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报》是俄罗斯历史最长的文学报刊之一，1830年1月，由普希金在圣彼得堡创办。这份报纸时断时续，直到1929年由高尔基恢复出刊，后成为苏联作家协会机关报，是苏联时期最有社会影响的报纸之一。苏联解体之后，《文学报》继续出刊，虽然印数和影响力均有所下降，现今依然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平面媒体之一。近期，在莫斯科访学的常景玉博士对该报副总编科尔帕科夫进行了采访。
常景玉：到2020年1月，《文学报》已经190岁了，它是俄罗斯最古老的文学刊物。那么，它在这几个世纪中坚持了哪些传统呢？
科尔帕科夫：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表述，也就是我们的广告语——“思想者读的报纸”。我认为，在这190年间我们一直努力给每期报纸提供大量的材料，以供人们去思考和比较。这是《文学报》的第一个传统。其次，每期报纸的栏目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新书推荐、新老作家采访、名人纪念日报道，以及政治、艺术、电影和电视方面的内容。当然，《真理报》《消息报》和《共青团真理报》都非常好，可《文学报》一直以来都有某种独特的气质，它有自己的特点和命运。在俄罗斯20世纪末的改革时期，《文学报》上刊登了很多著名的长篇报道，老师、医生、教授、工程师等都会读《文学报》。
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我们要帮助人们思考，让人们在浩瀚的书海中找到更有价值的书。我认为，发掘天才也是《文学报》的一个传统，很多作家的处女作都是发表在《文学报》上。例如，1956年，安德列·沃兹涅先斯基的第一首诗就发表在《文学报》上，我们为此而骄傲。在某个纪念日，我们复印了这首诗赠送给他，他非常高兴。我们都深深地爱戴他，并为他的离世感到遗憾。可以说，所有出色的苏联作家都在《文学报》上发表过作品。后来的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布罗茨基和索尔仁尼琴，以及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和罗杰斯特文斯基，这些名字都曾出现在《文学报》上。《文学报》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最有才华的人，甚至在这些人的生命中引领着他们。改革之前，报纸的发行量曾达到650万份，如今要想达到这个数字自然是不可能的了。我年轻的时候，只有订阅《文学报》的人才有资格让邮递员送报上门，而且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订到。而现在，谁订阅《文学报》，我们就送他帕斯捷尔纳克的两卷集。
我们不会高估《文学报》对国家的影响，但《文学报》的确能体现出改革的内容，比如生活的变化、人的不同、重大社会事件等。当时《文学报》社的工作人员有250多人，我们在中国、日本、美国、意大利、德国和非洲都有自己的特派记者。他们被派到世界各地，报道当地新闻。现在这些职位都消失了，不需要这些职位了。因为我们打开电脑点击鼠标，就能在网上看到俄文版的《人民日报》。
常景玉：《文学报》见证了俄罗斯的历史。我们不仅能了解文学特点，还有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情况，《文学报》是怎么度过20世纪末的改革时期的？它在当时的社会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科尔帕科夫：戈尔巴乔夫不止一次提到，《文学报》是他读得最多的报纸。我们曾是一家很富裕的报纸，赚了几百万卢布，可是后来所有的钱都不见了。我们进行了改革，可自己却被它折磨。但我认为，正是在这个时候《文学报》发表了一些优秀的作品。在改革初期，一切都很好，报纸发行量也增长了；经济和财政改革后，钱开始贬值了，人们一下子变得无比贫穷。我们报社对参与改革并不后悔，报纸是改革的旗帜。总的来说，每个人对改革都有不同看法，重新审视改革的成果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改革之后的时期对报纸是个巨大的考验，因为曾经650万的发行量变成了20万，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常景玉：在《文学报》社里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它的历任主编都是创作型人才，比如诗人、小说家、评论家等。现任主编马克西姆·扎姆采夫也是如此。您认为，这对报社的工作有什么样的影响？主编本人独特的视野、创作观和世界观对贵报有影响吗？
科尔帕科夫：《文学报》的两位创始人是普希金和杰里维格，他们都是很优秀的诗人。多年来，《文学报》确实都是由创作型人士领导的。恰科夫斯基是非常著名的作家，列宁奖章获得者，但《文学报》上没有刊登过与他个人创作相关的作品，他认为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东西不太合适。那个时候是这样的，现在有所变化。主编当然会在自己主编的报纸上留下印记，试想，如果恰科夫斯基不喜欢某位作家，就算他不批评那位作家，但也不会刊登那个人的作品。我完全同意，报纸的领导者不能只是记者，而应该和文学有所联系。毫无疑问，主编就应该是评论家、小说家或是诗人。马克西姆·扎姆采夫很年轻，今年48岁，但他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我们的历任主编中没有一个人是出身于文学院的，虽然恰科夫斯基曾在文学院学习，但是那完全是战后另一种类型的文学院。马克西姆·扎姆采夫还是位诗人，最近在圣彼得堡要出版他的长篇小说《首席乐师》。他了解现代文学，认识很多文学家和自由主义者。现在对于报纸来说是好时候，因为没有什么禁止的题材。我们正在马克西姆·扎姆采夫的带领下努力写文章、写评论、庆祝纪念日，并帮助所有有才华的人，比如德米特里·贝科夫、扎哈尔·普里列平、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尤里·马利斯等。可能这个想法过于理想化，因为当前的情况不允许把这么多人的名字都留在报上。现在发行一期报纸，只需要一个房间和一台计算机，很多人都在家里远程办公。
《文学报》社是一个团队，这里不仅有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更有许多喜欢从不同的角度思考的人。这些人在做一件共同的事，在这件事情中我们是个集体，是团队，这种团队的概念是从披头士乐队开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报社就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合奏的学术乐团，它包含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们有不同的年龄、背景和生活观念。但这些人都想帮助聪明的人，想捍卫人们的权利。
常景玉：《文学报》更喜欢什么样的年轻作家？报社用哪些方式去支持他们？
科尔帕科夫：10年前，我们设立了“金色杰利维格奖”，在这个框架下，还有“年轻的杰利维格”这样一个奖项。我们一直在各地寻找年轻的作家。此外，《文学报》是当前仍然刊登诗歌的唯一一份报纸。我经常去大学附近，看到站在一起吸烟的男孩和女孩们，我想，他们中间可能会有未来的天才，有未来的布罗茨基和未来的索尔仁尼琴。《文学报》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府共同举办“塔夫里达竞赛”，这项竞赛每年8月在克里米亚举行，我们邀请几百位青年作家、青年诗人和青年评论家，去那里一起生活、交流、演讲。中国人喜欢合唱，合唱里又有每个人的声音。我希望这些青年作家的作品可以传到中国、美国、德国、以色列，可以遍布世界各地。我认为，只有报纸在积极无私地帮助这些作家，因为我们不向他们收钱，免费帮他们出版新书，帮他们去塔夫里达。当然这很难。如果一个人在12岁时出版了诗集，在16岁时首次出版了小说，那么就该去帮助这个人，比如不让他入伍或是给他国家奖学金。我们一定要帮助他。我去过巴黎一家专门出售俄语书的商店，这说明在法国也有人在读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法国的两位前总统都非常喜欢《叶甫盖尼·奥涅金》，希拉克总统甚至还学了俄语，翻译了《叶甫盖尼·奥涅金》。良心告诉我们要帮助青年作家。每天我们都会收到很多来信，我总是对文学部的同事们说，一定要读每一封信，因为这里面可能会有两行诗是出自未来的阿赫玛托娃或布罗茨基之手。
常景玉：如今，人们有多种渠道去获取信息，这对于报纸来说是一种危机。为了吸引现代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你们做出过哪些努力？
科尔帕科夫：这是个最可悲的话题，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吸引年轻人读报纸。我每天都乘坐地铁。记得以前，地铁上每个人都手持一份报纸，而现在没有一个人看报，所有人都在看手机。当我看到有年轻人在读《文学报》的时候，我甚至想给他们点钱，好让他们继续下去。我在大学里教新闻学，大学生也不读报纸，报纸文化已经过去了。或许在21世纪我们无法阻止这个潮流。《文化报》已经出版了90年，可它现在不是每月出四期，而是只有一期，其他内容都在网站上公布。但我始终认为，书永远不会消失，报纸也不会消失，因为我们可以把它拿在手里，可以折角、画线、裁剪，或者写下自己的感想。我们当然也做了门户网站，举办各种比赛，做一些文化衫，以此来吸引读者订购我们的报纸。但订阅的读者数量并没有增长，只是维持在同一水平。因为每年都有聪明的男孩女孩考入大学的语文系，他们是读报纸的。在一个美国大学有人订《文学报》，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报纸上的俄语是非常标准的，这种标准的俄语可以在俄罗斯境外推广。不久前，我去日本和其他技术先进的国家参加国际会议，那里的报纸发行数量根本没有减少，而我国却不是这样。现在订报纸的人越来越少，报纸不该消失，而是要采用其他形式。
常景玉：《文学报》上的文学评论有什么特点吗？现在它最关注哪些方面的内容？
科尔帕科夫：过去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批评家，就要精通俄罗斯的古典文学。而现在的批评家应该是个非常懂技术的人，没有互联网这类的工具，文学评论就不可能存在，这是我们时代的现实。除此以外，批评家应该理解并能跟上青年作家的脚步。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批评家会知道，哪几行诗写得好，哪几行写得不太出色。但最重要的是，以前是批评家把书带回家去读，而现在他们得自己去找书。也有人喜欢用其他的形式去获取信息，但我已经习惯于读书，现在是21世纪，我不想像个老人一样说“我们的年代有更多人阅读”，因为年轻人并不这么认为。我们读了很多没必要的东西，而他们只读那些不可或缺的东西。现在，要是发行一本新书，就一定要举行很多活动，作家要去书店、展览馆做宣传，或者是上电视节目来让人们了解到这个信息。现在有很多书店，例如，莫斯科书店一直营业到凌晨1点，那里总是有人，除了喝咖啡、拥抱、接吻，他们还可以在那里读书。现在图书的营销方式已经完全改变了。过去的书有自己的生命，而现在则是要把它传播给读者。想把这些连接起来并不容易。但是年轻的批评家应该具备良好的现代媒体的沟通和运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