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民谣歌手吴俊德背着一把冬不拉，从大理来到兰州，给叶舟弹唱了一支曲子。“莲花开了，满世界都是菩萨的微笑”，这句歌词能形容叶舟当时的心情，大概也是宿命之地对他做出的批阅与检视。这天是叶舟长篇小说《敦煌本纪》定稿的日子。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是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写作近40年，叶舟的文学疆域没离了他的故乡。生于斯长于斯，他在黄河上游这一带生活成长，甘肃埋着他的胎印，也是他的寄梦之所。
19岁写下第一首关于敦煌的小诗。叶舟对敦煌的迷恋似乎与生俱来。许多年前，他和同为作家的李修文有过一次甘青之行。长途奔袭几千公里，在河西走廊上迎送晨昏，在玉门关背诵李白和王昌龄，在莫高窟下给敦煌艺术研究家常书鸿上坟。很多次叶舟根本不敢进莫高窟，走到对面的沙坡上，上面埋的是所有敦煌研究院老先生们的骨灰，其中最大的一爿是常书鸿。叶舟常会先去这些坟堆旁走一走，唠叨唠叨，之后在常书鸿的坟前磕个头，给他点一根烟，放在墓碑上，说“常先生，看你来了”。
一片土地与一个人，到底能有怎样命定般的机缘呢？“打个比方吧，敦煌就像一座超级发电站，一旦靠近她，我就发亮，天空和想象也会彻底打开，一览无余，赐予我无穷的动力。”叶舟说。
有段时间，叶舟就职于一家都市报社，因为各种采访与文学渐行渐远。行走奔忙于丝绸古道，他在这片苍野之境倒寻得了新的诗歌根据地，为日后的小说写作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故乡。
叶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发表大量诗歌和小说。今日他不能指责那些少年之作，“但它们的悬浮与苍白，却是明显的”，直到发现“敦煌”这个词。整个90年代，叶舟写了上百组诗，发表在各类刊物上，2000年集结出版，就叫《大敦煌》。叶舟说，与其说我是迷恋，不如说这是一种皈依；与其说我在供养，不如说此乃一块福地。
但其实，与他天马行空的诗歌相比，叶舟在小说中的头颅始终是低着的，很多问题和困惑，让他心里一直不痛快。于是，卷旗西返，敦煌洗去了叶舟的沉重和暮气，给了他新生的勇敢。
千禧年大年初一，敦煌莫高窟大雪纷飞。千佛岩下叶舟发愿，一定要写出一部心血之作，让这一块土地上的苍生赤子、田夫故老成为真正的主角。
这不是一闪而过的雄心壮志。十几年来叶舟边练笔，边收集资料，阅读史志，在河西走廊沿线和祁连山两麓踏勘，求索着大地万物的涵养及馈赠。他还清楚地记得找见黑暗中灯绳的那一天。
2016年年底，叶舟从扬州赶往南京，眺望着车窗外的落日，突然觉得它像一介少年游侠，先自己而去，奔向了敦煌。那一刻，叶舟知道他找见了。
翻过年的2月18日，叶舟擦完桌子，倒一杯茶，认真地抽了三根烟，在电脑上敲下了第一句话：“这一门人天罡地煞，披着血衣，在河西走廊一带迎风顶罪，忠勇热烈，攒足了声名。前后六辈子爷孙，一共捐出了七颗脑袋，满腔子的血，至今仍未淌尽。”由此，《敦煌本纪》开始了。
“19年前我如果写一部长篇小说，一定写不出来，要写也是胡编乱造。经过这些年的发酵，随着年龄增长，知识储备，我的故事渐渐成型，再拖就会难产。”叶舟说。
但他没想到是如此大的一个故事。“我本以为七八十万字左右，但最后成书是100多万字。”叶舟灌注了所有情感，洋洋洒洒百无禁忌，写完后一看，心想也只有这么厚的书才能配上敦煌。《敦煌本纪》是野生的，目光平视，春秋丛聚，犹如旷原上那一片故事的胡杨林。叶舟的写作，彻底释放了血勇之气，展开了想象的边境，把自己写开了，也写嗨了。
叶舟个头不高，戴眼镜，戴帽子，看着还有几分弱小，《敦煌本纪》里藏着他一股无穷的劲头。评论家李敬泽说叶舟有大想法——《敦煌本纪》选的是20世纪初的时间点，也是我们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节和缝隙。那个贯通古代和现代、贯通我们民族西方和东方、贯通那些基本精神气概和法度伦理的东西，书中有壮大而自由的展示，“《敦煌本纪》给了我们一个看中国的视野。中国之大不仅仅是幅员广大，还表现在有敦煌这样一个巨大的空间和精神上的回旋之地，这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来源。”
人们对丝绸之路的遥想，大多停留在张骞出使西域后，东西文明彼此交融贯通的辉煌璀璨。然而从清朝末年开始，随着国运败落，整个丝绸之路形成一片锈迹斑斑的地带，西部开发时有一个词叫“锈带”，可以形容繁盛过后逐渐没落的河西走廊。
小说家眼中，所谓的“锈带”，所谓的边角料，或许正是一个强悍故事真正的埋尸之地。死而复活，涅槃再生，这本身就是悲剧的源头。
起笔时，叶舟立下这样的念想：小说要构建一座20世纪初的沙州城，安顿下身世各异的苍生赤子，让他们活命于湍急而颠沛的光阴中，看尽人世悲欢炎凉。小说要刻画一座鲜为人知的莫高窟，如何在一个山河板荡的时代，悲深愿重，慷慨取舍。小说要追逐一群匡危扶倾的滚烫少年，他们骄傲而沉着，寡言笑，重然诺，轻生死，一路走向悲剧性的终局。这部小说必须廓开一条朴直而壮烈的大道，在广阔的西北，为当时的中国保存下最后的一股元气。
一天深夜，《芳草》主编刘醒龙接到叶舟的电话，非要唱一首刚刚学会的西部民歌花儿给他听。刘醒龙认为叶舟是个可遇不可求的诗人。新世纪初，诗人写小说是个风气，“我就觉得诗人写小说，未必像小说未必是小说，所以就托朋友给叶舟捎个话，叫他不要写小说，害怕他一写小说把诗歌丢下了。”
显然，叶舟没有听进去。刘醒龙倒深知这位文学中人：别人替你看好了这个路，说这个路好走，你就偏偏不走，非要另辟蹊径，走险象环生的路，而且还迟迟不知返。
直到看到《敦煌本纪》的稿子，刘醒龙决定《芳草》四期连载。“读到几千字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在半夜千里之外唱花儿的叶舟又回来了。”
《敦煌本纪》单行本的责任编辑是译林出版社的魏玮。这个“90后”姑娘与叶舟同是甘肃兰州人，《敦煌本纪》对她来说是个宏大课题。初稿成熟完善，魏玮要做的是在通读过程中把主要人物、故事情节、小说结构梳理出来。“叶老师的语言是诗性的，融白话、文言与西北方言于一体，对我很亲切，书里写的也是家乡山川风貌，很熟悉。”
李修文说叶舟是赤子，悲痛者，永远的少年气。我问他，怎么理解悲痛者？李修文给我的回答是：道不尽，你沿祁连山走一趟即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