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者：你是前往武汉的报告文学作家采访团里最年轻的成员。为何决定奔赴武汉前线？当时情况是怎么样的？
曾 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看到确诊人数越来越多，心里慌乱而沉重，根本不能静下心来继续原本的创作。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作为一名青年报告文学写作者，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使命用手中的笔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
我在新闻中看到“95后”青年女医生甘如意的事迹之后，深受触动。她一个人骑单车四天三夜，逆行300多公里从老家返回武汉抗疫一线。路上的曲折与艰辛时刻考验着年轻且瘦小的她，是身为医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支撑着她最终抵达武汉的。近年来，我创作的视角主要聚焦当代青年群体，之前采访大学生西部志愿者的时候，我和甘如意母校的老师联系较多，于是便通过她的老师与她取得联系。去武汉之前，我就已经在电话和微信上开始了采访，创作的报告文学《甘心》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当真正接到中国作协赴武汉一线采访的通知时，我心里是有些诚惶诚恐的，不仅是怕自己因水平有限而完成不了任务，而且2月份的武汉疫情形势仍然严峻。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回答“听从指挥，随喊随到”。
记 者：你在武汉一共待了多少天？这段时间里你的生活和采访是如何进行的？
曾 散：经过有关部门的协调，2月26日中午，我乘坐高铁从长沙抵达武汉。那天的天气阴阴沉沉、寒意逼人，目之所至冷冷清清。在武汉与几位老师会合后，我们的采访在中央指导组宣传组的统一安排下进行。通过分工，我继续聚焦以“90后”为代表的青年抗疫群体。
截至4月初返回长沙隔离观察，我在武汉采访的时间近40天。受当时抗击疫情的氛围影响，感觉每个人都在奔跑，都在抢时间。所以我的采访节奏也比较快，几乎每天上午、下午甚至晚上都在外面跑。比如有次采访1992年出生的青年志愿者郑能量，我边采访边和他一起做志愿者，先是去硚口区荣华街建国社区给有需要的人送盒饭，后来又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搬运物资，去湖北省中医院送出院患者回家。那天到了后半夜就一直下雨，等我回到驻地时已是凌晨两点多钟，等再做好消杀工作，三点多才睡下。
记 者：在前线，你深度走访了哪些地区、采访了哪些人群？他们给你的突出感受是什么？你有哪些相关的采访计划？
曾 散：在此次采访过程中，我被许多平凡普通人的善良大爱所感动。因为我关注的是整个青年群体，所以我采访的面比较广，去的地方也比较多。比如医护人员，我采访了来自北京、湖南、辽宁、四川、贵州、浙江、河北等地的援鄂医疗队，也采访了雷神山医院、方舱医院等新建医院中的医护人员，还有同济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第四医院等本地医院的医护人员。
我也采访了许多志愿者，既有接送医护人员的爱心车队，也有帮助运送物资的爱心团队，他们大部分是自己贴钱在做好事。还有雷神山、火神山两座医院的建设者，有的人在医院建成后选择留守下来，维护医院的设备运转。他们都是普通平凡的劳动者，但从他们身上折射出的那种朴实善良的光让我感到温暖。
在水果湖街北环路社区的那次采访让我记忆犹新。1991年出生的张忻欣是社区的负责人之一，她带领几个人管理着一个近两万人的大社区。工作中，她数次目睹生离死别，还要处理许多复杂的突发事件。作为一个20多岁的女孩，她突然就被这次疫情裹挟着推到了最前线，挑起了最重的担子。我采访她的时候，她回想起“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时挨家挨户上门排查的那些时刻，眼泪不禁汹涌而出，浸湿了口罩，也令我万分感慨。换作是我，身为比她还大几岁的男子汉，我都不知道能否担得起这副沉重的担子。
跟消防队员去隔离点做全面消杀的那次经历，让我深切体会到两层口罩、两层手套、防护服、护目镜、脚套等全副武装带给身体上的难受。为了给楼道做彻底消杀，我从一楼爬到五楼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不仅胸闷气短，而且嗓子里根本发不出声音。尽管那天气温较低，但我依然大汗淋漓，护目镜也是模糊一片，几次都差点摔倒。结束任务后，那整个下午我依然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头晕晕乎乎的。我真正感受到抗疫一线人员的艰难，他们在每天的工作中，身体都遭受着如此巨大的考验。
我的采访基本覆盖了抗击疫情的各个行业。比如基层警察，我在硚口区公安分局采访时得知，疫情发生初期，分局就成立了一支以“90后”民警为主的青年突击队，日夜奋战在抗疫一线，协同社区转运病人，维护治安秩序，处理各种突发事件，为辖区内百姓解决各种困难。虽然他们的家就在武汉，但为了防疫工作，他们几个月都没有回家。
记 者：“90后”是你主要的采访对象，他们在抗疫过程中有着怎样的表现？你认为如何通过报告文学来表现其事迹、体现其精神？
曾 散：在整个抗疫群体中，医护人员和志愿者是主力队伍，其中“90后”甚至“00后”又占比最高。以4.2万名援鄂医疗队员为例，“90后”超过三分之一，是武汉保卫战的生力军。我在采访过程中最大的感受是，青年一代在茁壮成长。他们承担责任，履行义务，在国家面临危难之际勇敢地站出来，冲在前线，为抗击疫情作出巨大贡献。看到他们朝气蓬勃的身影，仿佛就看到了我们国家的希望和未来。
在不同的采访对象身上，我都能感受到一股积极向上的蓬勃力量。比如志愿者郑能量，他身上那种青年的奉献担当与责任感就非常夺目耀眼。汶川女孩佘沙、邓小丽、张琴则是怀着感恩与报答的心驰援武汉，奋战在一线。单骑逆行的甘如意，体现的是一种敢于吃苦、爱岗敬业的精神，更表现出危难时刻“巾帼英雄”的气概。李佳辰的母亲曾在一线抗击过非典，接过母亲的接力棒、也成为白衣天使的她如今在武汉抗击新冠病毒，从她们身上我看到了两代人的传承。还有方舱医院那众多的“90后”女医护人员，她们悉心照顾病人，给患者带去温暖与温馨。她们乐观开朗的性格和朝气蓬勃、生机盎然的气息，使得患者身心愉悦、放下心理负担，成为治愈轻症患者的一剂良药。这恰恰从各个侧面展现出这一代年轻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更深层次而言，他们身上也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内核。
记 者：目前，你已发表了哪些作品？你认为，面对灾难与不幸，报告文学有什么重要意义？青年报告文学作家的责任又在何处？
曾 散：一个多月以来，我紧锣密鼓地采访，其间创作了《爱的温暖与力量》《从汶川到武汉》《甘心》《迎风吐蕊 朵朵花开》《生命的节点》《湘水北去》等一系列报告文学作品，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上。文学的最终价值是温暖人心。报告文学写作在此次抗击疫情过程中起到了文学的“轻骑兵”作用，作家们深入现场、见证历史，记录抗疫前线的伟岸风景，以及每个个体背后的动人故事，让他们身上映射出的希望之光照耀更多人的内心。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身为一名青年报告文学写作者，我更应肩负起责任与担当，做时代的书写者和记录员。根据此次采访收集的素材，我正在创作一部反映青年抗疫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书写战“疫”中的青春之歌，力求全景式反映新时代青年在国家危难时刻不畏艰险、冲锋在前、舍生忘死的精神风貌，作品暂定名为《青春脊梁》。因为这些青年就是我们国家的未来，也将是我们国家的脊梁。