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一部关于东北汉人草原的长篇小说，这件事是我内心深处的一个巨大情结。一直以来，我好像总是在心里和自己较着一股劲儿：不写则已，要写就要写出不同于内地旱草原小说，要写出多民族同生共融的水草原的小说。我希望写出淳厚的人生、凝重的历史和复杂的生命关系。随后的阅读中，我也格外关注那些写狼写草原的优秀作品。与其说我是在学习，不如说我是在绕开。我想，如果我写的草原、大河和狼群与人家写的相类似，那么我的书写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毋庸置疑，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草原退化了，河流萎缩了，狼群消亡了，但我对草原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我决定找回童年记忆中的那块草原。于是，我只好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想象我的百年家族，还原我的坎坷童年。我经常有意回到家乡草原，因为是带着问题去的，所以每一次感触都非常深刻，也就不断积累起了更多的创作素材。

我为什么要写《红草原》？不仅是因为我对童年印象中的草原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更是因为我对现实中渐渐远去的草原的一种焦虑和痛心。红草原是我根深蒂固的童年印记。草原通常应该是嫩绿色和墨绿色的，或者有时是土黄色的，顶多也就是灰褐色的，但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草原是红色的。无论春夏秋冬，它一直都是红色的，并且永远都是红色的。

2015年7月，为探求东北草原与内蒙草原的区别，我来到乌拉盖草原和呼伦贝尔草原。此行让我感受到，内蒙的旱草原和东北的水草原确实有着巨大差异和诸多不同。东北草原上的塔头滩人奉“猎狼不使刀枪”、“捕鱼不用渔网”为至尊，这里所发生的洪荒故事与众不同。王氏家族在塔头滩的生活一直处于顽强抗争状态。从祖父那代起，王氏家族一直上演着失败者的悲剧。祖父率领他的儿孙们一直在呕心沥血地为成为强者而奋斗着，他们身负重荷挣扎在强者的脚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始终不能如愿。但王氏家族还是无限崇敬让他们苦难压抑的塔头滩，顶礼膜拜让他们撕心裂肺的霍林河。而缔造王氏家族后人们一系列苦难的人又恰恰是王氏家族自己的一位先辈。我的小说还书写了人类情感生活的位移、人类竞争方式的演化，以及东北草原深沉而凝重的多民族原生态的强者基因，更是书写了强者基因力量给后代人带来的潜在希望，希望以此呼唤生态文明，呼唤日益萎缩的东北草原，呼唤不断远去的霍林河水和早已溃散的草原狼群……

我一直喜欢写“人物内心的冲突和忧伤”，喜欢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近年来，我侧重于生态链挖掘和小人物塑造，《红草原》也试图传达同样的感受和信念。面对生活中很随意的一个困难，我们都显得过于渺小了。好在我们的精神生活往往能通过无奈的现实而变得丰满起来，支撑着幸存者继续走下去，以实现生生不已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