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原（1922—2009），原名刘仁甫，曾用译名刘半九。诗人、作家、翻译家、编辑家。湖北黄陂人。20世纪40年代在诗坛广受关注。“七月诗派”后期重要代表之一。1949年后曾在《长江日报》社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任职， 因受“胡风案件”牵连，丧失自由7年，在囚禁中自学掌握了德语，获释后转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1980年“胡风案件”平反，恢复中共党籍，离休前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新时期，绿原译作《浮士德》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获第37届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金环奖。
古语云：“吉人自有天相。”我相信此语，不过这“天”，在我看来既不是老天爷也非上帝，而是一个个我们在人生旅途中偶然遭遇，却给我们的成长以巨大助力，叫我们终身受惠、感恩的人。回首生平，这样的人，这样的“天”，幸运的我遭遇得真是不少。对于他们，我始终怀有无尽的感激；而越到老年，眼见自己这些恩人这些亲人一个个故去，胸中的感怀之情愈加浓烈，愈加汹涌，愈加难以抑制。
1993年3月，冯至老师溘然长逝，我含泪写了一篇《厚实温暖的大手》，回顾老人家对我的教诲、提携、奖掖。今天撰写此文，则为怀念于我亦师亦友的绿原。继叶逢植和冯至两位恩师之后，他是给过我最多温暖和阳光的“天”啊。
上世纪50年代初，还在念高中的时候，我就和喜欢文学的同窗一起诵读过绿原的诗作，对这位印象中的民众诗人心存敬佩。然而后来有幸遭逢绿原，竟缘起于诗人生命中的一次大灾难、大不幸，叫我不能不诅咒造化弄人！
为所谓“胡风问题”身陷囹圄，复旦大学外文系出身而精通英语法语的绿原未免意志消沉，遂发奋自学德语，重获自由后，改行当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德文编辑。春风乍起的1978年，被憋了多年的我忍不住给该社写了封自荐信，希望领取一点儿译介德语文学的任务。6月12日接获回函，称“你给孙玮同志的信，收到了”。并希望我坚持自己的翻译计划，还讲“我们计划编印一部德国古典短篇小说……您手头如有适当材料，希望能为我们选译几篇”，云云。我知道孙玮即编辑室主任和著名翻译家孙绳武，而回函人却不知是谁，因为署名处只盖了个圆圆的红色印章。
那年头儿，能得到国家出版社的认可和约稿，可不是小事。受宠若惊的我不敢怠慢，立马给不知名的编辑同志寄去十来个选题，并且不知天高地厚地提出：是否把整部书的编选和翻译工作全交给我？大约一个月后，我忐忑不安地拆开了回函，欣喜的是人家并未对我的冒昧和“贪婪”表现出丝毫讶异，而只是讲：“……谢谢你的帮助。经过研究，我们原则上同意这个选目。不过，这个选题在我们这里，要到明年才开始编辑，目前只是约稿和集稿阶段。最后究竟落实到哪些作品，还得看明年的集稿情况如何。希望你把你准备翻译的和已经译出的篇目告诉我们，并立即动笔翻译下去。”
两封回函都言简意赅，口气平和，笔迹工整，整篇未见哪怕一丁点儿的涂抹和删改。我不由得想，肯定是碰见了位道行高深、行事谨严的文场高手，心里遂对未曾谋面的编辑同志生出了几分敬畏。
半个多月后的1978年10月，到北京参加社科院硕士研究生复试，顺便拜访了心目中的圣地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朝内大街166号二楼一间简朴的小办公室，出来接待我的是位50来岁的瘦小男同志，一身洗得泛白的学生服，脸上架着副黑框近视眼镜，整个人平凡简朴得一如他所在的办公室。他言语举止的平易近人，顿时消解了我心里的忐忑。他自我介绍就是那个跟我通信的编辑，名字叫绿原。
“绿原？诗人绿原吗？”我惊喜地问。
“不敢不敢，犯错误啦。”语气平和、含蓄，却难掩些许的无奈和尴尬。
兴奋莫名的我却信口背诵了一首误以为是他的短诗，他只淡淡地应了句：
“嗯，这是鲁藜的作品。”
诗人显然不乐意流连于诗的话题，我们随即言归正传，谈起了德国古典短篇小说的选编和翻译。谈完，应我的请求，我用事先从北京老同学处借来的相机给他留了一张影。30多年来，绿原这张毫无虚饰的写真，便一直珍藏在我的相册里和心里。
又过了大约一个月，我正式成为社科院外文所所长冯至教授的及门弟子，住进了研究生院从北师大借来的学生宿舍。从此便经常与绿原面对面商谈编书译书事宜，通信反倒稀疏起来了。直到第二年4月下旬，小说选的集稿和翻译接近尾声，才又有一封“进城望来一谈”的短信，结尾没了公章，而署了“绿原”这个名字。
按照我的提议，小说集定名为《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共选收了德国、奥地利、瑞士三国的德语短篇小说34篇，其中20篇系我自行翻译。看着面前的一大沓稿子，绿原提出得有一篇序言，并要我说说这序应该如何写。我有条不紊地讲出自己的想法，心里却琢磨，这序嘛肯定该由他或其他权威、前辈执笔，问我想法只为做做参考罢了。谁知绿原听完立即说道：“好，这序就由你写，你已经考虑得挺周到、成熟了嘛！”语气一改平素的委婉、平和，坚定而且果决，似乎根本不存在商量的余地。
乍暖还寒的上世纪70年代末，学术界盛行论资排辈，人们遵从权威近乎于迷信。我虽年逾不惑，却仍是德语文学圈里的一个小毛头，做梦也不敢想能替国家出版社一部厚达700多页的大作写序，须知那可是僭越呀！然而转念一想，既然也属前辈的绿原决定要我写，我又何必推诿，遂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态和架势，接下了这个本该由某位师长来完成的任务。
序很快交了稿，书也在一年多后的1981年2月印出来了。叫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不仅序署了我的名，而且书的编选者也成了杨武能。
在出书相对容易的今天，对于已是所谓“著作等身”的我来说，此事应该讲稀松平常，不足挂齿；可在“一本书主义”尚未过时的当年，却真个非同小可。要知道，具名编选该社同一系列的英国、美国、法国短篇小说选者，都是王佐良、罗大冈、朱虹等大权威。
还记得书刚出版的1981年春夏之交，我在南京大学做文学翻译的启蒙老师叶逢植来北师大看我。他翻阅着厚实的《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不无欣羡地说：“真的，能出这样一本书也挺像样哦！”
紧接着，我又斗胆向绿原要求重译郭沫若译过的世界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同样得到了他和孙绳武同志的认可，并顺利地在1981年问世了。事后我发表过两篇短文，记述绿原鼓励、指点、帮助我译《维特》的情况，在此只想说一下：成功地重译和出版《维特》，对我个人实在关系重大；自此我便在译坛“崭露头角”，译著成了各出版社争抢的“香饽饽”。
《维特》之后，仍是绿原任编辑，我又自告奋勇地编选和主译了上下两册《德语国家中篇小说选》，并在1984 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对我而言，这套书虽不如《维特》影响大，却与前面的《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合在一起，开了我国系统介绍德语Novelle这一特殊体裁的先河。须要说明的是，Novelle即中短篇小说乃是德语文学擅长的体裁之一，因创作Novelle而享誉德语乃至世界文坛的作家不胜枚举，E. T. A. 霍夫曼、施笃姆、S.茨威格等只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我上述3部堪称厚重而具有一定文化学术价值的译著，真不知倾注了绿原多少心血，但却没有留下他个人的丝毫印记。只有在我心里，永远地活着他那对后学循循善诱、大胆奖掖，对工作兢兢业业、淡泊名利的高尚形象。而且我相信，受过绿原恩惠者当不只一个杨武能。人们都知道他是杰出的诗人、翻译家和学者，却很少有人道及，他还是一位堪称楷模的文学编辑。人们都称赞和敬仰绿原的才华、学识，我却以为，他更值得我和所有“文人”追慕、效法的，是他为人处世的坦诚、无私，是他高尚的品行、人格，是他值得我们诗人、作家和编辑好好学习的高风亮节。
回到“吉人自有天相”。按我的理解，吉人乃秉性善良，且能不断奋发向上的人，就像德国大文豪歌德理想中的浮士德博士。绿原自身无疑也是位吉人，他在坎坷艰难的人生长途中自然也得到了“天”的眷顾和呵护。在京学习期间，我曾随绿原去过他在地坛附近的家，见到了他的夫人罗惠。从罗惠的言谈、顾盼，我感觉出这是一位温柔、贤惠、聪明、坚强的女性，一位能给予丈夫温暖和阳光的妻子。我相信，正是有这样的妻子在他身边和心中，有这样的女性眷顾、呵护、引导，身处逆境的诗人才得以不断“向上、向上”，自我实现……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绿原干涸了20多年的创作之泉重新喷涌，出版了一部又一部诗集，还一次一次应邀出国访问交流，广受同行和读者的欢迎，在国内外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奖励。同样是在改革开放的春天得以蓬勃生长的我，跟绿原可谓多了一份自然的亲情。1983年调离北京后，我还跟他多次在一起开会，最难忘的是鲁迅诞辰110周年时在绍兴喜相逢，他荣任鲁奖文学翻译奖评议组组长，我充当他的组员。2009年绿原与世长辞，我失去了一位好师长、好朋友，悲痛中撰写了此文，10年后加以修订补充，以表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