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又一次带给了我们惊喜。

海外华人文学研究专家丰云教授是这样评价《校园里那株美洲蕾》的：“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非虚构作品。作者从一棵树的来历说起，在舒缓的节奏中，语词不断生长，枝枝叶叶温情地展开，最终形成一株摇曳着诸多历史人物的繁茂大树。作品不仅描述了毕森从一个美国传教士到左翼知识分子的跌宕人生，而且通过这个关键人物，将20世纪上半叶曾经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惊鸿一影的诸多传教士和汉学家们从历史的烟尘中打捞出来，让普通读者了解到，他们因为对红色中国的友好情感而在西方遭受到迫害和打击。李彦的书写，勾连起了故国和居留国的历史，真正展现出作为移民作家的跨文化视野。”

李彦将毕森博士从历史的尘埃中搀扶起来，让他活生生地站在了我们面前，让我们听到了他与同伴们在卢沟桥事变前夜奔赴延安的坚实的脚步声，让我们看到了毕森被麦卡锡分子折磨时无奈的目光，让我们对在饱受磨难后在滑铁卢大学开创中国文化课程的毕森投去了钦佩的目光。

毕森，一位年轻的美国人踏上中国这片热土后，迅速地做出了选择，“竟然还积极参与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反帝爱国’运动，与中国人民一道，反对列强侵略、军阀压迫。”

在反共思潮肆虐的日子里，远在大洋彼岸的毕森，撰写了数十篇文章赞颂中国工农红军、“讴歌史诗般壮烈的万里长征”。这是何等的气魄！

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毕森是第一个撰写专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滔天罪行的西方学者。

1943年初，毕森在美国国会里挺身而出，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公开赞扬中国共产党，这是何等的勇气！

对这样一位美国人，对这样一位知音，我们应该铭记在心、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给他记上一笔。

掩卷而思，我陷入了遐想。

假如李彦没有撰写这篇纪实作品，假如她这篇作品未能发表，结果会怎样呢？托马斯·亚瑟·毕森的名字是否会被永久地尘封起来？果真如此，我们不就辜负了这位终生热爱中国的美国人了吗？值得庆幸的是，李彦这篇作品的问世，使我们避免了历史的遗憾。

面对毕森儿子——哈佛大学历史系老教授的语重心长，我们终于可以让他感到安慰了。但是，我们依旧需要记住他那番话，那番在期盼中的话是对李彦、也是对历史的请求：“我父亲终其一生，都坚信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尽管他受到了那么多的迫害，尽管后来世说纷纭，他也从未放弃过对毛泽东、周恩来的信念。如果你的研究能够发表出来，就对得起我父亲对中国一生的热爱了。”

假如毕森教授在1972年没有拿出那部隐藏了数十年之久、字迹潦草、龙飞凤舞的“延安笔记”。假如“超好”教授的妻子帕特丽霞未能在打字机上一字一句地把这部书的草稿敲出来，历史上就会少了一个不该被遗忘的人物、少了一个鲜活的细节。仔细一想，这又是不可能的。即使没有帕特丽霞，毕森也会找到另外一个人整理他的书稿。因为，他思之念之的对中国的情谊都浓缩在这本书里了。大环境一旦合适，他就会把他的心捧出来。

毕森一行四人，当年只能悄悄奔赴延安。在短短的四天四夜里，通过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袖的采访，已经让他们产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假如毕森始终待在中国，情况会怎样呢？他或许会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员。在抗日战争中，他或许成长为八路军的一位师团长。假如他一直生活在中国，他完全有可能品尝到社会主义制度给他带来的幸福。然而，当年他却离开了。

假如麦卡锡主义未在美国盛行，毕森等人的命运会如何呢？美中关系会如何呢？美苏关系又会怎样呢？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毕森不会受到迫害，他也不会流落到加拿大去，滑铁卢大学里就不会出现毕森的身影，在那里开创中国文化和语言课程。

在美国，有很多在抗战期间到过延安的人士，他们若没有受到迫害，肯定会推动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更深厚的关系。除了斯诺、斯特朗，还有谢伟思等一大批美国青年才俊到过延安。但是，杜鲁门政府颁发的《麦卡锡法案》，打击了一大批对中国拥有正确认识的人士。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们要做的是正确对待历史。对于毕森，我们要做的，就是为他树碑立传，记住他、怀念他。

我们要记住他写下的关于延安的话，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用这些话来形容今日的中国：“如果做个简明扼要的形容，那是因为延安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人们分享着内心的幸福与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