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上有个话题,如果没有疫病,今天你在做什么?是啊,若是没有疫病,2020年2月7日星期五,我该和一票初中的同学,到同学Z家,由另一同学“校长”亲自下厨,给我们做下江排骨、红烧肉!
这是早就约好的,不过,Z在封城之后就觉得自己有些发烧,害怕自己已经被感染,怕传染给父母和女儿,自己独自在汉阳的陪读屋里自行隔离;校长他们学校刚刚被征为方舱医院,他已经报名值守了。
约好聚在一块的同学们中,一个在泰国,一个在广州漂着。他们都是年前定好了计划,然后就回不来了。老实地在异地接受隔离,每天在群里问我们情况怎么样了。
一场疫情改变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这是我最近常常在思索的问题。我知道武汉发生疫情是去年的12月31日,当时其实是有些不安的。17年前的旧事我还记忆犹新,新的疫情会如何,让我特别担心。特别是31日武汉取消了武汉跨年集会时,这种不安更甚。1月3号归汉,戴着在国外买的医用口罩,走在武汉的街头,一切安好?看报道,一切安好,中央来的专家组也说没事,我们放下心来。
既然一切正常,按着之前的规划,我与同学、朋友、同事们聚餐;我参加编剧会,六七个人在一间开着暖气的屋里争论得面红耳赤。
到了19号,我还与家人一块儿,在某酒店的包房里念着朋友圈里关于“全国人民都知道武汉是疫区了,就武汉人自己不知道”的段子。不过比较敏锐的外甥在刷学习强国时皱眉跟我们说:“刚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对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关注!”
一屋子的共产党员,一下子就感受到了不寻常。匆匆离开酒店,大家不约而同地戴上了口罩。
20号钟院士的访谈让舆情急转直下,我所在的单位接到上面紧急通知,开始了系列的紧急采购。那天就已经买不到口罩了,跑了好几家药店,才让中心五十几个人,一人发了一个,要求大家哪怕是在办公室也戴上。
从那天起,所有的聚会都取消了,但是大家的心态真的还是轻松的。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事离自己好远。哪怕我们都处在汉口的地界上,那个华南海鲜市场离我家4.3公里呢。
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开始跟我发微信、打电话,开口就是“你没事吧?”
我从那天起,天天在朋友圈和微博上打卡,让关心我的朋友们、我的读者们放心,“我还好、武汉还好。”
23号武汉封城,对于一家子都在体制内工作的我们来说,这并不是秘密。封了城能更好地控制疫情,这样挺好。甚至于,钟院士说,“武汉是座英雄的城市”时,我还略略地惭愧了一下,还在对朋友们说,“我们很好,武汉现在很好。对于我们来说,短暂的静止,不过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那天一路上,就看到一些拿着行李的路人,回家过年,是中国人千百年的老习惯,不管什么都不能阻挡他们回家的脚步。要封城了,大家都赶着回去可以理解。而我们这些人都没想过离开,这里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去哪?
24号大年三十,春晚的一个节目是没有彩排的诗朗诵,然后全国各地的医护工作者驰援武汉,我的心沉了下来。一向傻乐的我开始不安了,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只有武汉人不知道?
微博上铺天盖地的各种消息,那一夜,崩溃的武汉人不止我一个。但大年初一,跳起来,信心满满我们能赢的武汉人也不止我一个。
我在微博和朋友圈里向朋友和读者们道歉:“我昨晚脆弱了,有那么一刻,我脆弱了。但现在,我回来了。我们武汉人,不信邪、不服嘬、不认怂,走到哪都跟小强一样,只要不死,老们都是好汉一条。”
从1月24日到今天,15天了!武汉900万市民都在安静地等待着。
当有一天,我同学Z爆发、痛骂时,我也回骂了。我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淡定、从容。我变得敏感而刻薄,面对困局,我们开始觉得无能为力。看到无尽的嘲讽与指责时,我又一下子变得愤怒。
我说她帮不上忙时,就闭嘴。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嘴炮们打下来的。我知道她的痛苦,单亲妈妈,一家子老弱病残,她是惟一的顶梁柱。她倒了,她的家就完了。
可是现在身在武汉,谁家没有悲剧?谁又不是家里的顶梁柱?我80岁的老妈每天晚上7点,准时给两个姐姐打电话,“你们下班了吗?你们吃了饭没?”
我刚说了,我一家子共产党员,一家子全在体制内。我两个姐姐在街道工作,一个在政务中心,一个是会计,我姐夫是交警,我在自来水公司物资管理中心。
我爸生前也在街道工作,我从有记忆起,我们家都是大年三十晚上12点后吃饺子。老爹在时,他12点后才会从单位回来,跟我们一起吃饺子,放过年的鞭炮。那一刻,才是我们家的跨年。
后来老爹去世了,姐姐们嫁了,我5年前才从一线上下来,之前的大年三十,我都不一定能在家待着。所以我们家的年夜饭从来就没在三十那天吃过。因为工作原因,大家过年前还要对时间,算算自己值班的时间,然后才能把剩余的时间用来分配。没有疫情,对我们来说,这个家里除了退休的老娘和读书的外甥,也没有闲着的人。
而疫情开始了,姐夫不用说了,早出晚归,惟一的防护就是一个薄薄的口罩;姐姐们都到社区值守!在社区里,她们没有防护用品,但她们却真实地直面着惶恐的居民,还有那无处不在的病菌。
我家大姐在朋友圈用手一笔一画地写着“社区干部不是万能的,请大家理解一下,他们也是拿命在拼。”二姐把家里的测温枪都拿到单位去了。在家族群里,她们每天除了报平安之外,重点是跟我和老妈说,“你们别出门。”
最近,她们的话都很少,都是我追问:“你们怎么样,吱一声啊!”她们说:“还好,你和老娘别出门!”直面疫情的,真的不止一线的医护,还有我的家人。她们惟一的私心,也许就是嘱咐我和老妈,千万别出门。
我的朋友们大多都是网文作者,在武汉也有几位。苦情大师、后妈界的翘楚匪我思存大人,虐尽无数人心的代表,从封城的那天起,放下自己的正事儿,开始写封城日记。每天有滋有味地介绍着武汉,让我这个老武汉人都觉得,我是不是个假的武汉人。
要知道,我们这些网文作者都被惯坏了,我们的每一个字都是要算钱的。更不要说匪大了!每天洋洋洒洒的一大篇,不说用了多少时间,换成小说、剧本这得多少钱。而她除了写,还把公众号里得到的打赏,加10倍捐出来。
这就是此时此地,身在武汉的网络大神正在做的事。她立在这儿,让所有人看到,这里是武汉,这就是武汉人。
我另一位朋友昧,她也曾是网文作者,现在是专职的主妇,住在武昌。23号老公从仙桃的工作岗位回家过年,她问老公,“你怎么回来了,现在疫情这样,不正是用电的时候?”老公说她铁石心肠。
而这些天各家的存粮都在告磬时,她在朋友圈里分享怎么买菜、买药。她会每天请“饿了么”的快递小哥帮她买些菜、买些零食之类的。会付出甚至比物品本身贵得多的跑腿费。她会跟我们说,“小哥人可好了,把菜放门外,让我们别忙出去,等他离开。”
朋友们问,你为什么不一次买齐?我就笑说,“昧做得特别好,我们还过得去,快递小哥们也许手停,口就停了。”
昧后来告诉我们,她所在的家长群骂她给跑腿费太多了,这样是破坏了公平的原则。她没作声,因为也没什么可反驳的。
还有朋友小白,大年三十,她做了一桌子菜,发在了朋友群里。我说怎么不吃?她说老公在火神山工地,正等他回来。那天快11点了,她老公还没回家。
最后说说我的同事们吧!我刚说了,我是自来水公司的。武汉封城15天了,没停过一天水、一小时电、没断过一刻的天燃气,还有电话、网络,全都好好的。
也许大家会觉得这不是应该的吗?这应该吗?在家里安静宅的众人,真的觉得这是应该的吗?
今年,我值完初三、初四的班后,单位领导决定由男职工值班,女同志们别来了。我们一个70多人的小单位,从疫情开始,十几位采购员就没停歇过,哪里有抢修,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不能停水,不能让老百姓恐慌。
火神山1400米水道的打通,连学习强国都夸这是一支武汉水务铁军。镜头看不到的地方,我们主任拖着糖尿病的身子跟采购员一起蹲守,缺什么,我们马上到;两位超过50岁的老师傅为了去郊区拿配件,一路上跟唐僧取经一样,过一村,打一怪,历时6小时,半夜把雷神山需要的配件送到工地工程人员的手上。
还有全集团现在用的口罩和消毒用品,都是全体采购员刷尽了人情卡才找来的。每天都有电话来,需要口罩、需要消毒药水。然后我去汇报,我们负责采购的副主任沉默了一下,说,“我去想办法。”那一刻,我差点流泪了!
全集团8000多职工,12家水厂,四班两倒,全马力运行。可武汉封城了,一线很多工人没车,住得远,怎么办?我的老同事发了一张截图,很多离开一线的老同事说,我还行,我可以回去顶班。我那天差点给他们打电话,我才调走5年,我也能顶班。
这些同事们都上有老、下有小,他们是父母,是子女,是丈夫、妻子。他们最终都站在了疫情的最前沿,从来就没后退过一步。
我朋友的孩子在大年三十后搬到厂里去住,创作了《逆光而行》这首歌,这是唱给所有的医护人员和他的父母的歌。“90后”的他写道:这是生我养我的城市,叫武汉,因为肺炎,出路被我们阻断。2003年非典我们早就历经苦难,盼着春暖花开端碗热干面加卤蛋。
封城15天了,我一直坚信,这场战役,我们武汉人一定能赢。让我坚定信心的,就是来源于我身边的这群人。
我每天在朋友圈、微博里选一本我的藏书介绍给大家,把我想说的话放在书里。我们的武汉还在,我们武汉人也许开始有点气馁,有些焦虑了,但是他们还在坚守着。是所有像我身边的这些武汉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坚韧,才守住了这个城市的从容与自律。
那天我回答读者说,武汉是我的家,我的根,无论她变成什么样,我都爱她;至于说谣言,我们不去相信它们,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同事们都没退后过一步,因为我看到了他们都在,那么我就相信光明就在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