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9日至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调研时指出，希望云南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努力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工作“三个定位”以及云南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主阵地，2018年，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云南作协具体实施，邀请全国知名作家陈应松、葛水平、徐剑和曾哲、一半到云南进行历时一年的体验生活、深入采访，分别完成《山水云南》《同心云聚》《云门向南》《经纬滇书》4部重大现实题材作品，其中《云门向南》为徐剑、一半合著。
参与该项目的作家践行文艺工作者增强“四力”的要求，遍访云南，走入“万绿之宗”、生物多样性密集的高黎贡山区、西双版纳地区，藏区香格里拉，边境口岸瑞丽、河口地区，实施整族帮扶整乡推进的独龙江和革命老区乌蒙山片区，收集到大量一手资料，共完成4部作品。为此，2019年12月27日，中国作协创研部、云南作协联合在京举办了“云南重大现实题材作品”研讨会。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云南作协主席范稳出席会议。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副主任李朝全共同主持。
邱华栋回顾2019年到访过的扶贫攻坚现场：湘西十八洞村、吉首、凤凰，甘肃临潭、天水，广东清远……这些边远地方、山乡村寨与他之前的印象大不相同，其中很多地方是他还在当记者时去过的，如今早已变了模样，“你很难想象这些过去荒僻贫困的地方经过巨大的努力如今发生的变化”，当他带领作家走进中国作协对口帮扶的甘肃临潭县山村，一行人受到不小的震撼，粉墙黛瓦的徽式建筑掩映在烟雨林雾中，恍惚中让人以为自己正置身江南。一次次行走中他切身感受到“作协和作家能够参与到国家这样一个伟大事业中，并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这是新时代文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范稳认为，参与创作的5位作家付出了艰辛努力，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作家的社会责任，他们多次往返于云南各个地方，不辞辛劳、跋山涉水，深入到城镇村寨、田间地头、工厂工地去感受云南边地生活的火热现实。5位作家的创作是文学介入现实生活的重要实践和收获，折射了在全国“脱贫攻坚”伟大进程中的云南路径和云南篇章，为重大现实题材文学创作作出了探索，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社会影响。
研讨会上，胡平、张陵、梁鸿鹰、贺绍俊、李一鸣、王山、杨晓升、李云雷、刘大先、傅逸尘等评论家深入探讨了5位作家此次在云南重大现实题材作品创作中的探索和突破。
《山水云南》：纳入生态观是未来文学创作重要的价值取向。彩云之南，万绿之宗。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云南有“地球动植物最后的诺亚方舟”之称，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有着世代相传的生态信仰。尽管作者陈应松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到会，但他创作《山水云南》带来的思考和启示仍然成为研讨会上的焦点。前有“神农架系列”、《森林沉默》等作品为基础，陈应松独具荆楚文化底蕴、彰显承自屈原瑰丽恣肆文学传统的创作风格吸引着李云雷的目光，“用这样一种风格如何写云南的山水，这是我特别好奇的。”李云雷注意到，作家着意收敛了以浪漫见长的抒写风格，转而代之以更加贴近现实的笔触，写云南具体的山水。在李云雷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适宜的策略调整。
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胡平有河北、东北、云南三个去向可以选择，而他毫不犹豫地选了云南。至今，他仍视云南为自己的第二故乡，这不失为一种“自然的选择”和“生态的选择”。陈应松书中写到的很多地方胡平都去过，阅读过程让他自然地回忆起很多往事。亲身经历的过往和书中对故地现实的呈现交织重叠，形成强烈对比。下乡的年代，响应号召砍伐雨林种植橡胶林，当时还没有明确的环保意识，人们只是本能地感到心疼。改革开放以来，尤其今天，环保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与之相适应，文学言说的疆域也在改变。胡平认为，“是时候抛弃过去那种人定胜天的狂妄愿望，通过文学作品追求人对自然的保护和对生态平衡的恢复与重建。这应该成为未来文学重要的价值取向。生态文学不能光写成绩、变化，生态文学也要观照历史，要书写人类观念的变迁”。
《同心云聚》：打破文体界限，独到视角探寻巨变背后的风景。读《同心云聚》，傅逸尘最突出的感受是报告文学写作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报告文学写作有两个参照系，一个是注重主观体验表达的小说、散文，另一个则是追求客观真实的新闻报道。报告文学写作在这两者之间寻找自身的定位。近些年，报告文学创作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和探索，其原有的规则和界限也在改变、扩展。
作为一名山西作家，葛水平对于云南少数民族边地风俗和生活经验经历了由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傅逸尘注意到，这个采访的过程相当扎实，具体体现为作家“进入”描写对象，多采用直接叙述或引述，而较少对自己生活经验及情感做表达。作家几乎从当地每一个少数民族、每一个地域中选择了比较有代表性、有特点的人物来写，他们虽然来自各行各业、拥有不同身份，但也有显而易见的共同点，他们都是普通人。由此，作品呈现给读者的是“硬碰硬的”、能够直接进入到普通人生活经验里去的一种表达样貌。除此以外，傅逸尘认为作家还采用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进行写作，“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各民族生存生活状况、社会经济发展、民风民俗演变。阅读中，语言、文字、服饰、宗教信仰等大量绵密的历史信息扑面而来”。
到过云南多次，梁鸿鹰印象最深的是2017年的一次调研。所到之处，他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云南人要改变家乡面貌、投身国家发展进程、打通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雄心壮志。时隔两年，读到葛水平的《同心云聚》，他为之前的直观印象找到了依据。云南边疆安定团结的氛围是经受过现实考验的，甚至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此这份祥和不是脆弱的，而是牢不可破的。葛水平的写作富于女性的柔和与感性，这次创作《同心云聚》无疑是她走出“创作舒适圈”的一次尝试和探索。
梁鸿鹰现场朗读了作品第83页作者的一段议论：“这个社会中的普通人是一些知足者，在平凡俭朴的事物当中获得幸福……”他认为书中这样看似朴素琐碎的笔触不在少数，而这些细碎悠长的议论恰恰是于事实当中收获的生活真谛和富有智慧的勉励。在梁鸿鹰看来，“它不仅是共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一部简史，同时也是一部人心史和情感史”。
《云门向南》《经纬滇书》：担当使命，重新认识主题写作。读徐剑和一半的《云门向南》，刘大先认为作品主题比较抽象——云南已经成为我国一个向南亚、东南亚辐射的中心。同时这个主题涵盖的范围特别广，包括云南的特产、边境贸易、航运等等，如何将如此抽象而广阔的主题结构实现为一个形象化的文本，作者采用了“有我”的写作策略，通过写作者与当地人之间的互动，带来一种“现实感”。刘大先进而分析，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仅体现为在政治和经济上如何辐射、联动，最重要的内涵是树立中国话语、中国价值，用文化和价值观影响他者。而这一宏大主题的落地是作家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来讲述的。
张陵谈到自己的阅读体验时说，读《云门向南》好像在读游记散文，作家仿佛信笔游缰，谈古论今、感怀山河大川的笔墨俯拾即是。而这些看似信笔铺设的一个个细节，恰恰共同凝聚为对云南人民生活最生动的连接，进而是对“一带一路”战略充满诗意的注解。
李一鸣称自己阅读《云门向南》的过程是一次“达致心灵的体验”。他认为，作品展现了“有视野的写作、有张力的写作、有诗情的写作和在场的写作”，这样一部文学创作所呈现出的真实感、历史感，作家创作力的“拓展之美”和语言的“浓郁诗意”都给人留下极深印象。
经纬是秩序，是条理，也是线索。作家曾哲在云南从2019年5月至8月的奔波采访线索变成了经线和纬线，经纬交汇编织，精准标记了一个个脱贫攻坚的故事。书中写到的几十位“老乡”是由作者从滇西北到滇东北，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西畴县到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洱源县、临沧的沧源佤族自治县采访的51个人物中精选出来的。 这种采访实录的写作方式在贺绍俊看来是“下了苦功夫”的，可以看到作家拉近与受访者距离的努力，“比起采访，作家与受访者的接触更像聊天，不做过多加工，最大限度真实还原扶贫现场和扶贫对象，非常生动、真实”。
杨晓升和李朝全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经纬滇书》中的一个细节，作家在书的结尾处列出了为扶贫攻坚献出宝贵生命、因公殉职的73位逝者名录。杨晓升认为，作家把人的情感、思想、行为方式和为了摆脱贫困所做的种种努力客观生动地呈现出来，“虽然我们生活在和平时期，但仍然存在为了人民利益的悲壮牺牲，以列出名录的方式向这些当代英雄致敬是很震撼的，他们所做的一切值得作家们去书写”。书中有一个人物给李朝全留下深刻印象，他是在走访建档立卡贫困户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因公殉职的云南昭通大关县玉碗镇扶贫干部王文贵，“在一个孩子眼里，父亲经常惦记的事是下乡，所以当别人告诉她爸爸去世了，躺在那里，孩子的直觉反应是‘躺在那里的是假爸爸，真的爸爸下乡去了’……这就是文学，在我看来，这样的人和事都是文学应该表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