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东的中篇小说集《阿基米德定律》（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共收入6部作品：《阿基米德定律》《惶惑八月间》《恋爱往事》《风轻云淡》《向葵头上的野烟》《父亲的婚事》，为我们重新审视和深入研究张学东近些年来创作上的发展轨迹、审美品质、文本特质，提供了典型的文本案例。
文学表达的现实维度，也即文学与时代的互生关系，文学与现实的深度关联，特别是对社会问题的反映以及对身处困境中的人的生存与精神状态的探察，一直是张学东文学实践活动的突出特征。张学东对转型期内社会问题的观察、记录、思考，要比所谓“底层叙事”有着更深入、更充分的表现。无论在《阿基米德定律》中反映大龄青年婚姻问题，还是在《父亲的婚事》中关注老年人的婚恋问题，都充分表明他同步于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描写与表达，作者、时代、文本彼此互证，彼此阐释。
在张学东的文学实践中，文学表达的现实维度，其意义的呈现或价值的凸显最终必定落实于对典型化了的个体之生存与精神样态的营构上，或者说，是小说中人物自身的“能动性”赋予文本以超脱于现实的价值与意义。值得一提的是，《惶惑八月间》《父亲的婚事》《阿基米德定律》三部小说虽然以热点事件或话题为素材，但并没有表现出一些小说家在处理此类问题时所展现出的常见的概念化、公式化弊端。不论以感性的形象传达抽象的理念，还是以细节或细部的经营反映整体建构，张学东须臾不离开“以小说方式”介入现实、处理社会问题这一根本路径。在小说中，典型人物的典型遭际虽总被置于总体性视野烛照下，但其发展遵循的是个体内在的生命逻辑，而非外在的理念推演。
首先，张学东在创作中须臾不违逆人物自身的行动逻辑。《阿基米德定律》主述朱安身“租女友回乡”时尴尬而悲情的际遇，中间又分别讲述了他在大学时期和工作单位的两段失败的情感经历，但作者并未满足于讲述一位边缘人物的情感故事，而是由外向内转，揭示其心理苦闷，以及深陷困境无可把控的自我悬浮状态。作者构思与写作始终遵循人物自身的生活逻辑、心理逻辑、言行逻辑，而非外在于他的理性逻辑。其次，他以文本自身的指涉功能为中心，既而以文学性映照现实性。《父亲的婚事》的前半部分看似讲述父辈和子辈之间因家庭变故而引发的代际纷争，但作品后半部分作者主述“爷爷”在这场“恋情”中非同寻常的言行、心理、意识，从而将老年人的婚恋问题置于前台。这就在文本内部形成了一个颇有意味的“景观”：前半部分的讲述宛若背景交代，后半部分主角出场并登台表演，给读者带来极有冲击力的阅读效果。此外，张学东的小说以典型人物和事件为依托，向内挖掘其深层意义。《惶惑八月间》所讲述的故事续接了张学东《谁的眼泪陪我过夜》《黑白》等作品的格调，但同时向外无限拓展的有关苦难人生的叙述显然不是作者侧重经营的，他所侧重的依然是在这场无辜迫害中人的具体言行、心态，既而以此映照基层社会中公权与弱势群体的博弈，以便将反思引向实处与深处。在此，作者不仅讲出这种博弈中的血与泪，还要揭示它的因与果。这种讲述方法、方式，显示是小说家的特长。
与上述三个中篇从立意到文体极类“问题小说”样态不同，《恋爱往事》带有“新写实”风格，《风轻云淡》和《向葵头上的野烟》可归入“成长小说”范畴。前者力在呈现，后者重在表现，但不论呈现还是表现，都展现了向内深度指涉的“内风景叙事”特征。这类写作倾向于将外部的所谓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完全背景化、精神化，转而从小说本体出发，即依靠人物、情节、环境等小说基本要素生成意义，既而生成新文本。
张学东的小说以冷静的并置与穿插讲述形成“内风景叙事”。《恋爱往事》主述方乐业和小米的婚恋经过，旁述二姐和二姐夫的家庭纷争，以及三姐和长毛的相遇、相识，同时，主述与旁述彼此交叉，形成了一个颇有意味的人际关系网。小说通过对这三对青年人婚恋经过的不动声色地讲述，反映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在婚恋观、伦理观、道德观上的分化与重组，从而浓缩性地描绘出了一幅传统与现代彼此共生与博弈的景观图。《风轻云淡》恰似一首田园牧歌，调子温馨而又忧伤，让人心碎。小说中的二桃是乡土养育出的女儿，心性如白银湖湖水那般清澈、纯粹。但是，这种善意、美好，也如白银湖一带的湖田一样行将消失，只留下她与大地孤单相伴，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落寞感和挥之不去的挽歌调子便油然而生。这种情调不独属于个体经验，也是人类的共有经验。其次，以对陌生人物的塑造和隐秘经验的表达生成“内风景叙事”。《向葵头上的野烟》以“我”为视点，以“向葵”为主人公，讲述了一段过往岁月中的隐秘故事。但这个中篇最终以对两个“无关紧要又不可或缺”的边缘小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引人关注。总之，这是一个杂糅惊悚、创伤、温暖、悲情等多重主题的文本，读之，让人感到五味杂陈。
此外，以人物自身的演变逻辑生成“内风景叙事”。文本具有足够强的自足性，人物、环境、情节等要素时常在自我互涉中生成意义。小说中的人物一旦在作者的笔下生成，就获得了自身的主体性，其发展逻辑并不受文本外在力量的操控。这在《阿基米德定律》中有突出表现。无论朱安身与马娜在情感上的关联，朱安身、方寅虎、马娜在三方关系上的彼此纠缠，还是朱安身与方寅虎最终走向“火拼”，其中都存在一个“潜结构”，即每一组关系是如何由“不可能”向“可能”发生递变的。这种“递变”显然不单纯依靠作者或文本中的“作者要素”予以推进，更多来自人物自身以及人物与人物关系逻辑的自发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与文本（作品）是互为主体的，即优秀的文本一旦生成，既与作者有关，也与作者无关，而那“无关”的部分很可能就是最具阐释价值、最具文学性之所在。
文学表达的现实维度与内风景叙事是张学东小说引人关注的文本特质。与之相匹配，他对小说语式的探索与实践也颇有特点。张学东的小说语式是典型的讲述式，尤其擅长以第一人称“我”为视点的内聚焦讲述，但讲述得慢而细，并辅之以必要的交叉，因而，在总体上营构出一种近于呈示语式的艺术效果。其中，通过孩童视角讲述成人世界里的故事，常以营造陌生化的艺术效果而为人所称道。比如，在《向葵头上的野烟》中，有时风景（风俗、风物）描写作为呈示语式之一种，参与到整体的讲述进程中，从而赋予文本以抒情特质，尤其在那些表达孩童经验和乡土世界的文本中，这种表现尤为突出。《风轻云淡》的牧歌与挽歌调性的生成，与文本中无所不在的风景话语密切关联。如果将之去掉或弱化，那效果将会大打折扣。语式实践最考验小说家的艺术功力，然而，选择何种语式、营造何种效果，并非单纯的语言形式问题，而是世界观、艺术观问题。在张学东的小说中，内敛型抒情构成其精神结构中最为核心、最为动人的内容，而向外型介入又成为文本实践中最为珍贵的品质，然而更多时候二者混杂于一体，这决定了张学东在小说语式实践上的复杂性、多义性，因此，他的小说须慢读，反复咀嚼方能得其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