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总会受到研究者更多的青睐，然而《抉择》获奖后却没有得到学术圈足够多的重视。从《祭妻》《姐姐》到《法撼汾西》《天网》《抉择》《国家干部》，张平几乎每部作品都曾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和关注。2018年其携新作《重新生活》亮相上海书展，也再次受到大批读者的关注。然而，大部分的文学史叙述者似乎并不认为这是足以将其作品纳入文学史研究视域的理由。
何也？1980年代以来，西风东渐，为人生、为社会的文学写作越来越被作为过时的理念抛弃，原本只是文学创作之一种的“为自我”写作成为主流。当然，对于个体创作者而言，这样的创作选择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文学史的健康生态需要多样的文学形态和多元的美学思想并存，尽量避免“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史”的局限。然而事实上，建立在西方阐释学基础上的各种理论流派竞相登场，中国传统文学一种重要的审美追求和小说技法被边缘化。而张平作为“主流”中的逆行者，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正在于其对百姓立场、中国叙事、民本美学的坚守，在于其实现了文学大众化的梦想。
宣称“为老百姓写作”的写作立场并不鲜见，难的是几十年如一日从不放弃，难的是被老百姓广泛接受和阅读。从早期所谓的“家庭苦情”系列到后来的现实政治题材，张平的小说几乎囊括了中国社会从1950年代到新世纪所有的社会热点，干群关系、法律公正、三农问题、下岗大潮、反腐败斗争等，作者无不站在百姓的立场，为民生疾苦代言发声，提供了研究中国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文学样本。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充分考虑了大众读者的审美趣味和阅读期待，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弥合了写作者和读者之间已有的裂缝。
从百年前梁启超所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始，“新国民”和“新小说”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就呈现交错式的发展。例如启蒙文学之目的在于启蒙民众，但“追求个性解放”却扩大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裂缝，使“被启蒙”的民众并没因文学而觉醒。鲁迅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他们是要歌唱的，而听者却有的睡眠，有的槁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地，于是也只好在风尘澒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们的箜篌了”，这虽是对沉钟社的评价，但也未尝不是对这一时期文学启蒙效应的写照。因为“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王尔德，尼采，波特莱尔，安特莱夫们所安排的”。包括鲁迅自己的创作也是如此，反抗绝望的悲壮也只是精英读者的阐释，原本要启蒙的大众并不买账。也就是说，当启蒙者不顾及被启蒙者的审美习惯和阅读期待时，那不过是自得其乐，至多引来圈子内部的惺惺相惜。在当代文学史上，文学和大众的错位曾因赵树理等人有过一些改善，但到19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作家追求个人性、私人性，以及对怎么写的技巧的痴迷，文学逐渐变成了“高处不胜寒”的孤芳自赏。在“文摊”和“文坛”之间，前者成了下里巴人，太多的人已然忘却了赵树理当初立志做“文摊作家”的意义。幸好，还有张平在坚守这个朴素的立场。
所谓中国叙事，是指张平的小说借鉴了中国传统说书艺人的叙事技巧。例如以悬念引发读者阅读兴趣，以冲突推进故事情节发展，以强烈情感冲击力引起读者共鸣等。张平的大部分小说都始于悬念。《天网》开头刘郁瑞寒夜偶遇李荣才；《抉择》开头中阳纺织厂群体上访箭在弦上；《国家干部》开头就剑拔弩张，干部选拔的关键时刻，当事人夏中民消失……读者从开始阅读就进入了作者设置的紧张氛围中，被悬念吸引不由自主地探秘故事发展。而这种悬念的设置贯穿整个故事，高潮迭起、险象环生，虽然没有明确的章回体小说的样式，但却深得其精髓，每一节的结尾都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艺术魅力。而冲突作为故事性的必备元素，也是张平小说好看的重要原因。《天网》中刘郁瑞深信李荣才的冤屈，但在一张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中如何突围？在一次次的较量中，主人公每每化险为夷，柳暗花明。尤其是最后陷入困境、“二十二条军规”的荒诞就要在现实中上演时，当年的经手人刘玉杰因为良心谴责，终于在弥留之际揭开了被众多拥有大大小小权力的人严守了20多年的隐秘。《抉择》中，李高成之情与理、爱与恨的冲突就更为错综复杂。一面是当年排除各种反对声音提拔自己的中阳集团的领导们，一面是他心心挂念的纺织工人们；一面是老领导严阵的提携之恩，一面是惊天的集体腐败；一面是对结发妻子的感情，一面是妻子在金钱面前迷失了自我被人利用……李高成从出场就处在抉择的两难之中。选择人民、正义还是屈从于权力、亲情，都是吸引读者的阅读驱动力。何况李高成以一人之力面对上万工人，深夜探秘青苹果娱乐城，孤身探险昌隆服装厂，夏玉莲舍命保护李高成……惊险刺激的画面感使读者获得了良好的阅读感受。
张平作品的另一特色是作者在小说中强烈的介入感。小说中主人公的心理纠结、内心独白以及对社会事件的评议几乎占据了作品五分之一的篇幅，就像传统说书人对故事、人物和事件的旁白解说一样，叙述者和主人公、作者合为一体，成了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某种程度上来说，刘郁瑞、李高成、夏中民等也可以看作是张平的精神化身，由这些主人公代替作者抒发胸臆，带领大众读者在洋洋洒洒、令人拍案叫绝的铺排中，走进人物的内心深处，在共鸣和共情中实现了作者的精神引领。“我们同社会的关系好像一直就是这样：领导干部管理社会全靠个人的素质和魅力，及其本身的自我制约能力。所以就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可以让他管辖的区域艳阳高照、莺啼燕语；而一个坏的领导干部，则可以让他下属的地方天愁地惨、疮痍满目……”谁都知道清官情结是制度产物，但在中国的现有体制下，老百姓不寄希望于清官又能如何？政企分开，权力下放没有错，但随之产生的腐败不就因为“这些领导干部都是上边指派下来的，并不是厂里公司里的工人们真正认可的。只要上边的人不管，下边的人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吗？官员体制之弊不同样如此吗？在重读张平作品的过程中，常会为作者直言不讳的大胆言论所震惊，小说中酣畅淋漓的直抒胸臆满眼皆是，更有深刻精辟的政治见解。作者把深思熟虑的思考通过人物的独白巧妙地传给读者，对普通读者而言，这并非可有可无的点缀。
民本美学是指符合普通大众的审美情趣和美学追求。在张平的小说中，无论是刘郁瑞、李高成还是夏中民、魏宏枝，甚至在其早期的作品《姐姐》《祭妻》中，都刻画了具有完美健全的道德人格、一身正气、不慕钱财、不畏强权、洁身自好的人物，而这也恰是其作品被广为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等，曾红极一时、影响了几代人青春的英雄形象皆在文学史的重述中遭遇批评，而李云龙（《亮剑》）、朱怀镜（《国画》）们则被认为具有更丰富的审美价值。其实后者和崇高美、英雄主义基调的文学原本只是受众群体的审美情趣不同，并没有高下之别，但在1980年代以来，缺陷美、悲剧美几乎被独尊，美学追求日趋单一。我们忘记了，和西方文学起源于悲剧不同，中国传统文学历来以喜剧为其底色。同为神话故事，阿喀琉斯的脚后跟就象征了西方神话中，神具有致命的人性缺陷的文学母题；而中国神话中的人物却是具有神性品格的人，近乎完美无缺。在后来的文学史中，这一审美意趣绵延流长，民间的心理积淀成为普遍的特征，民间传统喜欢“大团圆”，喜欢大英雄，喜欢救世主，喜欢白日梦，因为文学原本就是抚慰他们劳苦心灵的一剂良药。但自五四时期启蒙文学开始，文学史叙述中更多的声音就被精英读者的好恶所占据了，逐渐成为精英者的文学史，而民间的声音则越来越弱。在处理文学与现实关系时，把人对现实的无奈、妥协、沉沦、同化作为文学新的空间。
把《沧浪之水》与《抉择》作个比较，就能清晰地看到这两类文学观的区别。前者被认为是一部思想哲理小说，写出了一个心怀大志的医学院研究生池大为如何遭遇现实物质与人格的挤压，被迫放弃神圣理想的坚守，投入自己原来反叛厌恶的阵营，成为其中的一员，功成名就。作品将一个知识分子的沉浮与灵魂的斗争写得的确很有力度，发人深省，但最终的结果是池大为以灵魂的迷失、自尊的放弃为代价，终于变成了一个他曾经最嘲弄、最看不起的人。诚然，这是真实的残酷现实，这样的成长叙事符合生活的真实，即个体在面对庞大的社会法则时，大多数会被社会所改变。但是，让读者深味这残忍的人生之后又如何呢？而在《抉择》中，家国天下的抱负才是李高成始终不渝的追求。尽管他经历了种种抉择的艰难，但最后还是实现了人格的重塑。当池大为被迫告别理想人格的时候，李高成却一次次从现实起飞，击败了所有的羁绊，实践了自己家国天下的理想。在张平笔下，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除了入木三分地揭示与批判外，还兼有了想象与飞扬，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种想象和飞扬也许有助于他们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吧。其实，具有神性品格、积极乐观的态度，以完美的道德伦理来介入现实的作品并不是《抉择》《天网》等的独创，而是中国文学固有的美学传统，张平努力修补着这个“曾经沧海”的美学世界，努力使其不变成专业读者的阅读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