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时任上海《工人》半月刊编辑的王火回想自己一路投入革命的因缘和家国天翻地覆的巨变，开始构思创作，他打算花10年时间完成一部史诗性的长篇小说。未曾想，在时代的沧海桑田里，小说手稿毁于一旦。1981年，王火拾笔重述，直至1992年《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三册出齐。时间跨越四十载，少年弟子江湖老，这就是《战争和人》三部曲跌宕苍茫的创作历程。
小说聚焦了从1937年西安事变到1946年3月国共内战爆发前夕的10年风云，以国民党高层官员、法学权威童霜威和儿子童家霆战时在南京、安徽、武汉、香港、上海、重庆等地的活动为叙事线索，展现了抗战大后方波澜壮阔的战时风貌。作家通过对国民党各色政治人物的典型塑造，揭示了其内部复杂深重的斗争乱象，表现了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抉择。面对家国茫茫前路，童霜威从随波逐流的国民党中间派转变为民主进步人士，童家霆经受战争磨难洗礼，坚定地走向光明。
不可否认，《战争和人》三部曲之于共和国文学的贡献，首先在于其为文学长廊增添了童霜威、谢元嵩、欧阳素心等丰富立体的人物形象。作家在创作谈中表示：“长篇小说艺术描写的重心是人物塑造，只有塑造好血肉丰满、内涵深广的典型人物，才可能更好地概括时代的风貌。”通过对这些典型人物的塑造，作家抓住了他们在民族战争之中的矛盾与困顿，表现出了典型生活中的人性与人情。以往有评论指出，童霜威是该小说中最为典型的人物形象。童霜威的原型来自王火的父亲王开疆，王开疆是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法官惩戒委员会的秘书长、国大代表，1940年因抗战牺牲。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在于作家将他放置在各种人物关系的结构中心，整体叙事围绕着他的家庭、社会关系展开。首先是父子关系，因童霜威的固执愚懦，儿子童家霆在新组的家庭生活中经受委屈，但童家霆并未像五四一代青年那样推翻父权走出家庭，他始终陪伴着为抗战奔走的父亲，并在小说的后半程渐渐取代童霜威成为新的叙事中心。童家霆身体力行融入革命风潮并努力弥合父母与自己、新与旧的代际缝隙，实际成为童霜威精神转变的引导者。在这一过程中，童霜威对儿子及其从事的民主革命事业的感情和认知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夫妻关系的结构中，童霜威早年因对暴力革命的恐惧和前妻柳苇分道扬镳，柳苇在大革命中牺牲，他为撇清干系，拒绝收尸埋葬，甚至烧掉对方的遗物，内心又像周朴园一般日夜思念前妻的好处。续娶的妻子方丽清庸俗吝啬令童霜威厌烦，但他贪恋对方的富家出身和青春美貌，因而一次次说服自己和儿子忍耐对方的跋扈；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童霜威虽是留日归国的法学权威，但在权力斗争中，他有志不得舒，只能随波逐流，因无法拒绝自身隐秘的欲望，坠入了勾心斗角的尘网。幸好他的身边有冯村、柳忠华这样的共产党人，他们以坚定的革命信仰及行动感染了童霜威，使他在抗战中走向新生。作家通过童霜威形象的塑造及各种人物关系的处理，表达了对战争中人的境遇及其矛盾的思索，但这样个体生存的困境是表层化的，童霜威的宦海失意和抗战中的困境被叙述者单一归为国民党的制度问题，虽因此提升了对彼时黑暗现实的批判控诉力量，但却使作品仅停留在了现实层面对人世不公与抗争的揭示。对童霜威自身的性格缺陷和人生态度所造成的问题，作家往往浅尝辄止，所以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其实有失深度。而对童霜威、童家霆、方丽清、张洪池等一系列典型人物的塑造，可以窥见作家执著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姿态。
笔者认为，欧阳素心才是小说中最为丰满的人物形象。她厌恶战争渴望和平，但她的抗争却陷入“无物之阵”，因为其生母是日本人，父亲是汪伪汉奸，她在无法逃避的历史场域中跋涉，背负了双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命运。那些受过她帮助和关怀的人也免不了对她摧残，童家霆想要救赎她，却被“好心人”燕珊珊劝阻：“你是一个好青年，前途广阔，责任重大。但是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注意政治。挂着欧阳这条尾巴，背着她这个包袱，你是走不快的。……”战争中个体的感受和困境不足为虑，胜利果真可以抚慰一切？佳人蒙尘，童家霆年轻、幼稚的爱恋也不能救赎她，作家在此处将思想的触角引向了“罪与罚”历史反思的维度。欧阳素心牺牲了自我，其精神世界在战后走向毁灭，她在精神病院的挣扎失语是此恨绵绵的悲剧，失语背后是多少难言的、历史和人性的虚伪和庸常。
王火所采用的三部曲这一史诗化的长篇形式暗含着群体的、历史兴替开阖的意义，与时代的进步发展若合符节，也鲜明体现了过去年代的美学认识和艺术追求，这种宏大的史诗性追求与红色革命经典有质地上的相似。一方面，《战争和人》和红色经典一样志在描绘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面，如卢卡奇所言，社会主义如果无法提供一个历史的远景，就无法形成总体性。但史诗性的追求不一定产生史诗，叙述者与现实的审美距离应该有更为严格的考量。不可否认，小说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情景书写采用了第三人称多视角及空间、时间相互推进的叙事，造成了强烈的代入感，取得的阅读效果甚佳。但从小说整体看来，正因作家对实录性细节真实的推崇，实际上叙述者也已被纳入本该远距离观察的“风景”之中。这一缺陷在《枫叶荻花秋瑟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所以从这一卷开始，小说的叙事结构走向平面化，停留在对重庆抗战时空顺延性的机械维持，主线情节的发展也因作家对事件真实性的过度依赖而显得冗长杂乱，尤其是童家霆投身新闻事业中的成长，和燕寅儿欲说还休的恋情，缺少真正应有的叙事张力。而小说中大量关于山川风物、四时节气的描写，对于战争人性、文明升沉的哲思性抒情，可能使小说走向诗化、百科全书式的史诗，也可能造成无意义的语言信息拥挤。另一方面，作家在创作中所坚持表现的“真实性”，是规定层面的艺术真实，如亚里士多德在《谈诗术》、诺瓦利斯在《大革命与诗化小说》所理解的，所谓“诗化”的政治使命在于“通过看起来如此的事情向人们揭示必然‘应该’如此的东西（生活的正道）”，《战争和人》无疑遵循了彼时政治历史叙述对文学叙事的规定作用。
1997年，《战争和人》在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终选环节以无记名投票的最高票获奖，据第四届茅奖的参与者胡平回忆，“四部作品中，没有遇到什么争议便顺利获奖的是《战争和人》”。但根据1999年由唐韧、黎超然等人策划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调查报告》，研究者通过对470人次的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进行问卷，调查第一届到第四届茅盾文学奖20部作品的读者接受情况，《战争和人》在读者购买中排名17，仅4人购买过，在借阅数中排名19，仅13人借阅过，对作品“一无所知”的读者有399人。这个调查的数据统计范围有限，虽然距今年代久远但距离《战争和人》的获奖只有两年，也足以说明《战争和人》的读者接受情况。与之相对，同届的《白鹿原》的读者接受程度和评价都相当高。时至今日，《白鹿原》已然进入当代文学经典之列，关于作家作品的研究重评依然火热，大有常读常新之态。对于普通读者，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当然，这和《白鹿原》的影视化改编影响也不无关系。《战争和人》在当年产生过影响，但后来的人们似乎并没有多少重读这部作品的兴趣，相关的专业研究文章也不多，且主要集中在作品发表到获奖前后的10年间，对此，作家自认是“书写得太长和书价太贵的原因”。相较于《战争和人》三部曲对红色经典的自觉追索，小说的正式出版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可以说是在新历史主义小说浪潮兴起的场域中重新诞生，“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新”有种种表现，但最重要的利器是解构，在重新解读中发现以往被忽略的文学或历史动因。《战争和人》在后现代主义勃兴的氛围中，坚守传统的革命历史主义创作精神，其读者缘也可以想见，它可能更为从革命中来的一代青年所喜爱，如萧乾在《我这两辈子》的《三姐常韦》中谈到，“王火的《战争和人》厚厚三大部，三姐是一字不漏读完的，还不止一次地说：‘这是近年来读到的最使我激动的作品。’小说家中，她最佩服王火。洁若读得没有三姐那样细，但大致能说出故事情节，一连好几天，姐妹俩都在桌上谈那个‘养鸽子的少年’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小说在1962年就已完稿，如果不是在苍茫历史中暂匿身迹，它或许也是革命历史小说中的一员。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