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于是之先生是多年的老友。不幸的是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我永远怀念他。

最近，我读了曼宜大姐的新著《我和于是之这一生》，感概良多。它不仅勾起了我对是之的许多美好的回忆，而且使我加深了对是之的认识和理解。它真实、详细、深刻地描述了他那活生生的人生，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是一部十分难得的回忆录。

我于1961年9月，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当时的中国文联大楼在北京王府井大街64号，离北京人艺只有百步之遥。人艺一有新戏，人艺办公室的张学礼同志就通知我去观看彩排。“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几乎每戏必看。从这时起就认识了是之先生。与他经常见面，但交往不多。

1980年，我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当编辑。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负责编辑出版《〈茶馆〉的舞台艺术》（1984年荣获“第一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拟将此书作为《茶馆》赴西欧巡演时，赠送西欧戏剧家的礼物。时间相当紧张，而且质量要求很高。

为了争取早日完成任务，剧院领导就专门给我腾出一间办公室。从年初开始，我每天就在这里上班。白天看书稿，晚上带着书稿看演出，核对舞台调度图。我的办公室在二层，是之先生住在四层。这就给我和他的来往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条件。对书稿中有关舞台艺术方面的问题，可随时向他请教。我之所以能如期较好地完成任务，与是之先生的指导与帮助是分不开的。

从此，我和是之先生的来往和合作就更多了。

我和他经过几十年的交往，给我总的印象是：他既杰出，而又平凡，往往在平凡中见杰出。这是使我终生难忘的一个独特的人生。这里，主要谈谈他人生中令人崇敬的特点：

一是他的人性、人道精神。

我和他在生活方面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喝一点儿小酒。我每次到他家去，他总是带一瓶好酒，邀我到他家楼下的小饭馆，边吃边喝边聊。天南海北，无所不谈。他知道我是湖南人，就兴致勃勃地谈起1951年他在湖南澧县参加土改的一些故事：

那年10月的一天，领导派他押送一名地主到该县的大岩乡参加批斗大会，天黑了，人生地不熟，只好在路边的老乡家借宿住下来。老乡家很穷，既没有床，也没有多余的被褥。只有一条盖储存白菜的破床单。是之将破床单给了那个地主，自己就和衣坐靠在门口看守。

听了这个故事，引起我深深的联想和思考。

田本相曾经这样说过：“他（于是之）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我觉得他活得真实，活得实在。恕我直言，我也看到一些演员，在生活中，似乎总给人以演戏的感觉。有些大演员还有一种‘戏剧大爷’的派头。也许，就是这些使我对他产生一种‘平民’印象的吧！”是的，平民思想意识可以说是于是之先生真实人生的本质特征。

除了上面谈到的那个故事外，我还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件事：

1993年8月26日至31日，由于是之先生主持，在密云县水电部绿化基地招待所召开了“论北京人艺风格专著”（后定为“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研讨会。我有幸出席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田本相、顾骧、何西来、童道明、柯文辉、王宏韬等专家。休息的那天，我们游览了金山岭长城。归途中，我对是之先生说：“于大师，您为招待所写的‘醉碧’二字挺飘逸，能赐我一幅墨宝吗？”他欣然答应，并因我称他“大师”而引起他一番议论。

他问作家柯文辉：“老柯，你听到了吧？”老柯靠近他。

他说：“有几位记者喊我‘大师’，拿小人物开心，我听了两夜睡不安稳。请告诉我，何谓大师？”老柯沉思片刻后，回答了他的提问。

他接着说：“请你再写篇文章告诉大家，不能大师满街走，我不是大师，只是个普通演员，局限性很大。”

他永远视自己为“平民”“小人物”。“平民意识”伴随了他的一生，充分表现他的人性、人道精神。因此，他熟悉平民，同情平民，热爱平民。他能创造出一系列舞台艺术平民形象经典，其根基就在这里。

二是他的敬业精神。

上面谈到，他答应赐我墨宝之事，一直记在心里。

从密云回来后，过了两天，他给我打电话，说字已写好，要我去取。我立即乘公交车去他家，直奔他的书斋。一进门，我眼前一亮，看到他书案上的条幅，上书两行大字：“千秋事业 赠景辉先生。”我高兴极了。他感到十分得意的是，站在窗前能看到绚丽多彩的西山。这条幅上“千秋事业”四个大字，就像洒满西山的阳光，光芒四射。

回家后，我又仔细欣赏、琢磨，觉得它不但书法美，更重要的是，这四个字寓意十分深刻。他是勉励我要将戏剧艺术当作千秋事业奋斗终生。

于是之先生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一生无私地、兢兢业业地奉献给了戏剧艺术这一千秋事业。为中国话剧舞台艺术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创造出诸如程疯子（《龙须沟》）、王利发（《茶馆》）等话剧舞台人物形象的经典。

我相信：于是之精神，一定会在戏剧界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