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演员马克斯·冯·叙多不久前以90岁高龄辞世。
但是绝大多数观众对他的名字是茫然的，必须提醒一下，他扮演了当红美剧《权力的游戏》里的“三眼乌鸦”时，人们才会恍然大悟地“哦”一声。
很少有人会意识到，马克斯·冯·叙多是世界电影史上屈指可数的最伟大的几个演员之一。在一个没有基本演技的明星都会被“吹爆”、送上热搜的时代，似乎“演技”已经是个可疑的词。前一段时间，表演类综艺的被追捧，也佐证了这一点，例如，连有的“导师”都把装腔作势的“感动”当作好的表演。
但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去“吹爆”真正的演员，因为他们对世界电影艺术的卓越贡献一望而知，他们的表演本身就是电影杰作的一部分。
诚然，马克斯·冯·叙多演过100多部电影，每一部都不曾辜负自己的角色，但只有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才和他是完美的相互匹配。
人们通常乐于将演员的形象和角色联系起来——或许正因为如此，英国某海报公司为纪念马克斯·冯·叙多的仙逝，邀请我国著名设计师黄海设计的纪念海报上，正是死神笼罩着骑士——《第七封印》讲述的是欧洲黑死病流行期间，一个归来的十字军骑士与死神较量（下棋）的故事——或许是设计师刻意要避开“博弈”这个影片的核心意象，力图发挥新意，舍弃了“下棋”。只是离开了人与死亡的博弈，这个故事看起来就和星球大战或是“权游”一样的平庸了，特别是在全球当下特殊的语境下，人类是否能战胜病毒，如何战胜，影片已经给出了答案：骑士虽然被瘟疫死神收割，但他从未害怕、退缩，并尽他的全力爱人、救人，面对死神，在这种极为考验人性的情境下，他始终保持着骑士的（或者说人本主义的）优雅和尊严，这本身便是战胜；最后逃出生天的马戏团小丑一家，更是强化了这种战胜。冯·叙多本人与生俱来的、耀眼的优雅气质，使他不用怎么去演就令人信服。他的外形即便在最挑剔的女观众看来也是毫无指摘的。他有典型北欧男性的外表：身材颀长、瘦削，却很结实，给人力量感，纯正的、浅色、闪亮的金发（这一点很稀有，金发一词并非指咱们认为的“黄头发”），北欧天空一般的灰蓝色眼睛。 但奇怪的是，我们很少为他本人的英俊外表所吸引。
当然，在这部影片中，冯·叙多也演绎出了骑士复杂内心的层次感、信仰的动摇，以及为何最后我们会深信其高贵的原因。但这并不是他最好的演出。
当然，能塑造离本身形象条件很远的角色，是一个优秀演员的本事。比如在伯格曼导演的《处女泉》中，冯·叙多扮演的是一个爱女被歹徒强暴杀害，为女儿复仇的中年农村地主。其实他当时还很年轻，但他同样使你信服，这是一个农村的父亲。 影片里他在密室中手刃三恶徒的桥段，对于看惯了浮夸的功夫片的我们来说，真实朴素得令人吃惊。
关于好演技常见的见解中有一种倾向认为，能演出一些极端的、偏离日常生活的角色才是好的演技。例如冯·叙多出演过各种内心阴暗的变态、巫师，但此种见解是相当平庸的。这些角色对于冯·叙多而言，就好比他在游戏中客串马里奥大叔一般。
对于演员来说，真正的考验是演“普通人”，是演出普通人人性的复杂、丰富、饱满。这意味着演员首先要理解自己、认识自己，认识自己身上普遍的人性，不依靠夸张、离奇的肢体语言和声嘶力竭的台词，让观众从这个艺术形象中看到自己，这样的启迪并不是每一部影片、每一个著名演员都能给予。
这样的情况通常只能发生在伟大的导演和伟大的演员之间。我们不妨通过伯格曼的两部电影来说明。在大导演当中，伯格曼恐怕是最喜欢给演员极大发挥空间的，他也常常将成果归功于演员——无论导演真实目的是什么，演员的创造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娜的受难》（The Passion of Anna，1969）经常被译作《安娜的情欲》或者《安娜的激情》。从这个译名我们可以看出伯格曼电影从来就与大众绝缘，从来不是轻松的休闲娱乐。作为一个从小就徘徊在基督教信仰边缘的艺术家，Passion一词本来具有的宗教意义，蒙难、受难、蒙受羞辱，正是伯格曼这部影片的关键词。冯·叙多扮演的安德列亚斯和丽芙·厄曼扮演的安娜，他们都在“蒙难”，他们都是生活中的“失败者”，都因为别人的所谓“好意”而蒙羞，因而被践踏的感觉更加深重。而安娜又将这种羞辱反作用于安德列亚斯。安德列亚斯是一个“失败者”，一个被判过刑的男人，他来到一个小岛，以为可以重建自己的生活，结果他发现自己依然根本无法逃离。安德列亚斯坦承：“我害怕蒙羞，那就像地狱一样，我接受蒙羞并忘却它……我没有死，但却活得没有尊严，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蠢，但大多数人活得没有尊严，内心充满蒙羞、郁闷、愤懑。他们只知道他们还活着，他们知道没得选择，即便选择了也不会有结果。一个人可以厌恶蒙羞吗？这是我们必须存在的疾病吗？我们总是谈论自由，可自由不是蒙羞的毒药吗？或者只是迷幻药。蒙羞的人就要忍耐吗？我不能这样活着……”这部影片的“蒙难”指的正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甚至被剥夺了因为痛苦而喊叫的权利，因为他们惊扰到“上层人士”的岁月静好了。
问题是演员要怎样才能把这种蒙羞感和反抗演出来？而且是在台词极少的情况下？ 这是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里面穿插了几段对演员的采访：对于他们所扮演角色的理解。冯·叙多是这样说的：“他想掩饰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里也是个监狱，他成了岛上的犯人。作为一个演员表演最大的难度在于，台词很少的时候怎样表达这种感受”。
然而他的表演并没有时刻在想着这些感受要如何表达，而是将表演建立在对真实的生活的反应中，安德列亚斯真实的软弱流露在看到被陷阱捕捉的小狗那一刻，那是真实痛苦的流露；但他也会穿上西装， 参加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艾里斯的晚宴，也似乎很得体；在和安娜的关系中他是被动的，直到无法忍受，不断刺穿对方的伪善。重要的一点是，他的表演都基于角色对于生活的立场。例如，安德列亚斯去看被岛上的居民迫害自杀的约翰最后一眼。在这短短的一分多钟，他没有什么大幅度的动作，只是用了几个眼神就让我们觉察到他的“物伤其类”，隐藏的愤怒和反抗。
《羞耻》（1968）是另一部冯·叙多的表演发挥了极大作用的伯格曼电影。本来这部影片是伯格曼对于1968年世界动荡时局的回应，但两位主演，即冯·叙多和丽芙·厄曼的精彩表演完全避免了某种政治观念的传达。
塔尔科夫斯基在《雕刻时光》中极为称赞冯·叙多在《羞耻》中的表演：
“……我们来看看伯格曼的电影《羞耻》。里面没有任何演员传达导演理念、诠释形象的概念……它完全隐蔽、融化在角色鲜活的生活中。影片的主人公们被环境所压垮，他屈服于环境，因此，他从不向我们传达任何思想，以及对影片中所发生的事件下任何结论，一切留待电影整体，以及导演构思去解决。他们的表现何等出彩！我们不能简单地评价他们孰好孰坏。我永远不认为主人公冯·叙多是个坏人。每个人身上都有好的和坏的部分。影片中没有作任何评判，因为演员的表演中看不出来任何倾向性。导演在电影中环境的设置利用是为了研究在这些环境下，人性所能达到的可能性。而根本不是为了图解某种预设的理念。
马克斯·冯·叙多这条线索拍得何等深刻。他是个很好的人，一个音乐家，一个善良而敏感的人，他貌似胆小鬼。然而并不是所有勇者都是良善之人，懦夫也未必就是坏蛋。诚然，他身体虚弱，性格软弱。他的妻子比他强很多，她有足够的力量战胜自己的恐惧。而主人公马克斯·冯·叙多却是无力的。他因为自己的软弱无能而深受折磨，他试图隐藏，躲在角落，装聋作哑——他这么做，就如同一个孩童，真诚而幼稚。然而，当生活与环境迫使他做出防卫时，他马上就变成了一个恶棍。 他失去了以往内在的善。然而，全部的戏剧性和荒谬性在于，因为这种新的特质，他变得为妻子所需要，而她则从他这里寻求支撑和救赎。同时她一如既往地鄙视他。当他扇她耳光，叫她‘滚’的时候，她依然匍匐在他身后。这里有某种传统的消极的善与积极的恶的理念。然而这一切表现得何等复杂！主人公在影片的开头连一只鸡都不敢杀，然而他一旦找到了防御手段，就变成了一个残酷的无耻之徒……”
塔尔科夫斯基的观察是敏锐的：战争，或1968，并不是影片的目的，只是用来揭示人性的手段。战争是将人类残忍和反人性因素合法化的最为明显的例子。在战争状态下，冯·叙多演的音乐家瞬间就失去了他的优雅——他那从前表面化的人文主义者、知识分子的价值观。这与《第七封印》中的骑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优雅是“君子豹变”，而不是“小人革面”。冯·叙多生动而准确地演出了人的怯懦——在极端情境下，怯懦和恐惧会让理性良知缺席，激发出潜藏的恶。而这同样也是“普通人”，是“沉默的大多数”。而作为演员的冯·叙多不仅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演出了这种复杂的人性，真正体现了作为一个演员可能达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