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4日晚，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年近80岁的俞丽拿在全场观众热烈致敬的掌声中缓步走向舞台中央。持弓，起奏，在中国爱乐乐团的协奏下，一段熟悉的“化蝶”旋律，将60年前的时空与21世纪的北京勾联在了一起。1959年5月27日晚，18岁的俞丽拿身着白色衬衫、蓝色裙子在上海兰心大戏院首次面向社会各界奏响了这段此后传遍世界各地，并代表中国民族交响乐创世纪的经典乐章。自那天起，俞丽拿的名字就与《梁祝》紧紧相连。60年来，从《梁祝》的首演者到推广者，从新中国最早一批专业音乐学生中的一员到如今活跃在世界小提琴大赛上的专业评委，成为推动中国小提琴教育事业迈进国际一流水平的教育者、研究者，俞丽拿的一生也与这个终于会讲“中国话”的西洋乐器再也无法分割。“如果一件事、一个人，让你历经千难万险仍心怀喜悦，这就是真爱。”演出现场大屏幕上播放的VCR中，怀抱着那架60年前陪伴她首次为中国夺得国际弦乐四重奏比赛名次的泛着时光润泽的小提琴，俞丽拿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记 者：2019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诞生60周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传播，如今《梁祝》已从中国走向世界，成为交响乐民族化的里程碑，请问《梁祝》是如何诞生的？
俞丽拿：1957年我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升入本科，直到1962年本科毕业的5年间，有3年时间都在下基层为老百姓表演。在田间地头、百姓中间的演出给我们带来了很强的挫败感，当时可用小提琴演奏的中国乐曲很少，农民要求我们演奏的沪剧、越剧没有对应的曲目，而外国的一些经典小提琴曲却没有人听得懂。比起声乐系学生唱完一首歌后就有观众大喊“再来一个”的热闹情形,我们感到很迷茫。“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就是在这种普遍焦虑和对未来的期待中成立起来的。我们最简单的初心就是希望能让小提琴开口说“中国话”，让普通老百姓喜欢。渐渐地，我们创作出了一些有中国元素的小作品，我们的听众也越来越多，大家对小提琴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这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和鼓励。
后来，实验小组接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献礼的创作任务，当时大家都憋了一股干劲，希望能写一部带有中国特色的交响乐“大作品”出来。记得那年我们是在从宁波到温州的海船上进行的讨论，甲板上的风很大很冷，但我们的讨论却很热烈。曾在越剧团工作，后进入音乐学院小提琴进修班的何占豪对越剧十分熟悉，当时他的弦乐四重奏“小梁祝”已经有了雏形，在此基础上写成一部大协奏曲的提议虽然看起来不太符合当时的氛围，但大家还是都表示了赞同。在实验小组写给院党委汇报献礼曲目的创作题材的信中，“大炼钢铁”和“女民兵”题材的后面就增加了一个备选：“梁祝”。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备选却获得了上音党委书记孟波同志的支持，孟波是延安老鲁艺培养的作曲家，他从音乐创作的角度出发，认为这个选题是最接近、也最有可能创作中国小提琴协奏曲的题材，从而使《梁祝》的诞生成为可能。这个大胆而富有远见的选择成就了那个特殊时代下属于几代中国音乐人的梦想。
记 者：《梁祝》作为我国第一部原创的、也是当代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中国小提琴协奏曲，从音乐创作的题材、乐曲风格和演奏风格等方面都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在上世纪50年代小提琴艺术传入中国仅二三十年的历史阶段，《梁祝》的成功带有强烈的实验气质，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极具启示意义。
俞丽拿：1959年5月27日晚在上海兰心大戏院的演出之前，应该说谁都没有想到《梁祝》会大获成功。当年实验小组成立之初，组织上还曾因为怕这个民族化实验不成功会影响我的演奏事业而把我排除在小组人选之外。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作为演奏者，我感到没有什么比我们演奏的乐器、音乐不被人民所接受、喜爱更令人痛苦的了。当时我主动向组织打了报告，坚决要求参加实验小组，抱着“即便实验失败了，影响了专业，也在所不惜”的念头，希望能为“小提琴民族化”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后来，在一次演奏活动中，我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我大胆地向他提问：“中国人不喜欢小提琴怎么办？”总理回答我：“你们年轻人要敢想敢做，就没有做不到的。”总理的话大大地激励了我。我从11岁考入上音少年班（附中的前身）被分配学习小提琴再到后来留校任教，一生中的很多选择一开始几乎都是被“分配”，但这次为参加实验小组的主动请缨，却是我生命中毫无退缩、异常坚定的一次选择。
小组成立后即开始着手对中国民族乐曲、民歌的小提琴改编和演奏工作。我们的目标是要让最普通的观众都能听懂小提琴，喜欢小提琴。于是很快，《二泉映月》《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一首首传统民间音乐被陆续整理改编出来。我们也迫不及待地想在人民中检验成果，于是利用休息时间，我们带着改编好的作品去外滩，就站在街边，搭起谱架，用晾衣夹夹好曲谱，即开始演奏。我们看到那些从外滩路过的老百姓，一个个停了下来，围了过来，认真听着我们的演奏，脸上开始露出了由衷的微笑，那时我们就知道，“民族化”这条路走对了。只有当说惯了英国话、俄国话、德国话甚至匈牙利语、捷克语的小提琴开始学讲中国话时，它与中国百姓间的距离才能越来越近。
来自实践的肯定大大地鼓舞了我们，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次我们小提琴齐奏带着新改编的广东名曲《步步高》和西北民歌《四季调》为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演奏，结束后总理高兴地对我说：“俞丽拿，一年前你提的问题，你们不是解决得很好吗？”当时我非常感动，想着对于一个17岁学生提出的问题，总理还能这样清晰地记得，并且对我们的实验成果予以肯定，这段经历于我而言，是非常大的鼓励，也敦促我要继续为这份事业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
今天我们回望当时民族化小组所做的一系列改编的成功，乃至之后《梁祝》的成功，可以说都与它们是来自民间的音乐本身的魅力和群众基础有着莫大的关系。
记 者：1959年后，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从“上海音乐舞蹈汇演”（后改名为“上海之春”）的舞台，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录音放送，传向了全国各地。您的实况演奏录音成为很多人认识、了解《梁祝》的最初方式。之后，您作为第一小提琴手首度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弦乐四重奏比赛第四名的佳绩，而从上音毕业后，您却并未走职业化的道路，而是留校当了一名小提琴教师，从演奏艺术家到小提琴艺术的教育者、研究者，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转变？
俞丽拿：我这辈子被记者问的最多的是《梁祝》，但我的一生其实都是跟小提琴事业紧紧牵绊在一起的。1962年我从上音毕业的时候，距离《梁祝》首演成功已过去3年了，那时很多人已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放送的实况演出录音了解并聆听到了这支乐曲。除了电台的放送，1959年上海唱片厂还将这一版录音制成了78转的胶木唱片，之后又陆续于1979年、1986年再次发行了两版唱片，销量曾达200万张，可见人们对《梁祝》这支乐曲的喜爱，后来周总理在上海举行重要国务活动时，也总会请我为外宾演奏《梁祝》，人们将《梁祝》誉为“中乐西奏第一曲”，作为演奏者，它也给予了我人生很多东西。
毕业那年我是被组织安排留校任教的，但“教书”这件事曾一度让我感到非常苦恼。小提琴是西洋乐器，而那时我只会拉琴不会教。做学生时我们没有出国留学的机会，但身为老师却有责任让我的学生、让中国的小提琴事业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所以我深知做好这件事的艰难。它需要我能深入研究、掌握小提琴教学的规律和特点，还要能跟得上世界的发展，熟悉世界各国小提琴演奏的风格，并能结合学生的不同个性、才能和生理条件因材施教……我们音乐院校培养一个演奏人才跟其他学校不同，从附小到硕士研究生毕业，我带出一个学生至少需要16年，要一对一上课，要陪伴孩子从孩童走向成熟，要找准他们成长过程中每个阶段教学的关键，如果没有全心全意为学生的觉悟，是当不好这个老师的，所以需要有使命感，这恰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特点，无论去做什么工作，都有着一定要做好，要为人民服务的自觉。而这个人生观的树立我一直认为是与我当年跟工农兵在一起生活的日子有关，那时我们下工厂下农村，我住过猪圈、牛棚，跟工人们一起在码头上扛大包，我一次可以扛百余斤，这些经历直到今天都在深刻影响着我、提醒着我——艺术和艺术工作者要为谁服务。2009年，在《梁祝》50周年的纪念演出之后，我在个人演出状态还不错的情况下，做了一台告别演出，决定把精力全都投入到教学中去。至今，在小提琴教育这条路上我已走过58年，我带过的学生不断在国际比赛中崭露头角，填补了中国在国际小提琴赛事中的多项空白，黄蒙拉、王之炅这些优秀青年演奏家的不断涌现，让我感到我们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记 者：2002年黄蒙拉获第49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第一名后，曾骄傲地说，我的老师是中国人。多年来，您获得过由教育部颁发的国家级全国高校名师奖，除演奏与教学外，您还陆续担任了国内、国际几十个小提琴重要比赛的评委，作为上音的学科带头人，您如何评价当下中国小提琴事业？1993年您曾以个人名义成立了“俞丽拿小提琴艺术基金”，以推动中国小提琴尖端人才的培养，近30年过去了，您的目标实现了吗？
俞丽拿：2019年由俞丽拿小提琴艺术基金和中国一汽红旗品牌联合出品的音乐剧场《真爱·梁祝》，是我们为纪念《梁祝》首演60周年而特意创作打磨的一个全新作品。60年过去了，我想只有用新的创作才能更好地回应与纪念属于一个时代的激情与创造。我们这个新的作品糅合了现代舞、话剧、音乐剧和小提琴协奏曲四种形式，演绎了樊锦诗与彭金章、巴金与萧珊、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四段穿越古今、跨越生死的中国爱情故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想以此为今天的年轻人诠释我们这一代人心中“真爱”的真谛。这其中也有我对中国小提琴事业无怨无悔的热爱。我很开心的是，我的几位优秀的学生，王之炅、黄蒙拉、张洋、李秉璋也都参与到这个演出中来了。
1992年6月我带着11岁的学生潘依琼参加首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比赛，当时要求参赛者年龄不得低于12岁，潘依琼是破格获得参赛资格，并一举拿下了那一届小提琴比赛的第二名及“最年轻选手奖”。孩子受邀在获奖者音乐会上演奏的时候，我忍不住跑到外面大哭了一场，因为觉得整个过程太艰难了，我们培养一个学生太难了。那时我们要出国参加小提琴国际比赛首要的任务就是想办法筹得旅费并兑换成外币，在专业培养之外，钱的问题始终是当时最大的一个难题。回国后不久，我便下决心要成立一个基金，为中国小提琴尖端音乐人才的培养尽一点儿心力。说来你们也许不信，那么多年来，我在上海唱片厂录制的3版《梁祝》唱片，获得的报酬一共只有1500元，所以在经济上我并不富裕。但是我想我有200万个知音，他们中若有人予以支援，那我们的梦想就能变成现实。成立基金的想法得到了当时上海市多位领导的大力支持。1993年，俞丽拿小提琴艺术基金正式成立，隶属于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成为了中国第一个以艺术家名字命名的专项基金。基金成立后，除了每年常规性地邀请国内外专家给小提琴专业的学生上大师课，并资助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出国比赛外，还举办了一次全国青少年小提琴比赛以及一次小提琴协奏曲新作品展演，今年，更推出了音乐剧场《真爱·梁祝》。我希望以我的绵薄之力，始终推动中国小提琴事业的发展。
我一直在不断的学习中学做老师，对我来说做评委也是一种学习，我能从中看到现今世界的潮流是什么。有外国专家来中国讲座，我也会琢磨，觉得讲的有道理，他的理论就会被我吸收为我们所用。因此曾有外国同行问我是哪个学派的，我就开玩笑说是“世界派”，全世界小提琴的各种学派中，但凡有优点，我们就都要学习。这些年我们中国人的自信也逐渐树立起来了，以前出去比赛会被人瞧不起，比赛总在考验着我们对世界音乐的理解，选手的演奏稍有风格上的偏差，就会被残酷淘汰。在2016年首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上，中国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被纳入到半决赛的规定曲目中，跟莫扎特、舒伯特、勃拉姆斯的曲目并列，那一刻我作为评委真的感到特别骄傲。在进入半决赛两个月前，每位选手都收到了由组委会翻译分发、由我亲自讲解录制的《梁祝》教学视频，我用详细的讲解告诉他们，什么是中国风范与中国标准，认真听了讲解的其他评委纷纷对我说，这个视频他们一定要带回国，传给他们的学生好好研究、学习。这些年，我不光为他们、为专业学生，也面向普通大众做过很多关于《梁祝》的讲座，通过这支曲子我想向人们讲解中华音乐之美、文化之美，想为我们民族音乐的发展多做些普及性的工作，因为无论演奏家有多么高深的技巧，最终还是要靠作品去传达我们对音乐、对生命的感悟。因为《梁祝》，我们树立了文化自信，并通过教学上的种种努力，让我们的学生成为在世界舞台上有竞争力的拿奖选手，这也增强了我们在教学上的自信。随着一段历史的翻过，新的历史已经在开始书写，这些年总有声音在问我，问我们，“下一部《梁祝》什么时候出现？”曾经我也很焦虑，但现在我更多是在期待了，一个作品的成功总是难以复制的，但我们可以努力去创造天时、地利与人和，当时机到了，我想，该来的自然就不再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