魄，焉得不衰？所以说“绝对是没有前途的”。
中国之命运是历史地改变着的，爱国主义这一中国精神在文化艺术中的表现和延续，也是历史地发展的。在中国已经崛起、已经站在民族复兴最高位的今天，有作为的文艺家，应该借助于自己敏锐的艺术触觉，在艺术中感受中国现代化历程之伟大及其不易，感受中国的志士仁人，特别是那些牺牲者的精神境界之伟大，他们明知人生不满百年，而改变国家命运的斗争需要世世代代的愚公移山精神，他们有着“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抛家弃子，埋头苦干，舍生取义，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奋斗到底。
今天，我们的文化艺术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讴歌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斗争，讴歌那些奉献者的英雄业绩，让他们的精神永存于国家、民族的史册；同时，我们要用自己的笔触、画面、音符、镜头去展现历史长卷：这幅长卷就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而在如此长度中，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尤为辉煌，诚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言，从鸦片战争的反抗、反思到五四运动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他描述今日之中国，“对中国人和世界，这是一段良好时光。数以百万计观光者就此也可以往西安始皇陵寝去看陶制兵马俑，或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前散步，都可以体会到中国长期革命之确实情形，而同时欣赏它之圆满结束。”（《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自序第7页，正文第309页）的确，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但文学艺术是具有非寻常尺度之功能的，足以衡量其意义。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精神，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这实际上就是肯定文学艺术在观念形态中具有非寻常尺度之功能。此乃“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之丰富内涵。
令人欣慰的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看到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新成就，爱国主义中国精神闪现出新的火光，如曹操诗云，“群星灿烂，若出其里”。一方面，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的大型群众性闪唱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这一自发活动突破舞台空间的限制，在自由舒展的唱歌活动中，所有在场人员，无论男女老幼，其对共和国成就的骄傲感、自豪感油然而生，也极其自然地在音乐纽带中推进了人民大众对强大中国的认同。
另一方面，专业性文艺创作结出硕果，国庆期间爱国主义观影潮为证。由于《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三部国庆献礼片的上映，爱国主义精神的文艺作品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截至10月7日晚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突破了50亿元，三部国庆献礼片的票房分别突破22.17亿元、19.72亿元和8.2亿元，主旋律文艺的成功前所未有。
此一成功的启示何在呢？本质上就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将爱国主义崇高精神与艺术匠心完美结合。以《我和我的祖国》而论，这里的爱国主义精神已经不是屈原、陆游、梁启超，甚至也不是方志敏时代的追求，而是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为内核。7个动人小故事的叙述回顾这一段历史，刻画出普通中国人为国家强大所作的贡献。特别是其中的《夺冠》，独具匠心，故事中的潜线索是中国女排的历史性夺冠——中国冲击现代化的象征，而故事本身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学生的精神夺冠，他为了让邻居们更好地观赏女排夺冠，牺牲了自己的纯真友情表白机会，非常“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
之前发生过某一主旋律影片遭遇票房低潮，有一种意见试图离开审美规律去分析。而三部国庆献礼片的成功说明，文艺就是文艺，我们需要主旋律，需要爱国主义，但如同整个文学史的提示一样，一切都要遵循审美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红色经典的改编时，肯定了徐克导演对电影《智取威虎山》的改编，说：“不要用‘三突出’的方法拍，而是用贴近现实的、更加戏剧性的方法拍，把元素搞得活泼一点，都能拍得很精彩。”所谓“三突出”的方法是“文革”期间的一个历史概念，把人物形象按照政治规则来表现，回避人物的性格和情感，实质上就是马克思所批评过的“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的这一美学立场是完全继承的，是按照美学规律来讨论文学艺术创作问题的。我们应该完整准确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繁荣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