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离风暴的中心如此之近。武汉市所有的街道社区中，我家所在的唐家墩街，是排名第一的高危地区。较早诊断出新冠肺炎患者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也在我家附近。每天在家关注武汉、湖北、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疫情，常常有种魔幻的感觉。如此凶险的疫情，是怎么传染开去的呢？17年前，非典选择了广州和北京，而今年，新冠肺炎则选择了广州与北京之间的武汉。个中因由，痛中思痛，令人深思。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更不知道海鲜市场里面，还贩卖野生动物。一来惭愧，自己很少去光顾菜市场；更重要的是，武汉人不太爱吃海鲜。武汉的河鲜太丰富了，传统的饮食习惯是喜欢淡水鱼虾。过去，海鲜在武汉属于奢侈品，很少进老百姓每天的菜篮子。野味倒是有的，但也不是主流。直到这次疫情暴发，媒体披露出华南海鲜市场一直在贩卖野生动物，我才吓了一跳。就在市场西区隐匿的角落里，各种野鸡、土拨鼠、梅花鹿、猴、野猪、狸獾、竹鼠、果子狸、孔雀、鸵鸟、狐狸、骆驼、鳄鱼等野生动物，以及待宰的猫、狗、蛇、鳖，品种繁多。从售价6000元的活鹿，到5元一条的蜈蚣；还有4000元的鸵鸟，500元的孔雀和狐狸。其中，有许多是国家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更多的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即有益的、有重要生态价值、有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猎杀捕食贩卖这些国家保护野生动物，都属于违法行为。但是，这么多年来，这些违法贩卖野生动物的行为居然没有被禁止。更要命的是，华南海鲜市场距离汉口火车站只有几步之遥。购买了野生动物与海鲜的人，那些逛了市场的人，或者那些在人海中接触了这些人的人，转眼间就可以从武汉流向全国各地。春节前夕，我从北京乘坐火车到汉口火车站回家。我知道春节前夕是春运高峰期，汉口火车站以及武汉所有的车站与机场是多么拥挤。武汉乃九省通衢之地，那些已经被感染了新冠肺炎的患者，自己浑然不知，身边的人也浑然不知。病毒就藏匿在他们的身体里，走到哪里，就传播到哪里。一场震惊世界的大灾难，就在最喜庆、千家万户团聚的日子里突然暴发，一直蔓延至世界各地。

二

疫情暴发以后有朋友问我：“你的长篇小说《鬼娃子》，不就是写保护野生动物的吗？书中写到的那些盗猎野生动物的集团，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吗？”实话说，我对于华南海鲜市场贩卖野生动物并不知情，《鬼娃子》书中写到的盗猎集团铤而走险、将野生动物偷偷运到广东等地，倒是确有其事。盗猎贩卖野生动物的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是因为有着诱惑巨大的市场需求。非典在广东地区暴发，也与当地传统饮食习惯有着密切关系。

例如，广东传统的名菜“龙虎凤大会”，就是将蛇、猫、鸡等一起烹饪。还有“五蛇羹”，食材就是金环蛇、银环蛇、眼镜蛇、水蛇和锦蛇这五种蛇。将这些蛇去头剥皮、蒸熟，撕成肉丝，再加入果子狸肉丝、鸡肉丝、鲍鱼丝，花椒、冬菇、木耳，加入生粉、菊花等配料，就制成了名菜“五蛇羹”。

此外，老鼠也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菜肴：“铁串烧鼠肉、天麻参炖鼠肉、马蹄竹蔗鼠肉煲、笼仔鲜荷蒸鼠肉、碧绿麒麟鼠肉、七彩鼠肉丝、油泡鼠肉片、芦笋炒鼠肉片”等等。还有一道名菜，叫“三吱”，就是选取刚刚出生的小老鼠，活的，放在盘子里端上来。用筷子一夹，小老鼠“吱”地一叫，这就是“第一吱”。然后，把它放进调料里，调料里面有辣椒，小老鼠辣得“吱”地一叫，这就是“第二吱”。最后放进口里，用牙齿一咬，小老鼠“吱”地再叫，这就是“第三吱”。名菜“三吱”，就是这么个来历。

当然，一个地区的饮食习惯，与当地的地理条件和人类的生存状态紧密相关。五岭之南，气候温暖，动物资源十分丰富。广东人爱吃野味，由来已久。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潮州，就被当地的饮食风俗吓了一跳，他在《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中，就列举了鲎、蚝、蛤等几十种令他“莫不可叹惊”的食材。宋代的周去非《岭外代答》也说，“深广及溪峒人，不问鸟兽蛇虫，无不食之”。清代《粤西丛载》记载，在岭南“俚民”的眼里，蛇就是普通人家的平常食物，烹制蛇类食品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技能，如同北方人必须会擀面、做馒头一样。就连鲁迅先生也说过“或者他是广东人，想吃蛇肉”,也就是说，蛇馔已经成为广东的特色菜肴。

其实，何止是广东和南方呢？在中原，尤其是北方，熊掌、豹胎（金钱豹的胎盘）早就是历史上闻名的美味。孟子宁愿舍鱼不食，也想食熊掌。至于豹胎，在《韩非子》里也有过记载。三国时代的曹植在乐府诗里，就赞美过“鲂月隽熊掌，豹胎龟肠”。清代的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更是说道：“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者也”。明清年间流行的“水陆八珍”，就有鹿筋、熊掌、鹿尾、象鼻、驼峰、豹胎、狮乳、猕猴头等野味；“东北王”张作霖则喜欢吃老虎肉。据说，当时的东北名厨赵连壁精烹的“虎肉烧鲜笋”“虎肉丸子烧雪里蕻”“姜丝虎肉炒鲜笋”“虎肉炖萝卜块”等，都为张作霖所热衷。

中国如此，东方如此，那么西方呢？作为在地球上同样经历过“茹毛饮血”时代的人类，西方人同样有食用野生动物的习惯。据说赫利奥盖巴勒斯皇帝（218年-222年在位）曾经用600只鸵鸟的脑来招待客人。流传至今的一份中世纪英格兰约克郡为内维尔大主教就职而举行的著名宴会的菜单上，6000名宾客就吃掉了6头野牛、400只天鹅、104只孔雀。此外，还有500多头牡鹿、雄鹿、狍子，1500个热鹿肉饼、608条狗鱼和鳊鱼、12只海豚和鼠海豚。

三

在原始蛮荒的远古时代，人类为了生存，不得不靠猎取野生动物为食；而早期的人类，也是野生动物口中的“野味”。被贬到海南的苏轼，在《闻子由瘦》诗中，就描写了当地人的生活：“土人顿顿食诸芋，存以熏鼠烧蝙蝠”。他在末尾自注说道：“澹耳（在今海南岛）至难得肉”。直到现在，生活在极地的因纽特人仍然被允许捕杀鲸鱼，也是因为如果失去了这种“野味”，他们自身的生存都是一个问题。

但是，当人类逐渐走出了丛林，而且，当“丛林”逐渐成为一个表达生存环境的符号，愈来愈远离了与其他动物互为“野味”的“丛林”，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随意地捕杀食用野生动物，便日益超越了物质本身，生存本身日益成为一个道德问题，成为人类文明规范中的一个污点。

我还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下乡当知青的岁月。从城市来到农村，从城市文明进入农耕文明，包括饮食习惯在内的很多风俗习惯都会发生碰撞。在我下乡的江汉平原，农民们是不吃青蛙的，因为青蛙是益虫。而在当时的城市里，青蛙是可以在菜市场公开出售的，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们对于吃青蛙没有禁忌和耻感。刚开始，农民们看到知青捕捉青蛙是反感、反对的。久而久之，发现青蛙可以卖钱的时候，农村也开始捕捉青蛙了。

我也忘不了知青时代一个多雪的冬天，我们在一片大湖上灭湖造田。下大雪了，粮食和蔬菜都不够了。生产队长便将一些谷子拌上农药，撒到了临水的湖边。那是一片茫茫大湖，是无数候鸟越冬的栖息地。到了第二天的清晨，队长带领我们去捡野鸭。到了湖边，我顿时震惊了。就在白雪皑皑的湖滩上，黑压压地一片野鸭都被毒死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动物的死亡。这么多的野鸭，昨天还是活泼泼的，而我就是夺取它们生命的凶手之一。野鸭自然是煮着吃了。但我真的吃不下去。白雪皑皑的湖滩上，黑压压地一片死去的野鸭，这样的画面像一根刺，一直顽固地扎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曾经写过文章，表达忏悔，直到今天，这件事情仍然记忆犹新，让我不能原谅自己。也许，这也是我一直执著于森林、野人和野生动物创作的动因之一吧。

四

在这个蔚蓝色的星球上，人类曾经与野生动物在丛林里和谐共处，丛林有着丛林自身的法则。早期的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是平等的，也是平衡的。当人类走出了丛林，这种平衡便出现了波动。但是，彼此为了生存，依然维持着脆弱的平衡。而当人类对于野生动物的攫取，早已不再是维持生存的问题时，人类在野生动物和大自然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可以随意支配他者生命的傲慢、贪婪、自私， 成为一种理所当然心安理得的共识与共犯。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有先知先觉者不停地预警、呼吁、呐喊，但这些暗夜微光，常常被无边的大海遮蔽和吞没。

大自然开始报复，野生动物开始报复，丛林开始了报复。这种报复，其实是造物主的一种纠偏，一种再平衡。最原始的、最先出手的是那些猛兽：老虎、豹子、熊以及狼。当猛兽一一败退，退缩回丛林的深处，另外一些更小的动物，或者生物登场：老鼠、蝙蝠、跳蚤，甚至更加微小的病菌、病毒。用人类的冷兵器与热核武器都无法防御的方式，开始将整个地球作为战场。它们的目标仍然是“丛林”，要将整个地球变成另外一种“丛林”，一种与人类达到新的平衡的“丛林”。

公元6世纪。历史上首次鼠疫大流行从中东开始暴发，经埃及南部塞得港，沿陆海商路传至北非、欧洲，一路流行，势不可挡，几乎殃及了当时所有著名的国家。这次鼠疫大流行，竟然持续了五六十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危险的流行期，全球每天死亡万人，死亡总数将近一亿人，直接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

一场鼠疫竟然流行了五六十年吗？是的，这还不是最长的。在小小的病菌面前毫无抵抗力的人类，不知道为何会遭此大劫难的人类，再次遭到攻击。公元14世纪，第二次鼠疫又开始暴发，在欧亚大陆和非洲北海岸肆虐流行。这次的鼠疫大流行，持续了将近300年，欧洲成为重灾区，死亡2500万人，占当时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意大利和英国的死者，占其人口的半数。

鼠疫引发的大瘟疫、大灾难攻击的都是人口密集的城镇，连修道院也不能幸免。对于传染病的成因，14世纪的医生和术士们一无所知。有些人把瘟疫的暴发归咎于星宿的力量，有人则归罪于地震和烟雾，还有的人认为，是犹太人在井水里下了毒。那个时候，也有人想到了用迁移与隔离的手段控制瘟疫，但是从没有人注意到动物，注意到小小的老鼠。大家都认为，大瘟疫如此的恐怖，是因为上帝愤怒了。于是，我们在史书上会看到这样的画面：那些虔诚的神职人员组织起大型的宗教游行。男人和女人大多赤足，穿着苦行衣，或涂着灰，披头散发，涕泪纵横，一边行走，一边鞭打着自己，直到血流如注。

这场空前的浩劫的消失也是十分突然的。1666年9月2日凌晨2点，伦敦一位布丁巷的面包师傅法里诺，忘了关上烤面包的炉子，结果面包店着火了。布丁巷位于伦敦旧城拥挤地区的中心，火势一发不可收拾。到下午，大火已经烧到泰晤士河畔。3天后，整个伦敦已有13000间房屋被烧毁、87个教区的教堂被烧毁，300公亩的土地化为焦土。圣保罗大教堂被烧毁，连古墓也遭了殃。伦敦大火只有5个人丧生火难，大多数市民逃离了灾区，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最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大火烧死了数量庞大的老鼠，地窖中的老鼠根本没有藏身之处。于是，伦敦大火以惨重的代价，解决了1665年以来伦敦的鼠疫问题。

这次鼠疫大流行在历史上称为“黑死病”。到了19世纪末的1894年，“黑死病”再次卷土重来，全球暴发了第3次鼠疫大流行。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达到最高峰，总共波及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的60多个国家，死亡达千万人以上。此次流行传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区之广，远远超过前两次大流行。1898年，法国科学家席蒙(Paul Louis Simond)在印度孟买首次证明，老鼠及跳蚤是鼠疫的传播者。在如此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反复折腾人类的大灾难，竟然是动物，是小小的老鼠以及跳蚤。

于是，鼠疫便不仅只是一个医学名词，而被阐释成为罪恶、苦难以及人类精神创痛的隐喻与象征。于是，我们有了阿尔贝·加缪的名篇《鼠疫》：“4月16日早晨，贝尔纳·里厄医生从他的诊所里走出来时，在楼梯口中间踢着一只死老鼠。”当然，《鼠疫》是以二战作为背景的，剑锋直指德国法西斯，以“鼠疫”为隐喻，将其对苦难、死亡与存在的思考，以及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推到了极致。但是，在瘟疫与病毒一次又一次在全球蔓延的今天，重读《鼠疫》，让我深思的是加缪如下的忠告与警示：“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

五

说实话，倘若不是自己的家乡暴发疫情，对于病毒，我基本处于无知的状态。但是这一次，不仅是我，相信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记住了“新型冠状病毒”以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从病毒的出现到蔓延至全球，惊动世界卫生组织，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仅仅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现在，它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COVID-19”。“新冠肺炎”简称为NCP。此英文缩写，象征着2019年发现的冠状病毒疾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选择这一名称，是为了避免将此病毒与地域、动物或个人所关联，消除歧视。

是的，这次的病毒是“新型”的，至今尚未找到它的发源地和传播途径，这是这次疫情格外凶险之处。但是，“冠状病毒”在专业人士的眼里已是老相识了。

2003年，中国暴发 “非典型肺炎”SARS，在全球引起近万个确诊病例，造成900多人死亡。导致SARS暴发的，就是一种冠状病毒。2012年，沙特阿拉伯首次发现“中东呼吸综合征”，造成全球1000多个确诊病例，其中，近400人死亡。导致“中东呼吸综合征”的，也是一种冠状病毒。除了冠状病毒之外，这些年来，还有几种导致大规模传染病的病毒，也在此起彼伏地袭击着人类。

2005年，H5N1型“禽流感”在东南亚暴发，数百人得病；2009年，甲型H1N1流感，也就是“猪流感”病毒，在墨西哥露面；2014年，非洲几内亚暴发“埃博拉病毒”，当年就造成了11000人死亡。

《病毒星球》一书的作者，美国耶鲁大学学者卡尔·齐默告诉我们，我们的地球，就是一个“病毒星球”。我们生活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病毒史。病毒不仅从未离我们远去，也永远不会离我们远去。我们与病毒，其实早已同处一个“丛林”之中，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体生命，也与病毒共处共存在同一个“丛林”。

病毒造就了人类，将人类视为它的家园、它的丛林和宿主。它是生命，它也要“传宗接代”。于是，一种“逆转录病毒”侵入一种动物体内时，就会把遗传物质插入这种动物细胞的DNA当中。这样，它就充当了“基因快递员”。这种动物会同时把自己的DNA和入侵病毒的DNA都复制一遍，然后，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形成了“内源性逆转录病毒”。于是，我们每个人的基因组中，都携带了将近10万个“内源性逆转录病毒” DNA片段，这些片段占到人类DNA总量的8%。也就是说，人类的基因组可以说是个“病毒泛滥”的地方。同时，也可以说，人类本身就是与病毒共生共存的丛林。

既然是同生共死的关系，病毒也会帮助宿主抑制传染病的蔓延。比如霍乱病，就是由一种叫做“霍乱弧菌”的细菌导致的。当霍乱弧菌暴发，导致霍乱病流行的时候，病毒也会迅速增加。大量的病毒会对霍乱弧菌发起一次又一次迅猛的攻击，去杀死霍乱弧菌。最后，霍乱弧菌“全线溃败”，霍乱病也就被制止了。

人类的生存，离不开空气、阳光和水。病毒为了帮助人类同时也是帮助自己生存，还促成了光合作用，帮助地球成为一个“氧气星球”。 科学家告诉我们，全球四分之一的光合作用都要归功于一种海洋里的细菌，叫做“海洋聚球藻”。海洋聚球藻进行光合作用，产生大量的氧气，改变了地球大气的组成成分。通过分析它的DNA发现其捕捉光子的蛋白基因来自病毒。地球上10%的光合作用，都是因为病毒所携带的基因而发生的。这就意味着，你每呼吸10次，就有一口氧气来自于那些无处不在的病毒。

既然人类已经与病毒长期共存，同处一个“丛林”，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瘟疫袭击人类、毁坏“丛林”呢？这便要说到“新型”二字了。袭击人类的，不是我们本身携带的传统的病毒，而是一种新型的病毒。这种新型的病毒入侵了丛林，企图破坏丛林的和谐与平衡。人体本身的免疫机制立即行动，开始抵御新型病毒的入侵，清除新型病毒。但是，免疫分子如果对病毒感染的宿主细胞进行攻击过度，反而会引起超敏反应，造成肺部细胞被自身的免疫力、而不是被病毒杀死，进而引发肺炎等严重症状，在体内引发炎症风暴，危及人的生命。于是，抵抗者与入侵者激烈混战后会同归于尽。烈性传染病杀死了新型病毒的宿主，同时，也杀死了自己。

这些危及人类生命的新型病毒，几乎都与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有关。病毒让人防不胜防的，是会“突变”和“变异”。流行感冒来源于鸟类，一个鸟类的流感病毒，只需要几个简单的突变，就能摇身一变，成为感染人类的新型病毒。还有可怕的艾滋病病毒，来自于西非的白顶白眉猴，这种猴子携带了一种SIV病毒，独立演化成了HIV-2艾滋病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的MERS病毒，来源于一种非洲蝙蝠。北非的单峰驼偶然接触到了带有病毒的蝙蝠，感染了MERS病毒；单峰驼商队把这种病毒带到了中东地区；然后，这些得病的单峰驼又通过鼻子分泌物感染更多的骆驼，最终感染了人类，又在人类之间传播。而2003年蔓延全中国的“非典型肺炎”SARS，其病毒则来源于另一种野生动物：果子狸。

六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关注的原点，野生动物。

一位美国的医生芭芭拉·纳特森-霍洛威茨在《共病时代》一书中写道：“我们与动物的关系历史悠久且深刻，医生和患者都要让自己的思考跨越病床这个界限，延伸到农家院、丛林、海洋和天空。”而卡尔·齐默在《病毒星球》一书的结尾，曾经这么说：“下一次，再有某种病毒从野生动物身上转移到人类身体内，很可能还会引发大规模疫情，而我们完全可能对致病病毒一无所知。”卡尔·齐默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是2015年。

无独有偶。在武汉暴发疫情后，亲赴武汉防疫前线，并直言“肯定存在人传人”的钟南山院士，在10多年前就曾表达过对“非典重来”的担忧并特别提到了武汉。他在接受专访时一再告诚：“现在一些动物还存在病毒，如‘中华菊头蝠’就存在类似非典的病毒，在香港、武汉都有发现。”钟南山一再强调：“假如我们坚决采取措施，我估计非典不会回来；如果不加强管理，那肯定还会回来。”不幸的是，钟南山一语成谶。时隔17年，类似非典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再次暴发。钟南山再次指出：“病毒很可能来自野味。”

引发这次疫情的野生动物，究竟是蝙蝠，还是穿山甲，还是其他野生动物？公开的暴发点是华南海鲜市场，但是源头究竟在哪里？目前逐渐显现的材料开始证明，新冠肺炎病毒的源头，并不一定在华南海鲜市场；随着疫情在世界各地的流行传染，防疫控制疫情并且寻找其源头的范围，开始扩展到整个世界。这一严酷的现实再次给全人类敲响了警钟。

当人类走出了丛林，逐渐取得了对丛林的绝对支配权，打破了既往的平衡，与丛林形成了不对称的关系。物极必反，丛林开始用自己的力量争取平衡的历程，这种历程包括以野生动物作为宿主或者中间宿主，以病毒和瘟疫的方式向人类发动反击。

在这场新型的战争中，病毒攻击的不是国家、民族、种族、性别、贫富，而是“人”这种物种。病毒将整个地球作为自己的战场、丛林和家园，随着人类与大自然与丛林的关系越来越失衡，病毒借助野生动物攻击人类可能也会越来越频繁。21世纪以来，冠状病毒就已经三次袭击了人类。如果我们还不警醒，还不反思，还不达成新的历史共识，形成新的文明观与价值观，新型的不断变异的病毒还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人类还会继续付出惨重的代价。

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敏锐地察觉到人类必须协调与自然的关系，为世界提供了“天人合一”、阴阳协调以及万物相生相克的哲学观。今天，我们又率先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的文明史观。痛中思痛，我们再也不能让我们的父老乡亲、子孙后代，频繁地遭受新型病毒的袭击了。全面禁止野生动物的捕杀交易势在必行，彻底改变吃野生动物的陋习势在必行，花大气力改善生态环境，坚决制止破坏大自然的决心与行动势在必行。在全民尤其是孩子们之间大力弘扬“天人合一”的人类文明观势在必行，在与新型病毒的斗争中全人类必须形成新的合力与机制的呼吁与努力势在必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切实行动起来，才能不辜负中华民族在这场抗疫战斗中付出的牺牲与巨大努力。我们的孩子们才会以新的视野，品味这句唐诗：“能不忆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