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自信有丰富的内涵。制度既要管大也要管小，对制度本身还是要做一些细化、深度的研究。毫无疑问，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很多新的概念和新的理论，对于我们文学界和艺术界来说，不能停留在顶层来谈问题，重要的是要结合我们自己过去多年来的经验和问题。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讲“高原”与“高峰”的问题，却没人谈这“高原”和“高峰”的“水平高度”究竟如何？我曾在美术界谈到要正视当下“高原”的高度在降低，并急剧向水平线靠近的现状。倘若我们不注重文艺生态发生的变化，何以来谈整个的制度体系，何以来谈如何治理的问题。我们确实需要强化制度自信，因为它在很多方面确实表现出了制度的优越性。以博物馆为例，西方发达国家尤其像美国连文化部都没有，自由发展，没有国家的统一意志和愿望，政府所属的博物馆寥寥无几，基本都是基金会私人所属。美国政府一停摆，博物馆就关门。在荷兰这样的国家，虽然博物馆很发达，但也从70年代就开始了私有化的进程。我们现在的公立博物馆衣食无忧，相对而言，能有政府提供的资金保证运转。在类似这样的社会现实之下，我们怎么来谈落实四中全会精神的问题。我认为这次四中全会特别提出了关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非常恰当。治理能力如果不加强，治理体系如果不健全的话，不要说整个社会，就是文学界和艺术界可能都会出现很大问题。

通过国家治理可以明显看出来每一次中央的文件和政府的文件都谈到文化问题和生态问题，但是，文化的问题没有像治理自然生态那样能够见效，可能文化生态的破坏比自然生态的破坏更严重，这是必须看到的现实。国家要出重拳，要拿出实际的方案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重新来谈健全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问题的时候，首先要解决文学艺术界生态的治理问题，如果不能像看待自然生态破坏那样来看到当下文艺界的问题，可能再过十年二十年以后，治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现在的问题是，治理越来越困难，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报告里用了“守正创新”四个字，指出“突出守正创新、开拓进取，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的创新已经形成了20世纪文化发展的新传统，而“守正”一直存在危机，导致文学艺术界很多问题的产生。这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客观来说，国家要治理的内容太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决定说明的报告，实际上就是提醒我们，要谈我们当下自己身边的那些事情。如果连自己身边那点事情都管不了、管不好的话，更难谈到国家体系治理能力的宏大问题上去。

此外，关于生态文明中的国家公园的部分，我也提一点自己的意见。我认为国家公园的制度不一定全盘照搬西方，我们要有制度自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国家公园作为维护自然生态的一种方式、自然文化双遗产这个框架比较适合中国。在联合国授予的自然文化遗产的范围之内，可以把我们的生态建设做好。生态问题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所以要坚持制度自信，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更应该有实际的行动。我们可以到有绿水青山的地方看看，看看与绿水青山相应的那些村落的建设。我们的国家公园应该怎么从实际出发去治理和保护，这是水平和能力的问题。很多绿水青山中突兀的宣传栏大标语，就是对绿水青山最大的破坏，对自然生态的最大的破坏。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没有标语、没有红灯笼的自然的地方，这是基本的美学问题。审美同质化倾向在文化、文学艺术界普遍存在，这就是当代的文艺生态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讲“守正创新”，“守正”是放在前面的，我们需要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创造力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如果我们的审美能力都已经下降到水平面之下的话，何以来谈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问题？文艺荒漠化还比较严重，希望每一次重大提议和重大决定都是一剂振奋精神的强心针。我们不能在周而复始中消耗青春，让身边的文学艺术界生态如此恶化下去。综合治理体系的问题是当下确实要解决的问题，四中全会谈到了这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手段与措施，我们应该结合现实，从制度自信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从体系范围之内来寻找协调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