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或续写名著通常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原作者已将读者的胃口吊得很高，于是一不小心就成了狗尾续貂。然而凡事都有例外，比如英国著名小说家琼·里斯（1890-1979）对经典作品《简·ּ爱》进行颠覆和解构的小说《茫茫藻海》。

琼·ּ里斯被誉为英国文坛“继伍尔芙之后现代主义巅峰时代最伟大的女作家”，并被当代女性主义者称为“代言英雄”。她出生于地处西印度群岛的多米尼加首府罗素城，原名爱拉·ּ格温德琳·里斯ּ·威廉斯。她的父亲是一位威尔士医生，她的母亲则来自苏格兰名门望族，其家族在1834年废奴法令颁布以前拥有大批奴隶。1907年，里斯离开岛国去往英格兰，学习舞台艺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里斯一直居留伦敦，同时尝试文学创作。战后，她前往巴黎，与一位名为琼·兰莱的荷兰记者结婚。后者因金融犯罪入狱，里斯也陷入一连串的不幸当中，包括儿子病死以及她母亲去世（这一段经历在《离开麦肯齐先生之后》中有详细刻画）。幸运的是，不久她邂逅英国著名作家和编辑福特·马多克斯·福特，这一段感情纠葛引领她正式走上文学道路——这一段也是琼·ּ里斯小说创作的一个成熟和丰产期（其中《早安，午夜》最为知名）。然而在此之后，里斯再次遭受生活打击，心灰意冷，决定返回故乡多米尼加，隐姓埋名。

在多年沉寂以后，一个偶然的机缘，英国的一家广播公司打算购买小说《早安，午夜》的版权，便刊登广告寻找小说作者，于是作家里斯重新走入公众视野之中，评论家弗朗西斯·ּ温德海姆以出版社的名义向她约稿。7年后，经过里斯本人反复修改，基于《简·爱》人物和故事情节的改写本《茫茫藻海》（1966）问世，获得评论家和读者一致好评。当年就获得英国皇家学会奖，次年又摘得W.H.史密斯文学奖。1974年，琼·ּ里斯当选为英国皇家文学学会会员。1979年，琼·里斯病逝于英格兰的德文郡，其生前未竟之自传以《请微笑》（1979）为题出版（国内有黄梅先生译文，刊载于《世界文学》），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特里林夫人戴安娜·特里林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对之给予高度评价：“除了个别句子稍显拖沓，里斯小姐的文笔一如既往的清丽洒脱。”在女作家身后，《茫茫藻海》被《时代》杂志列入二十世纪“最好看的百部英文小说”，并于2006年获得“契尔特纳姆”文学艺术奖——这一奖项是英语小说界最具声望的“布克奖”的延伸——“布克奖”只授予本年度最佳小说，而“契尔特纳姆”奖则是颁给某一特定年份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的优秀小说。

琼·ּ里斯在访谈中不止一次谈到《茫茫藻海》的创作动机：“在孩提时代，当我阅读《简·爱》时，我就想，为什么她（夏洛蒂·勃朗特）居然认为克里奥尔妇女是疯子。把罗切斯特第一位妻子伯莎变成一个可怕的疯女人是怎样的耻辱！我立刻想到，我要尽力为她续写出生命。”里斯以夏绿蒂·勃朗特为靶心，矛头事实上针对所有傲慢无知的英国人、以及他们对西印度群岛殖民地人民（里斯的母亲是克里奥尔人）抱有的偏见。里斯声称让克里奥尔妇女“失语”的一整套辞令都是赤裸裸的谎言：那“仅仅是一方——英国方面的说法……西印度群岛的人则有另一面”。而里斯本人潜心创作（改写）《简·爱》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让失语的“疯女人”开口说话。日后在她的自传里，里斯更进一步阐释道：“我一遍遍地阅读《简·爱》，我肯定，这个角色需要塑造。在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里，这个克里奥尔人对故事情节非常重要，但她尖叫、咆哮、恐怖地大笑，然后攻击所有的人……对我而言，她必须要有过去，还有罗切斯特为什么可以如此心安理得地冷酷对待她，为什么他认为伯莎疯了，然后她就理所当然地疯了，为什么她会烧了所有的东西。这样，这个角色才有说服力。”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也是《茫茫藻海》与以往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小说大异其趣之处：它不是以现实中的人物事件而是以既有文本中的人物事件为关注焦点和描述对象——作品中的人物大部分出自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故事情节也是从《简·爱》中照搬，结局更与《简·爱》完全一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茫茫藻海》并非是对《简·爱》人物情节的简单模仿，也不仅仅是对一个已有文本的颠覆，而是与《简·爱》既有互文性联系，又不乏原创性的独立文本，并且具有几乎同等的艺术和审美价值。

20世纪20年代，正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以霍尔、伍尔芙、韦斯特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女性勇敢地站出来揭露女性长期被压迫被奴役的事实，并号召广大妇女行动起来，为争取平等自由权利而斗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琼·里斯选择19世纪的文学经典《简·ּ爱》为突破口，抓住原著中罗切斯特与“疯女人”伯莎之间一段暧昧关系的这一“破绽”，以全新的女性主义的视角，对这部名著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解构。

原著中的疯女人伯莎是一个疯癫失常令人厌恶的形象，是罗切斯特与简·ּ爱之间美满姻缘的绊脚石。可在《茫茫藻海》中，读者看到的却是安托内特这样一个凄婉、柔弱、饱受欺凌折磨而又令人同情的女性形象。她的生父荒淫无耻，与黑人女奴苟合生下若干子女，加上他所从事的贩奴等罪恶勾当，使得她们一家饱受白人的冷眼和黑人的仇视。继父马森先生看中的只是她们家族的财产，对她们母女二人毫无同情怜悯之心。自私、固执、猜忌阴冷的罗切斯特也纯粹是为了金钱权欲而与之结合，在听信了别人的谣传以后对安托内特横加凌辱，逼迫母女二人走上同样“发疯”的道路。这也反映出20世纪以前人身毫无自由、经济无法独立的广大妇女的共同命运——她们要不充当“男主人”的奴隶（包括性奴），要不就要被逼发疯——60年代以后美国女性主义代表人物吉尔伯特和格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中深刻分析了这一意象后面的社会原因。

《茫茫藻海》一书的出版从根本上拓展了后世读者对《简·爱》的理解。正如美国作家丹尼尔·麦克劳格林在《巴黎评论》上所写的那样：“这本小说并不只是捕捉了来自夏洛特·勃朗蒂《简·爱》一书中的灵感，它直面《简·爱》，进一步阐明其主题，改变了整个故事的叙述手法。”与原著中由简·爱的视角和口吻一路叙述到底的写作手法不同，在《茫茫藻海》中，里斯采用了多角度的叙述手法：同一件事情，如安托内特母亲的发疯，由旁观者但尼尔、女仆克里斯托芬及安托内特本人做出不同的解释和说明，交叉影响，互为补充，至于谁更切实可信，则惟有读者用心去仔细体味，才有可能发现答案。小说的第一部分，由童年安托内特的视角展开，交代她的家庭背景及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第二部分改由罗切斯特口吻进行叙述，通过罗切斯特与他人的谈话及其他试图查询“事情真相的种种努力”将过去发生的时间换一个角度重新描述一遍。第三部分较短，又改由安托内特以内心独白的方式进行叙说，细致刻画她在遭受囚禁直至发疯整个过程的心理活动，从而使得整部小说结构错落有致，笔墨浓淡适宜，取得了较好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效果。

琼·里斯在《茫茫藻海》中，运用高超的笔法和凝练的文字，不仅揭示出殖民主义给广大黑人和普通白人所带来的痛苦、愤怒和人格扭曲，更控诉了资本主义婚姻关系和道德伦理对广大妇女的摧残。朱虹先生认为，里斯的最大贡献在于让《简·爱》中被剥夺了说话权利的“疯女人”伯莎开口说话：“她的声音揭露并颠覆了父权制和殖民主义价值观，从而揭露出殖民主义的虚伪冷酷。”而当代西方著名文学理论家斯皮瓦克则进一步指出，《茫茫藻海》的最大意义，不仅在于里斯让“疯女人”伯莎开口说话，更在于为她重新塑造了人性，使原本“喑哑无声”的伯莎在“至暗的黑夜”焕发出人性的光辉。《茫茫藻海》被称为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经典之作，原因或正在于此。

在此之后，从经典作品中寻找颠覆性视角，从而对文学名著加以改写或“重写”乃成为西方文坛一时之风尚。几乎与里斯同时，英国著名戏剧家汤姆·斯托帕德（《莎翁情史》作者）从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抽取两位宫廷弄臣，编导出《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之死》（1966）这部诗剧。1986年，南非著名作家库切在小说《福》中对笛福《鲁滨孙漂流记》中的种族主义书写提出质疑和解构。1990年，英国新生代作家玛丽娜·沃妮在《靛蓝色》中对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殖民思想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抨击。1999年，美国畅销书作家塞纳·杰特·那斯朗特《亚哈的妻子》一书是基于对梅尔维尔《白鲸》的重读和续写。2015年，澳大利亚裔美国新锐女作家杰拉尔丁·布鲁克斯以《小妇人》中常年“缺失在场”的父亲马奇先生为主人公，创作出小说《马奇》（2015），受到英美文学界一致好评，等等。以上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无不受到琼·里斯《茫茫藻海》的深刻影响，通过为边缘化受压迫的人群发声，这些与经典作品“平行”的当代作品向世人发出警示：身处21世纪的读者必须具备历史的鉴别力，同时也必须树立平等的世界观。作为西方自20世纪60年代“文化反叛”（或“反文化”）运动以来的一种特定表达方式，这一类改写堪称不折不扣的“文化修正主义”，它们既挑战了正统（即哈罗德·布鲁姆所谓“西方正典”），同时又强化了正统。可见，伟大的文学作品在汲取时代精神的同时，也具备延时释放药效的功能，让百代而下的读者反复咀嚼回味。从这个角度看，“让疯女人说话”，不仅是文学经典自身“对话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后生文本”成长为经典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